华西地标建筑钟楼和年轻时的李宗恩
文|蒋少龙，西南财经大学
最早知道华西坝是因为我有一个姨妈曾住在这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时我还小，成都的市区也仅限于府南河，也就是城墙之内。我姨妈居住的地方当时地处府南河外的乡郊，这里地势平坦，所以人们将这里称为“华西坝”。也许正因为是乡郊，记忆中我的姨妈好像有一个奶牛场或养有奶牛，牛奶是怎么来的大概就是我看见姨妈挤牛奶而得知的。
现在的华西坝，北起成都临江西路，南起一环路，东起人民南路，西起浆洗街。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和四家华西系医院是这里的标志，大学路、黉门街、电信路、九茹村、浆洗街等是居民居住的地方。
以前的华西坝虽在城外，但却曾是蜀汉都城的“中园”旧址，刘备游幸之地；后来又是五代蜀王孟昶的后花园。陆游《故蜀别苑》咏梅，有“蜀王故苑犁已遍，散落尚有千堆雪。”近代华西文人林山腴也有“中园旧说梅林胜”，“冶春故事记中园”等诗句。
雅称虽多，但让华西坝真正出名的还是1910年由英国、美国、加拿大五个基督教会在此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从此“华西坝”名扬海外。
五个教会即“英美会”、“美以美会”、“浸礼会”、“圣公会”和“公谊会”。选址成都新南门的华西坝，占地四百余亩，校名华西协合大学，最初设文、理、医牙三个学院。
20世纪初，英国建筑设计师弗列特荣.杜易（1861—1927年）不远万里来到成都，把西方最时髦的大学建筑风格引入华西协合大学建筑设计，并借鉴故宫建筑群以及川西民居风格，开启中西融合的“中国式新建筑”实践，在华西坝上留下了独特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设计。这些建筑布局对称，青砖黛瓦，画栋雕梁，从布局到风格在当时都算是独一无二。梁思成对此评价说：“这些中国早期古典复兴式建筑极其重要”，至今都是受保护的“华西老建筑”（见下图）。
这里的老建筑，乍一看是中式的砖瓦和雕梁画栋，却能在里面发现西洋的建筑结构。华西钟楼、怀德堂、嘉德堂……
既有中国古典园林的雅致，又有西式庭院的纷繁，融会贯通，创立了中西合璧的建筑群体。
历经百年，钟楼依然屹立，它仍旧是华西的标志性建筑。钟楼是中西结合式结构，砖木结构2层，塔高24米，第一层为单檐歇山式，第二层为四方攒尖顶，塔顶嵌巨钟，四面可见。塔顶原为哥特式造型，1954年，设计师对其进行了“微整”，去掉原来的哥特式塔顶，改建加高成中国传统建筑屋顶形式中最为复杂的十字脊歇山顶。教学楼、办公楼都以钟楼为轴心，分列于四周，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典雅大方，形体曲线优美流畅。
抗战时期，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先后迁来，在华西坝汇集。这些大学借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继续办学，一时间大师云集，构筑了最辉煌的学术地标。
此时人们将华西坝五大学誉为“Big Five”(五强)，也习惯称这一时期为抗战“五大学时期”。联合办学期间，五大学的设施比地处昆明的西南联大高级了不少，不仅保持了原来的教学规模，甚至还增加了新的科系（最多时有5个学院、70多个系及一些专修科），新修了一些建筑，在校学生超过5000人。
这个时期，华西坝群贤毕至，构建了辉煌的学术地标。陈寅恪、顾颉刚、冯友兰、吕叔湘、钱穆、许寿裳、闻宥、徐中舒、蒙文通、朱自清、张大千、马悦然、文幼章……无数的名流学者都与华西坝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李约瑟、海明威、林语堂等人也曾前来华西坝讲学交流。
陈寅恪曾著有《咏成都华西坝》一诗：
浅草方场广陌通，小渠高柳思无穷。
雷奔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
酒困不妨胡舞乱，花羞翻讶汉妆红。
谁知万国同欢地，却在山河破碎中。
时光荏苒，100多年过去了，“华西老建筑”还在，然2024岁末已易名为“四川大学早期建筑”。这块石碑就立在华西坝的钟楼下面，取代了原来刊刻在钟楼墙上“华西坝老建筑”的标牌。
我们知道，作为“华西精神图腾”的华西钟楼建于1925年，1926年落成，原名柯里斯纪念楼，英文名 the coles memorial clock tower，由纽约柯里斯捐资建成。
历史的事实是，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的5个教会组织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始于1910年，校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府南河畔的华西坝。而四川大学在1931年方才建立，其早期建筑与华西，没有任何关系。
显而易见，原华西协合大学历史建筑，历史存在的事实不应该被抹去。比如国内其他地区处理近代历史古迹的实例便可证明：
从上两图可见，原齐鲁大学和省约翰大学的老建筑，碑文仍是“原齐鲁大学近现代建筑群”、“圣约翰大学历史建筑群”。而非山东大学早期建筑和华东政法大学早期建筑。
为保护华西坝历史建筑，成都市人民政府于2007年和2011年，两次以“华西坝老建筑”和“成都历史建筑”之名，为原华西怀德堂等10余处建筑挂牌，列入不可移动的历史保护建筑。对于受保护的文物，准确命名，这才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
那么，“华西坝老建筑”何以变成“四川大学早期建筑”了呢？原来都是并校惹的祸。
按教育部（2000）171号文件，“关于四川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四川大学的决定”，川大与华西合并组建新的四川大学。按此逻辑，2000年之后，老的四川大学已经不复存在，不复存在的老的四川大学更不可能拥有原华西医科大学的历史建筑。用“四川大学早期建筑”之名，显然无法实事求是描述保护对象，即华西协合大学建筑群。
两校为什么合并，组建新的四川大学？原来是为了进“211”。所谓“211”，乃是二十一世纪组建100所重点大学之谓也。原华西医科大学和四川大学都想进“211”，但名额只有一个。没办法，只有两校合并，这才正式成为“211”大学。
是耶非耶？成都一批文化界人士向现四川大学校长汪劲松提出一份《关于钟楼立碑的报告》，建议尽快修正钟楼下的石碑铭文。或沿用成都市人民政府的“华西坝老建筑群”，或按北大方式用“华西协合大学旧址”。还要请补刻上：“成都市人民政府立”字样。
修订碑文，体现了尊重事实，自信、公正的立场，亦是实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四川大学校训的典范。相信能得到全体川大师生，以及海内外原华西校友的认可。
其实，华西老建筑碑文易名，还不是最惨之事，毕竟华西老建筑还在。而有的大学却连老建筑甚至人都没有了。
比如1938年初，由原上海圣约翰大学分离出来新建的光华大学在抗战烽火中内迁成都西郊办学，设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此地由此得名光华村。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本部得以恢复，成都分部交四川省地方接办，更名为私立成华大学，与上海光华大学成为一脉相承的兄弟学校。1952年10月全国院系调整，私立成华大学改为公立，并以成华大学为基础先后合并西南地区16所财经院校、综合大学（包括重庆大学、华西大学）的财经系科组建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
校内的老黄楼建于四川财经学院时期，共有三层，一层外刷红漆，二三层外刷黄漆。早年时老黄楼用作各学院负责人办公室。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停止办学，老黄楼因此沉寂多年。1978年复校后，老黄楼是校园内唯一一座保存下来的老建筑，成为78、79级学生公寓。黄楼见证了新一代西财人从废墟上在重建学校的始末，伴随人们走过60多年。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成为危楼，不再使用，后被拆除。
黄楼拆除后，现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校区再无一幢老建筑，唯一留下的只有一株铁树。这株V字形的铁树，系光华大学迁校时所栽，寓意抗战必胜、教育必兴。
还有更惨的是人没有了，这就是李宗恩。李宗恩是谁？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
显然，这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人。
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是医学界响当当硬邦邦的四块金字招牌。而这位被遗忘的李宗恩，就是大名鼎鼎当年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个握有实权的华人院长，更因为他是1957年医药界最大的右派分子。
不应被遗忘的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一个创举是建立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1916年协和医学院选址动工，1921年落成并正式命名。1947年，协和董事会一致通过决议，任命李宗恩为协和医学院院长。这一任命，是由由董事长胡适正式通知李宗恩的。
李宗恩（1894—1962年），1913年，李宗恩进入英国著名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30岁回国进入北京协和，1937年，李宗恩因他在临床、教学、和研究方面出色的能力，被中国医学基金会晋升为襄教授。
“八一三”以后，抗战全面展开。经淞沪血战，上海沦陷。战线随之西移，抗战形势趋紧。教育部决定将正在筹备的武汉大学医学院改建到更为安全的大西南，成立国立贵阳医学院，以接纳从华北及其他敌占区退下的医学院学生。该院的筹建由李宗恩等四人负责。教育部下达聘书，聘请这四位医学专家为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李宗恩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经过紧张筹备，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宣告成立，教育部正式聘任李宗恩为院长。几年下来，在西南边陲，于荒僻之地，李宗恩等一流教授以血水奔流的方式，培养出合格的医科学生，由是激发出人们在战争中拯救生命的热望。化育人才，弦歌不辍。这所原本不为人知的贵阳医学院，在硝烟中名声遐迩，引得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等人也来贵阳参观。
出色的业绩，使李宗恩荣获了中华民国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获此勋章的，有国民党高级数十位将领：何应钦、程潜、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有八路军三位将军：朱德、彭德怀、叶剑英。
在此期间，朱家骅、王世杰二人以介绍人身份为李宗恩办理了国民党党员手续。按照当时的规定，学校的校长、教务主任及训导主任应是国民党员。为了千辛万苦办起来的贵阳医学医，李宗恩接受了这个事实。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后20年，在反复的政治历史审查中，他却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这个“事实”。
抗战结束，1947年3月12日协和董事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选举李宗恩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任中国院长。
1948年，国民政府有个“抢救学人”活动，即胡适、傅斯年亲自出面动员一些顶级学者教授离开北平，飞赴台湾。在国民政府开列的名单里，也有李宗恩。但他回绝了，说自己要留下。李宗恩选择了协和，因为台湾没有协和，协和在北京。
1951年1月20日，李宗恩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去电报，电文只有一句话：”1月20日本院收归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的合作历经35年后，骤然而止。也就在这一天，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全面接管。学校和医院改为：“中国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院长李宗恩。
1952年的元旦，中国协和医学院划归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建制，即移交军委。协和高级护校停止招生。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开展“三五反运动”在知识分子当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人民日报》在“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专栏里，刊登了李宗恩文章《我和协和医学院》。这是一个知名科学家、教育家的响应号召，在政治运动中“自我反省”的开始。
1953年，协和医学院停止招生，改为为全军培养高级师资和提高部队医务干部水平，向干部进修学院过渡。对这样“完美的结果”，李宗恩无话可说。
李宗恩经章伯钧介绍，加入了农工民主党，和章伯钧夫妇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往来。往来的形式从开会、座谈，到拜访、吃饭。往来的前期内容是发展医药界人士参加农工党；后期内容则是“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
这是他们的交往，也是他们的罪行。
他的“右派言论”如下：
他从科学主义原则出发，认为传统医学缺乏检测手段，缺少科学的数据，应用时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对于西医疗效已经肯定的疾病，他反对中医介入。
对几年来协和的工作评估，他认为“整天忙乱，成绩不大；工作没有制度，抓不住重点”。
当然，还有经章伯钧的推荐，李宗恩担任了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章伯钧还准备推荐他担任中央卫生部（非中共人士）副部长。
于是他被打成右派，全家被驱逐出北京，人要离开协和，去昆明医学院教学。
在昆医，他每天在门诊部忙碌，甚至晚间值班。1960年，中央有人来视察，说了一句：“李宗恩年老体弱，不宜看门诊。”后来又突然通知67岁的李宗恩，调到图书馆去整理外文期刊资料。服从调动的李宗恩，无论走到哪里、也无论干什么，都是兢兢业业。由于英文超好和专业超强，整理外国医学期刊自是驾轻就熟，甚至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
1962年的某一天，68岁的李宗恩悄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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