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村史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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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管驿前村位于鄱阳湖畔鄱阳县县治所在地——鄱阳镇之西南，明清时期称之为柳林津。柳林津处有“官驿”，即鄱阳驿，时光流转，柳林津的叫法远不如“官驿”前村说明其地理位置来得精准与方便，加之，鄱阳县地方方言发音之使然，即“官驿前”村在鄱阳方言中发音为“管驿前”、“馆驿前”，日久人们多书为“管驿前”，古渔村“管驿前”叫法由此而来。管驿前村史最早可溯至宋代，村落历史悠久，渔业发达，渔史也可溯源至清代康熙年间，古渔村管驿前渔业民俗旅游大有可为。

关键词：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

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浩淼无垠，水资源丰富，鱼类众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世代生活在鄱阳湖畔的百姓而言，这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天然经济因素，湖畔百姓自然以渔营生，以湖为家，以鱼为食，渔业经济凸显，渔业文化、渔业习俗流转，关于鄱阳湖渔业文化的研究，学界早有关注，而对于鄱阳湖渔业文化的根基载体——古渔村村落文化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文试以鄱阳湖畔古渔村管驿前为线索，探究古渔村村名之来由，溯源管驿前古渔村之村落文化，挖掘鄱阳湖古渔村之渔业文化、民俗旅游等，对于时下鄱阳湖生态文化与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对于民俗旅游等都具有一定的标示作用与文化引导意义，谨此抛砖引玉，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管驿前村所属府县———鄱阳县

管驿前村位于鄱阳湖畔鄱阳县之县治——鄱阳镇的西南，在研究管驿前村史前，有必要了解该村接壤且之所属县治——鄱阳县。据有关资料记载，江西鄱阳湖区历史最早的县市之一为鄱阳县，《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并《鄱阳县志》载：“按县名，在西汉当做‘番易’，《汉书》载十八县，遽称‘鄱阳’，书成于东汉也”；“秦并天下，为番阳县，属九江，东汉加邑为‘鄱’，至隋更为‘饶州’”。此《鄱阳县志》载明代章凤应的《景泰庚午续志序》一文，章云：

鄱阳自秦置县后，汉加邑为鄱，至隋开皇十年，因以物产丰饶，改曰‘饶州’，而鄱隶焉”。

《鄱阳县志》又载：

汉高帝五年，颍阴侯灌婴渡江，定豫章郡，章郡领十八，鄱阳为第四县。

隋开皇元年，平陈置洪州总管府，改鄱阳为饶州。

开皇九年，改广晋为鄱阳以在鄱水之北，故曰鄱阳。

明初，饶州府领县六，正德七年，姚源盗，平析鄱阳、余干、乐平、贵溪地，立万年县，领县七。

以上知，“饶州”之来历，鄱阳之历史，史料说明春秋时期，鄱阳先属楚，后入吴，秦时为“番”，东汉时，“番”改“鄱阳”，隋开皇元年，改“鄱阳”为“饶州”，开皇九年，又改回“鄱阳”；明初，饶州府下设七县，其中有鄱阳县，可见，鄱阳县之历史悠久。

鄱阳，地处鄱阳湖之滨，自古以来，物产丰富，水系发达，民阜年丰。《鄱阳县志》载：“夫鄱，固岩邑，宅彭蠡之滨，其地沮洳，其俗织啬，其君子乐易而敦诗书，其小人醇谨而力稼穑，泽有蒲鱼之饶，山有林麓之利，帆樯四达，商贾辐辏，诚吴楚间一大都会”。古代鄱阳经济繁荣，湖泽盛产鱼类，山有林木，商业发达，船来帆往，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景象，古鄱阳已是吴楚间的一个大的都会城市。至于鄱阳县名的来历，是县以湖为名，还是湖以县为名，古人亦难考，此《鄱阳县志》载：“不知湖以邑而得名耶，抑邑反以湖而名耶，是皆未可知”。对此，笔者亦不予以考究，而管驿前村位于鄱阳湖畔的鄱阳县县治——鄱阳镇之西南，其所属县治——鄱阳县之历史久长已众所周知。

二、馆驿前村之“管驿汛”与“馆驿前汛”

岁月变迁，然探究“管驿前”一村之史，探寻管驿前村名之来历，考察其经济文化之发展脉络等，犹如沧海探寻一粟，实属难矣。查阅《鄱阳县志》（道光四年【1824】刊本），在《鄱阳县志·县境图》西南处有一标示（见图 1）为“管驿汛”；另查阅《鄱阳县志·防卫志》（同治十年【1871】刊本）有载：

添设双港陆塘汛十四处：馆驿前汛（西路陆汛）、黄龙庙汛（东路陆汛）、故县渡汛（东路陆汛）、太阳埠汛（东路陆汛）、凰岗汛（东路陆汛）、鲇鱼山汛（东路陆汛）、双港汛（西路陆汛）、乔木湾汛（南路陆汛）、童子渡汛（北路陆汛）、章田渡汛（北路陆汛）、德新桥汛（东路陆汛）、宝胜桥汛（北路陆汛）、板桥汛（北路陆汛）、石门汛（北路陆汛）。

文本记录鄱阳县添置十四处陆塘汛，其中第一个便是“馆驿前汛”，此与《鄱阳县志·县境图》（道光四年刊本）中的“管驿汛”是否为同一地名？或只是书写不一，一书写为“管驿汛”，一书写为“馆驿前汛”。在县境图中，“管驿汛”处画有旗杆与瞭望台的图标，如“”，表明此地有驻军，即此“汛”不是水汛。《鄱阳县志·防卫志》载，“旧志载鄱阳水陆塘汛一十五处，系饶营千总专汛有水路汛，每汛饶营派拨目兵五名巡防，独石门汛派拨弁兵十名”。两县志的“汛”意思应相互一致，即“汛”均表示一兵营单位，每汛派兵五名，负责巡防。在清代绿营兵制中，“汛” 是基层兵制单位，其士兵称之为“汛兵”，其地为“汛地”，此《辞源》解释“汛”为：“军队戌防地称汛”，汛地为“明清军队防守之地”。

另从《鄱阳县志》（道光四年）的县境图标示的地名方位来看，“管驿汛”后方为县治的西南城门——月波，“管驿汛”东北处有“晏公庙”，“管驿汛”的正东即正前方为“鄱江”，《鄱阳县志·城池志》又载：

门六，北曰：“灵芝”，东曰：“永平”，南曰：“鄱江”，西南曰：“月波”，西曰：“洲”，东北曰：“朝天”。

在清代，鄱阳县治分别有六个城门，其中西南的城门称“月波”，《鄱阳县志》载：“月波，即高门，自鄱江门，至此二百步”。材料表明，鄱阳县城的西南门——月波门即高门。笔者少时求学于高门的鄱阳县鄱阳中学，对高门坡下的管驿前村地理位置了然知晓。《鄱阳县志·县境图》（清代道光四年刊本）载“管驿汛”方位与今“管驿前”村的地理位置是完全吻合的，即今“管驿前”村地理位置，其后为“高门”——鄱阳中学，其前临“鄱江”，并村东北处为“晏公庙”，与史料一一对应，无一疏漏，以上材料表明“管驿汛”在清代道光四年（1824）便设有，其地亦称之为“馆驿前汛”，“管驿汛”即“馆驿前汛”，“管”、“馆”不同，仅为人们书写不一。

笔者查阅同治十一年（1872）《饶州府志·饶州城图》刊本（具体见图2），饶州府治所在地为鄱阳县，该图在同样方位处也标示为“管驿汛”，虽该文字书写较为难辨，但“管驿”两字清晰，同时，在“管驿汛”处，图者还描绘了村庄之村舍的场景，可见，“管驿汛”处是有村庄的，其时其名是否就称之为“管驿前村”，此待进一步考究，但《鄱阳县志》与《饶州府志》的两志的鄱阳县境图均标示为“管驿汛”，可见，“管”的书写较为常见或也更为准确。

三、馆驿前之“官驿”———鄱阳驿

《鄱阳县志·县境图》（道光四年刊本）中标示为“管驿汛”，《鄱阳县志》（同治十年刊本）文本又记录“馆驿前汛”，而《饶州府志》县境图又标示为“管驿汛”，三者标示中有两版本相同，一版本相异，是否此地原有官驿？是否为“官驿”之笔误？

《鄱阳县志》载：

芝山驿，在南保坊，洪武八年，知府王哲即旧廨增修，元曰鄱江驿，后名鄱阳驿，洪武九年，改名芝山驿，今裁。

南保坊，在月波门外，并鄱江南岸皆是，旧名下西关。可见，芝山驿就在鄱阳县城之月波门外，说明月波门即高门处有“官驿”，此明洪武八年（1375）设立，几经更名，原为“鄱江驿”，后改称“鄱阳驿”，再更名为“芝山驿”，此与笔者之推测完全相符，正因官驿的存在，而村庄恰好位于“官驿”之前，因此“管驿前村”的叫法由此而来。

然而，不同年代和不同版本的《鄱阳县志》，有“管驿”和“馆驿”的两种写法，是否为古人之笔误？今人原鄱阳县文联主席郭淼彬先生认为，鄱阳本地方言中，“官、管（馆）”不分，其发音常将“官”说成“管”、“馆”，而“管”、“馆”同音，日久，人们根据读音，书写时可能分别写成 “管驿汛”和“馆驿前汛”了，此《波阳县志·方言》有载：“普通话韵母 uan，在鄱阳镇的方言读为 uon”，即在鄱阳本土方言中，“官”发音为“管”对此，笔者深以为然，解释是很有道理的，正因地方方言的缘故，人们常将“官”读成“管”或“馆”，修志的前代文人也自然书写成“管”或“馆”，而或又多书写为“管”。

四、管驿前村之前称“柳林津”

在管驿前村田野社会调查时，村里七十九岁占长林老人说，他母亲106岁，于2013年去世，按照占长林老母亲的说法，管驿前村以前叫“柳林湾”，后又称之为“管驿前村”，然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改称的，此难考。笔者在管驿前村晏公庙内，见晏公神像背后两根柱子上有一对联，上联是“千户乐住管驿前力求家福人健”，下联是“百姓安居柳林湾心愿纪盛国泰”，对联中“管驿前”与“柳林湾”相对，可见，“管驿前”村之前叫“柳林湾”是有一定的根据的，村民大多数予以认同。笔者在晏公庙的后院，见有两棵百年老树，叫“刺榨”，树干有近一人抱粗，枝叶茂盛，一看便知为百年老树，而古树前有一碑，碑文记“树距今有五百二十余年，约长于1488年”，显见，晏公庙历史悠久，有庙必有村，足见庙所在村之村史亦为久远。

关于晏公庙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鄱阳县志》载：

晏公庙在城西柳林津，明洪武间创立，官民楫出泊必祷，棠阴、立德乡、安吉社具有庙。

文本知，晏公庙创建于明洪武年间，其位于鄱阳县城西的一个叫“柳林津”的地方，从《鄱阳县志·县境图》知，“晏公庙”、“管驿汛”、“月波门”、“鄱江”很近，而今晏公庙在管驿前村内，材料表明，“管驿前”村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时就称为“柳林津”，亦推知明洪武年间，“管驿前”就称“柳林津”，此与晏公庙内的对联及村内占长林母亲所说的“柳林湾”是不谋而合的。

对于“柳林津”，此《饶州府志》（明正德六年【1511】刊本）与《鄱阳县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本）分别载，“史公柳，在鄱江滨，即今柳林，宋知州史定之植以休息行人”；“史公柳，史汉柔唐末避乱，自漂阳迁饶，植柳沿江，今柳林头是也，宋知州史定之立碑，大书“史公柳”三字，后碑圯”。两文本均言及“鄱江边的柳林”之来历，“史公柳”即鄱江滨的“柳林”，即“柳林津”，此柳林津的历史起码可溯源到明代正德六年，即1511年，远亦可溯源至宋代。

对“管驿前”叫法的来由，民俗专家、鄱阳籍学者、温州大学邱国珍教授的《消失与变异：管驿前村渔业习俗调查》一文，文中对于“管驿前”的来历，她认为，管驿前从前叫“柳林津”，因历史变迁，原名遗忘而今只称“管驿前”，“管”是“馆”的误笔所至。中山大学饶琴的硕士学位论文《鄱阳湖区晏公信仰研究——以鄱阳县管驿前晏公庙为个案》，她也认为“管驿前”之前叫“柳林津”，但两位研究者均未列出叫法的具体原由，但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明清时期，“管驿前”村叫“柳林津”。“津”,《现代汉语词典》注释为“渡口”。可见，“柳林津”村这原本是一渡口，从《鄱阳县志·县境图》知，晏公庙的地理位置与高门接壤且非常近，高门有渡，叫高门渡，旧为浮桥。而柳林津也有渡，同一个地点少有可能同时存在两个渡口，或可能“柳林津”即“高门渡”。《鄱阳县志》有载：

浮桥，在芝山驿前，横亘鄱江，为古马站道几，用船三十六只，联以铁索，宋知州史定之创，今废”。

另《饶州府志》（明正德六年（1511）刊本）亦载：浮桥渡，在馹前”，“馹”即“驿站”。高门渡即浮桥渡，浮桥渡在芝山驿前，即高门渡在芝山驿前，亦“柳林津”在芝山驿前。时至今日，该渡口依然存在，只改称为“馆驿前渡口”（如图3）。

时光流转，因“柳林津”的地方渔民增多，慢慢形成了渔村，人们对“柳林津村”的叫法远远比不上“官驿前村”来的响亮，也远远比不上“官驿前村”解读其具体的地理位置来的那么精准与方便，久而久之，“官驿前村”的叫法自然而然的取代了 “柳林津村”，又因 “官” 在鄱阳方言中为“管”，“官驿前村”日渐演变成“管驿前”，以至今天，人们仍习惯称之为“管驿前村”。

五、管驿前村之渔史

笔者在管驿前村田野社会调查，了解到在村里主要有张、占、邱的三个大姓，查阅该村占、张姓宗族谱，又据张姓宗族谱管理人介绍，管驿前村张姓族人的先祖叫 “应寿公”（图4张姓宗族谱），其于宋代搬迁此，该族谱载：“应寿公，乃我管驿前及油墩街张氏宗族之发祖，初由徽州迁饶州鄱邑，后其妻携幼子改嫁，馀二子，一留鸟墩街（油墩街）定居；一随父来管驿前村，以渔为业”。在族谱中，一个叫张鉴日的曾孙张元玉，其记载稍详：“字振余，生于乾隆癸卯年（1783）八月二十二日，殁于咸丰丙辰年（1856）五月十四月，娶妻宋美珠，与夫合葬门口山，坐南向北。生三子，世平、世庆、世光”。从谱中张元玉的生平介绍看，张元玉生于1783年，其曾祖父张鉴日出生年代想必更早，以此推知，管驿前张氏搬迁至管驿前村起码也是明代了。

翻阅张氏宗谱时又发现，在“世”字辈中一个叫“张世荣”的，其介绍为：“字胡椒，生殁不详，葬芝山白露岭，坐西向东。相传胡椒公颇有胆识，为族人争湖捕鱼，在县衙大堂，据理陈词，在诉讼中赢得胜利。娶王氏，生不详”。该宗谱“张世荣”与张元玉的三子“张世平、张世庆、张世光”是同辈之人，其出生年代应相差不多，因“世”字辈的生活在清代咸丰年间，故张世荣为族人“争湖捕鱼”，其时也应在清代咸丰年间。以上可以推知，清代咸丰年间，管驿前村民就以打渔为生，渔业是该村主要的经济支柱之一，渔业纠纷亦时有发生。

《鄱阳县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本）载叶楚庭的《东湖漫兴五首》之一：

柳林港口夕阳低，撡撡昏烟鸦饥啼。

渔父卖鱼还买酒，相呼齐过画桥西。

“柳林港口”亦“柳林津”，此又与前文遥相佐证，即“管驿前村”之前叫“柳林津”，也说明柳林港口“渡”的存在；“画桥，在永平门，泄东湖水，甃石与街等同，德新桥、永平桥称三给浪”。上文知，柳林港在高门，高门在月波门外，月波门在鄱阳县的西南，永平门为鄱阳县之东门，从而知之，渔人们从西的“柳林港”口往东头的“画桥”而去，夕阳西下，“卖鱼还买酒，相呼齐过画桥西”，从诗人描述的场景知，柳林港口渔舟云集，渔家卖鱼买酒，柳林津的渔村风貌跃于纸上。

综上述，管驿前村为古渔村，已无非议，其渔史至少可追溯至康熙年间。时光荏苒，社会变迁，时至今日，管驿前村子已发展成为鄱阳渔业重镇，声名远播。全村500余户，3000多人口，村民分两种户籍，一是渔民户籍，一是城镇社区户籍，此两种户籍均任由村民任选，对于愿意继续打渔营生的家户，多选择渔户，对于已改行从事其他行业的家户，一般选择社区户籍，如今，全村常有渔民约80余户，渔户们仍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水上生活，每天管驿前进村街道的两边，卖鱼的摊贩与买鱼的人们络绎不绝，鱼腥味夹杂着百年的渔味陈香流播四方。

六、小结

古渔村管驿前位于鄱阳湖古县鄱阳县县治所在地——鄱阳镇之西南，鄱阳县历史悠久，而与县治接壤的古渔村管驿前，该村村史久长，其初称为“柳林津”，其史可溯及宋代，“史公柳，在鄱江滨，即今柳林，宋知州史定之植以休息行人”。因“柳林津”有渡，也有明代之官驿，即鄱阳驿，亦称芝山驿。时光流转，社会变迁，“柳林津”的村名远远比不上“官驿前”村介绍与说明其具体的地理方位来得精准与方便，时至久远，“柳林津”渐渐淡忘出人们的印象，“官驿前”村的叫法逐渐取代“柳林津”。

在鄱阳县地方方言中，“官”与“管”、“馆”发音不分，方言中人们常将“官”读成“管”或“馆”，因此，古代修志的文人们在《鄱阳县志》里常有“管驿”和“馆驿”的两种写法，而书写较为多见的为“管驿”，“管驿前村”叫法由此而来。

管驿前村村史久远，其渔业文化也很久长，管驿前张姓宗族谱与《鄱阳县志》有关记载等均可推及管驿前村之渔史，其近可溯源至清代康熙年间，其远亦不可估算。柳林津即管驿前村，位于鄱阳湖畔之古县鄱阳县，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天然农渔经济，决定了管驿前村民们的生产与生活，百年渔村管驿前的渔业生产与习俗必然随同鄱阳湖经济生态区建设的号角而焕发出新的生机，商旅差客出差鄱阳，其必观临古渔村，看渔、吃鱼、买鱼，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之渔业民俗旅游亦必将大有可为。

作者：程宇昌

来源：《农业考古》2015年第6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汪依婷

审订：朱琪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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