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22日，诺门坎草原的风卷着草浪。日军几万步兵伏在草丛里，钢盔边缘挂着野花。他们等待炮兵炮击后发起“猪突”进攻，枯草下的散兵坑只挖了半人深。
朱可夫望远镜里闪过异动。“炮兵向可疑区域概略射击。”他对着步话机下令。苏军阵地随即腾起炮口焰，加农炮、榴弹炮撕裂空气，在日军埋伏区织出三道火网。
“炸伤半径50米，这帮人躲浅坑等死。”苏军炮兵连长叼着烟调整标尺。第一波炮弹落地时，日军第72联队的士兵正用刺刀挑开饭团包装纸。气浪掀飞草皮，浅坑瞬间变成坟墓，尸体因内脏震碎泛着青灰。
炮击持续到黄昏。小松原师团长在指挥所攥紧电报：“第72联队仅剩200人，其他部队伤亡六分之一。”参谋建议还击，他拍桌怒吼：“节约弹药！留着攻核心阵地！”
深夜的日军战壕里，伤兵哼唧声混着血腥味。鬼冢初义摸了摸身边僵硬的尸体，死者是同乡，上午还说打完仗要去新京（长春）开面馆。月光照亮散兵坑边缘的钢盔，像撒了一地惨白的骷髅。
7月23日清晨，58架日军飞机轰鸣着掠过草原。埋伏的步兵扬起沙尘欢呼，却见天际涌来黑压压的苏军机群——200多架伊-16、伊-15战机展开格斗队形。
“是苏联人的‘黑色死神’！”日军飞行员山田中尉话音未落，一发曳光弹击穿座舱。空战只持续20分钟，草原上散落着燃烧的零式战机残骸，日军飞行员尸体挂在树梢，防风镜里映着跳动的火焰。
炮兵司令内山英太郎猛砸地图：“给我开炮！”76门日军大口径火炮怒吼着喷出火舌，5000多发炮弹砸向苏军阵地。观测员报告：“命中目标！浓烟覆盖敌军！”
但前线传来惨叫：“误炸！是自己人！”冲锋的日军步兵被落弹掀飞，指挥官举着战刀嘶吼：“停止射击！停止——”话音被爆炸声吞没。6门100毫米加农炮突然炸膛，炮管碎片插进土里，像折断的火柴棍。
午后的阳光被炮烟染成褐色。苏军侦察机贴着草尖飞行，机翼下的编号清晰可见。“坐标X-7，放列诸元！”苏军炮兵指挥所传来指令，新一轮炮击如暴雨倾盆。
“这哪是炮战？分明是屠杀！”日军联队长三鸠一郎抱头躲在弹坑，身边副官的钢盔被气浪掀飞。苏军炮弹精准砸中日军炮群，牵引车爆炸的火光中，他看见一门门重炮被掀翻，炮闩像玩具般飞上天。
黄昏时，日军重炮损失四分之一。内山英太郎抓起电话：“小松原司令官，我们只剩3000发炮弹了！”听筒里传来沉默，良久才听见对方沙哑的声音：“尽量掩护步兵撤退吧。”
此时的哈拉哈河上，日军炮弹炸断浮桥的瞬间，却见苏军坦克轰鸣着从河面驶过。侦察兵跌跌撞撞报告：“水下桥！他们修了水下桥！桥面在水下30厘米！”
苏军炮兵司令高尔金接到报告时正在擦拭望远镜。“全体火力转向日军阵地，给我往死里轰。”他冷笑一声，“让天皇的女婿也尝尝炮弹的滋味。”
盛厚上尉趴在战壕里发抖，弹片擦过他的脸颊。三鸠一郎强行把他拖进防空洞：“驸马爷，这里由我指挥！”转身时看见炊事兵抱着铁锅狂奔，锅里的饭团撒了一路。
鬼冢初义躲在报废的坦克旁，目睹苏军自行火炮像狩猎的狼般游走。“打不着，追不上，这他妈怎么打？”他攥紧满是泥土的步枪，看见不远处的炮兵阵地已成废墟，炮管扭曲得像麻花。
内山英太郎下令打光最后3000发炮弹时，炮群已失去准头。炮弹大多落在无人区，惊起一群沙狐。他望着冒烟的炮管，突然想起出征前天皇赐的酒壶，此刻正摔在某个弹坑里，酒液早被泥土吸干。
夜幕降临时，小松原下达突围命令。“猪突进攻！”指挥官挥舞战刀，步兵们爬出战壕，迎着苏军探照灯冲去。曳光弹在草原上织出死亡之网，鬼冢看见身边的新兵被气浪抛起，像片树叶般飘向燃烧的炮群。
鬼冢最终活着撤出阵地。多年后他在日记里写：“苏军侦察机贴着头皮飞，20倍的炮弹砸下来，自行火炮像耍猴似的逗我们跑。他们说这是战争，可哪有这么打仗的？”
三鸠一郎战后回忆：“苏军的炮弹像不要钱似的，炸得我们连挖战壕的时间都没有。飞机、大炮、补给，哪样我们都比不了。”
这场炮战终结了日军在诺门坎的野心。当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接到惨败报告时，东京的樱花正落满靖国神社的台阶。而哈拉哈河畔，苏军士兵正给缴获的日军重炮刷上红星，炮管上还沾着未干的血迹。
直到9月停火协议签署，日军炮兵再未在诺门坎打响一炮。鬼冢看着苏军坦克开过草原，履带碾碎了日军最后一丝侥幸。他不知道，这场被苏军称为“炮兵演习”的战役，早已在钢铁与火焰中写下了结局——不是因为“打法不要脸”，而是工业文明对农业帝国的降维碾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