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16日晚上10点左右，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西北化工研究院家属院内传出一声沉闷的响声——西北化工研究院精细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三十七岁的高级工程师韩红女士从六楼自家厨房的窗户上跳楼身亡。
经法医尸检，死者颈部、胳膊、大腿等处皮下出血，伴表皮剥脱。
五月二十三日，西安市公安局临潼分局刑侦大队以虐待罪将韩红的丈夫王登科刑事拘留。
转眼间，一个家庭毁灭了，韩红、王登科十岁的女儿珂儿成了无依无靠的孩子。
韩红自杀事件，被当地媒体称为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临潼版。
无数认识或不认识韩红的人，都为她的遭遇唏嘘不已。据她单位的同事反映，韩红是一个心地善良、性情温和的人，事业上很有成就。在研究院工作期间，负责过十几个重大科研课题。直到自杀事件发生，她还是一个重要项目的负责人。
这样一个事业上的女强者，在家里却屡遭丈夫污辱和毒打，最后不堪虐待走向绝路这是为什么呢？
一九八九年七月，韩红从武汉化工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临潼西北化工研究院工作。刚到研究院时，她和同时分来的一些大学生在碳酸锌车间锻炼。碳酸锌车间和化工研究所无机化工研究室紧挨着，时间一长，韩红认识了比她早一年分到这里的西北大学化工系毕业生王登科。这年秋天，他们二人开始了恋爱。
王登科是一个浓眉大眼、看上去很阳刚的小伙子。那个时候，他也很好学上进。和韩红在一起的时候，他甚至显得有些枯燥。除了工作，他差不多没有别的什么话题。
初涉爱河的韩红深深地迷上了他，在见不到王登科的时候，她就把自己的思念之情写在日记上：“他毫无牵挂，像个奔走不停的野马，才不会把一个人放在心上。他会在干什么？在打麻将？在看电影？在听录音机？在哪里呢？他此时在想些什么呢？不会在干些无益的事情吧？会不会在查资料、写总结、搞翻译？”
王登科却似乎没有她那么投入，有时失踪一星期，也不跟她打招呼。
“今天他已经失踪一周了，会不会叫人抓进去？（王登科爱打麻将）各种想法都在我的脑子里盘旋，让我心烦意乱，不能安静下来。周末本来就是属于恋人的时间，可是我和他从来没有享受过周末这样特别的日子，我有的只是孤寂的周末，我们同寝室的女孩们都以为我和她们一样，在享受恋爱的幸福和甜蜜呢。我们是一对恋人吗？谁能回答我？我们之间能够心有灵犀吗？我看他缺乏感情，是个薄情的王子，而不是个多情的王子，像个冷血动物，我心里有好多话都想向他诉说，可工作工作，他讨论的尽是工作。或许是我太多情缠绵了，总归，我俩进入角色的深度不一样。”
韩红和王登科有相同的家庭背景。
王登科家在澄城县，韩红是临潼本地人，都是农家子弟，在家里又都是老大。从小到大，韩红差不多没有机会撒娇，直到开始恋爱。
“女性天生就有依赖性，我也不例外。他能帮我干的事，就让他干吧。在他面前，我就把自己当作一个小女孩儿，该怎样娇气，就怎样娇气。我天生就得有个人来保护我，让我在他的保护伞下尽情地生活。”
情人眼里出西施：“远远地望见那个令我满意的人，我高兴极了，微笑着向他走去。他见到我的心情，大概和我一样高兴。”
韩红还记录下十二月一日她和王登科第一次接吻那天的感受：“第一次他轻轻地吻了吻我的唇，我的心都动了。生活在他的怀抱，我不孤独、不寂寞，有的是幸福。”
1990年10月，韩红与王登科结婚了。
起初，二人世界倒也温馨甜蜜。晚上，小屋灯光下，常常是韩红在看书，王登科在搞翻译，其乐融融。
一九九三年四月，他们有了女儿珂儿，王登科的另一面开始为韩红及其娘家人所认识。
珂儿出生以后，一直是姥姥在照看。一次，家里有事儿，老太太回去了几天，王登科不得不手忙脚乱了几天。老太太一回来，就看见女婿的脸吊得老长，摔摔打打地。当天，当着丈母娘的面，王登科居然跟韩红说：“让你妈滚！”气得老太太从此再也不太和这个没有教养的女婿说话了。
那段时间，正值“下海”大潮席卷大江南北。由于单位效益不太好，有了孩子，家里的开销日渐增大。
一九九三年六月，王登科办了停薪留职，下海做起了生意。起初，王登科还是挣了点钱，家里买房子的一万二就是他那会儿挣出来的。可生意场对于王登科这样的人来说，完全是一个大染缸。从前那个意气风发、勤奋上进的王登科不见了，他成了一个通宵搓麻将、泡歌厅、张嘴就冒瞎话的人。
到了一九九九年，王登科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只得又重回单位上班。这样，他转了一圈，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直到案发，他的工资除了“套改”涨上去的那部分，一级也没涨过；他的职称也还是助理工程师。
而此时，韩红却凭着她的踏实、敬业，在工作中充分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所在。她的助理工程师职称早变成了工程师，到2002年7月，她又晋升为化研院最年轻的几位高级工程师之一。这年八月，她又被提拔为精细化学研究所副所长。
“你现在是化研所的红人，咱成了混混儿，不能跟你比。”王登科开始常把这类话挂在嘴上。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骨子里他却是一个封建夫权思想极为严重的人。
他与韩红同岁，学籍却比韩红高一级，早一年工作。从谈恋爱起，就是他给韩红指点江山。在他的眼里，韩红什么也不是，怎么可能“红”起来了呢？想到平时自己经常出差不在家的“客观情况”，他认定韩红一定和有关领导不清楚。
2001年8月10日，韩红在日记中写道：“当我一觉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表，已是凌晨两点十五分。这时我想起，看看自己的丈夫回来没有，果然还没有回家。这又是去哪里了，该不是喝醉酒，回不了家了吧。于是就起床到外面院子去找，大门口夜市早已收摊儿，于是又拐向独生子女楼，二楼灯亮着，在门口听听，果然是王登科在里面说话，说了一些对我不满的话。过了一会儿，又说开了别的事，我就敲门，强压着自己的不满。
回到家，我就平心静气地对自己的丈夫说，你对我有什么不满，请尽管提出来，咱好好地生活，不要有心里话只向别人诉说，回到家里只和电视作伴，而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和妻子。孩子要写作文《我的父亲》时，让她怎样去写呢？妻子受了委屈该向丈夫倾诉的时候，遭到的却是一场毒打，落下的却是满身伤疤，我心里该有多痛苦，这真是我做人的不幸。作为夫妻，家庭到底会是什么样呢？我有哪点不对，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请你给我指出来呀！可王登科说‘没有，明天再说吧’，转身就睡了。多少回，他就这话，无理摆不到桌面上。”
疑人偷斧，就会怎么看人家都像贼。王登科被自己的猜疑煎熬着。一方面他希望证实他的猜测，另一方面他又害怕真有此事，毕竟他和韩红都在一个单位，真戴上绿帽子可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他偷看韩红的日记，搜韩红的包，试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有一次，他故意打电话给韩红，说他晚上有事儿不回家了。当天晚上，他悄悄摸到韩红的研究所外，脱了皮鞋拿在手上，轻手轻脚地摸到某个办公室外，隔着房门听里面的动静。王登科自认为办公室沙发上传出的声音十分可疑，可他并不破门而入去抓“铁证”，却在日后以此为据反复审问韩红。
“你那个副所长是你卖出来的！”王登科的脏话会随时脱口而出。
韩红稍有辩解，就会招来一顿暴风雨般的拳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