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出了那个门,就再也别回来了!”我指着门厉声喊道。

雨欣流着泪瞪着我:“好,我走了就不回来!”

就这样,她一走就是15年。

十五年后,我躺在医院病床上,回忆起那个雨夜。

我为治病卖掉了房子,孤独又无助。

主治医生总是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熟悉的眼睛。

“张阿姨,您的女儿在哪?”她问。

“出国十五年,再没回来。”我苦笑。

医生的手微微颤抖,眼神闪烁。

我没想到,命运会给我一个无法想象的答案……

01

我叫张兰芳,今年五十八岁。

雨又下起来了。

我靠在病床上,看着窗外模糊的景象。

水珠顺着玻璃滑落,像极了我干涩眼眶里蓄不出的泪水。

护士进来换药,动作轻柔。

“张阿姨,今天感觉怎么样?”

我摇摇头,没有回答。

自从确诊肝癌晚期,我的世界就只剩下白色。

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药片,还有医生们白色的口罩。



我的视线落在床头柜上的日历。五月十八日,雨欣的生日。

十五年了。

我的女儿,我唯一的孩子,已经十五年没回过家了。

我闭上眼睛,回忆如潮水般涌来。

雨欣从小就聪明。

她五岁能背唐诗,八岁能解应用题,十岁时已经能流利地弹奏《梁祝》。

但最让她骄傲的,是她父亲,一位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

每次看到丈夫穿着白大褂回家,雨欣都会兴奋地扑上去。

“爸爸,今天又救了多少人?”

丈夫会把她高高举起,笑着说:“今天爸爸做了一台特别难的手术,病人已经没事了。”

雨欣的眼睛会亮起来,像星星一样。

“我长大也要当医生,和爸爸一样救人!”

那时的雨欣只有七岁,但她的梦想从未改变过。

可惜天不遂人愿。

雨欣十六岁那年,丈夫因长期过度劳累,突发心梗离世。

那天晚上,我抱着痛哭的雨欣,心如刀绞。

“妈妈,我一定要成为一名比爸爸还要好的医生。”雨欣哭着说,“我要救更多的人。”

我没有回应,只是沉默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丈夫走后,我靠着自己的小店维持生计,供雨欣继续学业。

她更加刻苦,成绩始终保持在年级前三。

我以为时间会冲淡她的医学梦想,但我错了。

高考那年,雨欣以全市第二的成绩考入了省重点。

填报志愿时,我们有了第一次激烈的争执。

“我要报医学院。”雨欣坚定地说。

我放下手中的碗,声音提高了八度:“不行!”

雨欣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为什么不行?这是我的梦想,也是爸爸的心愿。”

我擦了擦手,走到她面前。

“雨欣,妈妈不是不支持你的梦想。医生这个职业太苦了,你爸爸是怎么走的,你忘了吗?”

“我没忘。正因为没忘,我才更要当一名医生。”

“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日夜颠倒,没有休息时间,随时面对生死,承受巨大压力。妈妈不想你重蹈你爸爸的覆辙。”

雨欣的眼圈红了。

“妈,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准备,你怎么能在这时候阻止我?”

“正是因为爱你,我才不能让你走这条路。”

争吵持续了整个晚上,最终以雨欣摔门而去告终。

第二天,我趁雨欣上课,偷偷去教务处改了她的志愿,从医学院改成了经济管理专业。

我想,商科毕业后找工作容易,收入也高,雨欣会感谢我的决定。

我没想到,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02

一周后,雨欣拿着志愿表冲进家门。她的脸色苍白,手微微发抖。

“妈,你改了我的志愿?”

我无法否认,只能点头。

“我这是为你好。”

雨欣的眼泪夺眶而出。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这是我的人生!”

“我是你妈妈!我比你更清楚什么对你最好!”

“你只是不想让我当医生,因为你害怕!你害怕我会像爸爸一样!但这是我的选择,我的人生!”

我也哭了。

“是的,我害怕!我害怕有一天接到电话,说你因为过度劳累倒在了手术台上!我已经失去了你爸爸,我不能再失去你!”

雨欣深吸了一口气,擦干眼泪。



她的表情变得异常平静,这种平静让我感到恐惧。

“妈,我已经申请了国外的医学院,用爸爸的保险金和我这些年存的钱。我被录取了。”

我的世界崩塌了。

“你什么时候……”

“在你背着我改志愿之前。我本来想着国内读完本科再出国深造,但你的行为让我明白,我必须现在就走。”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的气氛降到冰点。

我们几乎不交流,像两个陌生人一样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出国前一天晚上,雨欣终于开口了。

“妈,明天我就走了。”

我正在厨房切菜,听到这句话,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

“你真的决定好了?”

“嗯。”

“那边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你一个女孩子怎么生活?”

雨欣轻声说:“我会想办法的。”

我放下菜刀,转身看着她。

“雨欣,听妈一句劝,别去了。国内的大学也很好,你可以学其他专业。等你以后工作了,生活安定了,想出国旅游,妈妈供你。”

雨欣摇摇头:“妈,你真的不明白吗?这不是关于钱,也不是关于前途。这是关于尊重。你没有尊重我的选择,没有尊重爸爸和我共同的梦想。”

“梦想?梦想能当饭吃吗?现实点吧,雨欣。”

雨欣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失望。

“妈,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支持我学医吗?”

我沉默了。

雨欣等了几秒,苦笑一声。

“我明白了。”

第二天清晨,我起床发现雨欣已经收拾好行李。

她站在门口,穿着那件蓝色的连衣裙,是她爸爸生前最后一次给她买的礼物。

“妈,我走了。”

我的喉咙发紧:“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你恨我吗?”

雨欣看着我,眼里有泪光:“我不恨你,我只是不理解你。妈,如果有一天你能理解我的选择,请给我打电话。在那之前,别联系我。”

“你这是要跟妈妈断绝关系吗?”我的声音哽咽了。

“不是断绝关系,是给彼此一些空间。妈,我爱你,但我也必须爱自己,尊重自己的选择。”

说完,她拉起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我站在原地,泪流满面。

03

那天之后,雨欣真的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最初的日子,我时常守在电话旁,希望能接到她的电话。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电话始终没有响起。

我的思念和担忧逐渐被固执和自尊取代。

亲戚朋友问起雨欣,我只说她在国外读书,过得很好。



我从不提及我们的矛盾,也不告诉任何人我和女儿已经失联。

第一年过去了,雨欣寄回了一张明信片和一个小包裹。

明信片上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妈,我很好,不用担心。学业有点紧张,打工也很累,但我撑得住。照顾好自己。”

包裹里是一条围巾,上面绣着我喜欢的梅花图案。

我把明信片和围巾锁进了抽屉最底层,既不回信,也不打电话。

第二年,雨欣又寄来一封信和一盒茶叶。

信中说她通过了医学院的初级考试,开始接触临床。

她在信的末尾写道:“妈,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没有回复。

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雨欣每年都会按时寄来信件和礼物。

有时是当地的特产,有时是她亲手制作的小物件。

所有的信件和礼物,我都原封不动地收进了那个抽屉,从不拆开,从不使用。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雨欣的联系逐渐变少。

从一年两三次,变成一年一次,最后只在每年的春节和我生日时发一条简短的问候短信。

我也渐渐习惯了没有女儿的生活。

小店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我也上了年纪,不得不关门歇业。

靠着之前的积蓄和微薄的退休金,我过着简单而孤独的生活。

十年过去了,我通过雨欣表姐的社交媒体,得知她已经成为一名肿瘤专家,在国外的医院工作。

照片中的她穿着白大褂,站在科室门前,笑得自信而明媚。

她长得越来越像她父亲,尤其是眼睛,清澈而坚定。

我想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妈妈为她骄傲。

但每次拿起电话,又想起自己曾经的固执和她离家时的决绝,便又放下了。

我和女儿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谁都不愿意先迈出那一步。

直到去年冬天,我开始感到不适。

起初只是轻微的腹痛和消化不良,我以为是普通的胃病,吃了些胃药就没在意。

但症状越来越严重,我开始出现黄疸和持续的发热。

社区医院的医生建议我去大医院做详细检查。

CT报告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心沉到了谷底。“肝脏可见多发实性占位,最大约5.6cm×4.8cm,考虑恶性肿瘤可能性大。”

市里医院的专家会诊后给出了最终诊断:罕见类型的肝癌,恶性程度高,扩散迅速,当地医疗条件无法有效治疗。



医生建议我转到北京的肿瘤专科医院,那里有新引进的国际治疗方案,或许对我的病情有帮助。

“张阿姨,坦白说,您的情况不容乐观。但北京那边有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在这类罕见肝癌的治疗上有独特经验。如果您能去那里,或许还有转机。”

听完医生的话,我回到家,坐在沙发上发了一整夜的呆。

窗外的月光洒在客厅的地板上,照亮了墙上雨欣十六岁时的照片。

那是她最后一张在家拍的照片,灿烂的笑容定格在青春的脸庞上。

我突然很想见她,很想告诉她,妈妈生病了,很严重的病。

但我没有勇气拨通那个尘封多年的电话号码。

我要独自面对这一切。

04

第二天,我去银行查了存款,又咨询了房屋中介。

这套两居室是我和丈夫的全部积蓄,也是留给雨欣的唯一遗产。

如今,它必须变卖,才能支付我昂贵的医疗费用。

房子很快售出,我带着全部积蓄前往北京。

通过层层关系,我终于住进了那家知名的肿瘤专科医院。

但好消息和坏消息同时到来,那位从国外回来的专家确实在此,但她的预约已经排到了三个月后。

“张阿姨,实在抱歉。刘教授刚回国不久,手上的病人非常多。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但现在真的插不进去。”预约处的护士歉意地说。

我坐在医院长椅上,感到一阵眩晕。

三个月后,我还能等到吗?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雨欣表姐的电话。

她得知我生病的消息,急忙联系上我。

“姨妈,您怎么不告诉我们?这么严重的病,您一个人来北京多不方便。”

我勉强笑了笑:“不想麻烦你们。再说医药费是个大数目,我自己能解决。”

“那个专家预约上了吗?”

“没有,要等三个月。”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姨妈,您别急。我有个同学在那家医院工作,我托她帮忙看看。您先住下来,我这就联系她。”

第二天,奇迹发生了。

医院通知我,有一位主治医生愿意接收我的病例,可以立即开始治疗。

“张阿姨,您运气真好。这位医生刚从国外进修回来,专攻的就是您这类型的肝癌。她平时不接普通门诊,这次是特例。”

我感激地点点头,心中升起一丝希望。

初次见面时,那位医生戴着口罩和帽子,只露出一双疲惫但明亮的眼睛。



她全程低头看着我的检查报告,声音冷静专业。

“张阿姨,您的情况确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可以尝试国际上最新的靶向治疗方案,配合免疫调节剂和微创手术。成功率不能保证,但值得一试。”

她的普通话很标准,但说话方式有种说不出的生疏感,像是长期在国外生活的人。

“大概需要多久才能知道效果?”我小心翼翼地问。

“至少三个疗程,大约六到八周。”她头也不抬地写着病历,“明天我们先做一个详细评估,然后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您好好休息。”

说完,她快步离开了病房,白大褂在身后飘动,像一阵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治疗很快开始了。

每天都有各种检查、用药和治疗。

那位医生不苟言笑,每次查房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从不多说一句话。

但她的治疗方案确实有效,一个月后,我的指标明显好转。

“恢复得不错,继续按计划治疗。”她在病历本上写下评语,声音依旧平静。

我想感谢她,但每次话到嘴边,看着她疏离的态度,又咽了回去。

在医院的日子既漫长又短暂。

每天都是相同的白墙、相同的检查、相同的药物。

我开始注意身边的细节,比如窗外的鸽子每天固定时间会来觅食,护士站的小花每周二换水,还有那位神秘医生办公室的门总是半掩着,里面飘出淡淡的茉莉花香。

05

有一天,我鼓起勇气,想去她办公室当面感谢她。

走到门前,我听见里面有说话声,似乎是在视频通话。

我正犹豫要不要敲门,忽然听到一句话:“妈妈的情况稳定多了,但还需要观察...”

我的心猛地一跳。

这位医生也有母亲在治疗?难怪她对我的病例如此上心。

正想着,办公室的门开了。

我慌忙后退几步,假装刚走到。

“张阿姨?有什么事吗?”她的声音有些惊讶。

“我...我只是来谢谢您。我最近感觉好多了。”

她点点头:“这是我的职责。您不必特意来一趟。”

就在这时,我的目光落在她办公桌上的一个小摆件上。

一个陶瓷小屋,屋顶是红色的,窗户是蓝色的,门前有两棵小松树。

这个摆件我再熟悉不过,因为我家客厅里曾经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那是雨欣十二岁生日时,我们一家三口去旅游,在一个小镇上买的纪念品。

“这个小屋...很特别。”我不由自主地说。

医生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是的,一个纪念品。”她简短地回答,然后侧身示意我离开,“如果没有其他事,我还有工作要处理。”



我离开了她的办公室,心中满是疑惑。

这只是巧合吗?世界上有那么多纪念品,怎么会恰好完全一样?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留意更多关于这位医生的信息。

我从护士那里得知,她前不久才从国外回来,在那边工作了十多年,是肿瘤治疗领域的知名专家。

“她很年轻就出国了,据说是全额奖学金。在国外一边学习一边打工,特别刻苦。”护士小李一边帮我换药一边说,“现在回国是参与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听说只待一年就回去。”

“她好像普通话很标准?”我试探着问。

“那是因为她是中国人啊,只是在国外待久了,说话习惯有点西化。”

我的心跳加速了。

出国时间、专业方向,都和雨欣吻合。

但北京这么大,医生这么多,怎么可能这么巧?

又过了几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休息区看到那位医生正在和一位老教授交谈。

他们用英语讨论着什么,医生的手势很有活力。

忽然,她笑了起来,摘下口罩擦了擦额头的汗。

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我看清了她的侧脸。

那一刻,我的心几乎停止跳动。

她长得太像丈夫了,尤其是那个标志性的下巴和高挺的鼻梁。

而在她的右耳下方,有一个小小的褐色胎记,形状像一颗梨。

雨欣也有一模一样的胎记。

我扶着墙,差点站不稳。难道...难道她就是...

不,不可能。如果真是雨欣,她为什么不相认?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折磨她自己?

晚上,我躺在病床上,无法入睡。

脑海中闪过无数个问题:如果她是雨欣,为什么要隐瞒身份?如果不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巧合?

也许我该直接问她?但万一我猜错了,那该多尴尬啊。

就这样,我和那位神秘的医生继续着每天的治疗。

她依然冷静专业,我依然小心翼翼。

我们之间仿佛有一层无形的屏障,谁都不敢捅破。

06

直到那天晚上,事情有了转机。

我突然感到剧烈的腹痛,头晕目眩,冷汗直流。

值班护士紧急呼叫医生,很快,病房里乱成一团。

“血压下降!肝区出血!立即准备手术!”

我被推进急救室,眼前的灯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听见医护人员急促的脚步声和器械的碰撞声。

在一片嘈杂中,那位医生赶到了。

“术前准备完成了吗?血型配对了吗?快,再给我看一下最新的CT!”她的声音不再平静,而是充满焦急。

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意识开始模糊。

恍惚中,我听到医生在大声指挥团队:“她失血过多,血压持续下降!准备肾上腺素!快!”

那一刻,她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平时的冷静专业,而是带着哭腔和绝望。

这声音,这语气,突然让我想起了十五年前雨欣哭着求我理解她的场景。

我用尽全力睁开眼睛,看见她就站在我的床头,紧张地盯着监护仪。

她的口罩因为急促的呼吸而上下起伏,眼睛里满是泪水。

一种强烈的直觉涌上心头。

我颤抖着伸出手,虚弱地抓住她的袖子,然后慢慢地,轻轻地,扯下了她口罩的一角。

在刺眼的手术灯下,我看清了她右耳下方那个梨形的胎记。

“雨...雨欣?”我喃喃地说,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她的眼睛瞪大了,充满震惊和恐惧。

就在那一瞬间,我的意识彻底模糊,眼前一片黑暗,耳边只剩下心电监护仪尖锐的报警声:“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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