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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远当社区民警十几年，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
可当他站在504室门前，闻到那股混杂着霉味、食物腐败和封闭空间特有的浊气时，心里还是咯噔一下。
门锁已经锈死，钥匙拧不动，物业的人摇摇头说："这户十年没人进出过，水电费倒是月月交。"
邻居投诉了半年"臭得没法开窗！""半夜总有窸窸窣窣的动静。"
陈志远敲了三次门，无人应答。
今天他带了撬棍，咔嚓一声，门轴发出刺耳的呻吟。
阳光斜斜地切进黑暗，灰尘在光柱里翻滚。
陈志远眯起眼，刚迈半步就僵在原地——他从未想过，门后会是这样的景象。
王春兰出生在皖北的一个小村庄，家里世代务农。
她家只有三间土坯房，屋顶铺着茅草，雨天漏雨，冬天漏风。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咳嗽，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老式收音机，还是村里扶贫时发的。
王春兰从小就知道，读书是她唯一的出路。
她六岁上学，每天要走五里泥路去村小。
冬天，她穿着补丁棉袄，脚上是母亲纳的布鞋，冻得通红。
夏天，她顶着烈日，书包里装着干粮和水壶，走一路，汗流一路。
但她从不抱怨。
她的成绩一直很好，尤其是数学和物理。
村里的老师曾摸着她的头说：“春兰，你要是生在城里，肯定能考个好大学。”
这句话，她记了很多年。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村里时，王春兰正在地里割麦子。
她扔下镰刀，跑回家翻出积攒的课本，手指颤抖着翻开泛黄的纸页。
“我要考大学。”她对父亲说。
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半晌才开口：“家里供不起。”
母亲在一旁咳嗽，没说话。
王春兰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掉下来。
第二天，她去找了村支书。
“我想考大学，”她说，“能不能借点钱？”
村支书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二十块钱递给她：“春兰，村里就你一个读书的苗子，别辜负了。”
她攥着钱，深深鞠了一躬。
高考那天，她穿着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蓝布褂子，走了三十里路去县城。
考场上，她的手冻得发僵，但笔没停过。
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书到了
她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物理系。
村里炸开了锅。
“老王家闺女有出息了！”
“大学生啊，了不得！”
父亲蹲在院子里，一遍遍摸着那张通知书，最后只说了一句：“去吧。”
母亲连夜给她缝了一床新被子，塞了五个煮鸡蛋在她包里。
开学那天，父亲借了村里的驴车，送她去县城坐长途汽车。
车子开动时，她透过车窗，看见父亲站在原地，一直没动，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
大学四年，她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
她申请了助学金，课余时间在学校食堂帮忙打饭，周末去图书馆整理书籍，寒暑假留在城里做家教。
她的生活只有三件事：学习、打工、睡觉。
同宿舍的女生穿的确良衬衫，涂雪花膏，周末去看电影。
她只有两件换洗衣服，冬天加一件棉袄，夏天就一件短袖。
但她从不觉得苦。
“知识改变命运。”她对自己说。
1981年，她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毕业，被保送研究生。
导师是个严肃的老教授，第一次见面就问她：“为什么学物理？”
她想了想，说：“因为物理讲道理。”
老教授笑了，点点头：“好，那就跟着我做研究吧。”
研究生三年，她泡在实验室里，写论文、做数据、推导公式，常常熬到凌晨。
她的勤奋和天赋很快得到了回报——毕业时，她收到了北京一所大学的聘书，聘她当讲师。
那天晚上，她给家里写了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
“爹，娘，我当上大学老师了。”
信寄出去后，她站在宿舍窗前，看着远处的灯火，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真的不一样了。
王春兰第一次见到赵志明，是在研究生实验室的走廊上。
那天她抱着一摞资料匆匆赶去导师办公室，拐角处迎面撞上一个人，纸张哗啦散了一地。对方立刻蹲下来帮忙捡，抬头时，王春兰看到一双温和的眼睛。
"抱歉，"他递过整理好的资料，"你是陈教授新带的学生？"
王春兰点点头，注意到他白大褂口袋里插着钢笔，袖口洗得发白但很整洁。
"赵志明，机械工程系的。"他笑了笑，"以后可能经常要借你们实验室的示波器。"
后来他们确实经常碰面。
赵志明比她高两届，是系里有名的才子，父亲是省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
他家住省城机关大院，从小在书堆里长大，和王春兰的成长轨迹截然不同。
但赵志明从不在意这些。
他喜欢王春兰解题时微皱的眉头，喜欢她做实验时专注的侧脸，甚至喜欢她固执的脾气——有次实验数据对不上，她硬是在实验室熬了三个通宵。
1983年春天，赵志明在图书馆后门的玉兰树下向她表白。
王春兰攥着书包带子，半天才说："我家是农村的。"
"我知道。"
"我毕业后要还助学金，还要供弟弟上学。"
"我们一起还。"赵志明摘下眼镜擦了擦，"我爸妈都是老师，家里不算富裕，但......"
"但什么？"
"但够两个人用。"
王春兰鼻子一酸。那天风很大，玉兰花瓣落了她满肩。
赵家父母的态度却出乎意料的强硬。
第一次见面，赵母打量着王春兰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委婉地问："小王家里是做什么的？"
"种地的。"王春兰直视着她，"三亩麦子两亩棉花。"
饭桌上的气氛顿时凝固。
临走时赵父塞给儿子一叠粮票："年轻人要以学业为重。"
赵志明把粮票原封不动退了回去。
那年暑假，他跟着王春兰回了趟皖北老家。
王春兰的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母亲煮了一锅红薯粥。
土坯房里唯一的肉菜是邻居送来的一碗咸肉，赵志明吃得满头大汗，直说香。
夜里睡在糊了报纸的土炕上，他悄悄对王春兰说："你爸和我爸其实挺像的，都不爱说话。"
转折发生在1984年。王春兰的论文被《物理学报》收录，赵志明参与设计的农机具获得国家专利。
赵父戴着老花镜把论文反复看了三遍，终于松口："两个年轻人要是真合适，就随他们吧。"
婚礼很简单。王春兰穿着红毛衣，赵志明穿着中山装，在教研室同事的见证下分了喜糖。
新房是学校分的筒子楼单间，只有十二平米，但王春兰用碎布头缝了窗帘，赵志明从实验室捡来废木料打了书架。
1986年儿子赵远出生时，两口子已经调到了现在的城市。
赵志明进了市设计院，王春兰在大学教书，单位给分了套两居室。
搬家那天，赵志明把阳台改成了小书房，王春兰在花盆里种了香菜和小葱。
他们过上了曾经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周末去新华书店，寒暑假带着孩子旅游，每年春节雷打不动地给皖北老家寄钱。
王春兰评上副教授那天，赵志明送了她一支英雄金笔；
赵志明升任高工时，王春兰给他买了件呢子大衣。
2001年儿子考上大学时，两口子站在火车站月台上，看着少年头也不回地奔向远方。
回家的公交车上，赵志明突然说："当年要是听我妈的，现在该多后悔。"
王春兰望着窗外流动的街景，轻轻握住了丈夫的手。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她无名指上的金戒指微微发亮，那是结婚二十周年时，赵志明用三个月奖金买的。
王春兰和赵志明结婚的第十个年头，生活像一条平缓的河流，安静地向前流淌。
他们住在大学家属院的三楼，邻居大多是学校的老师或退休职工。夏天的傍晚，楼下总有人摇着蒲扇乘凉，孩子们在花坛边追逐打闹，王春兰常常站在阳台上，看着这一幕，手里捧着一杯热茶。
对门住的是退休的历史系教授老李，头发花白，爱下象棋。赵志明周末常被他拉去杀两盘，老李棋艺不精，却总爱悔棋，赵志明也不恼，只是笑着摇头：“李老师，您这招‘回马枪’用得也太频繁了。”
楼下的张阿姨是后勤处的职工，嗓门大，心肠热。
她家阳台种满了花，春天的时候，月季和茉莉的香气能飘到王春兰家的窗口。
张阿姨总爱端着一碗刚蒸好的包子或一碟腌好的咸菜上楼，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喊：“王老师！尝尝我新做的！”
王春兰起初不好意思，后来也学会了回礼。
她蒸馒头时会多蒸一笼，包饺子时也会多包一盘，让赵志明给邻居们送去。
张阿姨接过饺子，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哎哟，你们家老赵真是福气，娶了个这么贤惠的媳妇！”
学生们也常来家里做客。王春兰带的几个研究生，每逢节假日就会拎着水果或点心上门，拘谨地站在门口喊“王老师好”。
她总是笑着招呼他们进屋，泡茶，端出早就准备好的瓜子糖果。
学生们起初还有些放不开，但聊起学术问题，气氛就热络起来。
有个叫林晓的女生，研究方向和王春兰当年的课题相近，常常一聊就是大半天，临走时还依依不舍地抱着笔记本问：“老师，我下次还能来吗？”
王春兰点头：“随时欢迎。”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平淡却踏实。
儿子赵远十六岁那年，拿到了国外一所高中的录取通知书。
临行前的那段时间，家里突然变得忙碌起来。
王春兰给他收拾行李，恨不得把整个家都塞进去——新买的羽绒服、常用药、甚至还有几包榨菜。
赵志明倒是淡定，只是每天晚上坐在儿子床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国外的风土人情，末了拍拍他的肩膀：“到了那边，别光顾着学习，记得多交朋友。”
送机那天，王春兰站在安检口，看着儿子背着书包，头也不回地走进通道，心里突然空了一块。
回家的路上，她一直没说话，赵志明握着她的手，轻轻捏了捏。
家里又回到了两个人的状态。
奇怪的是，赵志明似乎比从前更勤快了。
他开始下班后绕道去菜市场，拎着新鲜的蔬菜和鱼肉回家，系上围裙在厨房里忙活。
王春兰起初还不习惯，站在厨房门口问：“要不要帮忙？”
赵志明头也不回：“你去歇着，今天尝尝我的手艺。”
他的厨艺其实一般，炒青菜常常偏咸，红烧鱼偶尔会粘锅，但王春兰从不挑剔，总是吃得干干净净。
有时候，赵志明还会突发奇想，照着菜谱做一道新菜，端上桌时得意地问：“怎么样？”
王春兰笑着点头：“好吃。”
邻居们见了，都羡慕得不得了。
张阿姨在楼下碰到王春兰，拉着她的手说：“王老师，你们家老赵真是模范丈夫！我家那口子，连酱油瓶倒了都不扶一下！”
王春兰只是笑。
其实她知道，赵志明并不是突然变得勤快，而是怕她寂寞。
儿子出国后，家里安静了许多，赵志明便用这种方式填补那份空缺。
有时候，他们吃完饭，会一起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夕阳慢慢沉下去，聊着儿子最近发来的邮件，或是学校里发生的琐事。
这样的日子，简单，却让人心安。
某个周末的清晨，王春兰醒来时，发现赵志明已经起床了。
她走到厨房，看见他正笨拙地擀着面皮，桌上摆着一盆拌好的馅料。
“今天包饺子？”她问。
赵志明抬头，脸上还沾着面粉：“嗯，儿子说想吃家里的饺子了，我琢磨着包好了给他寄过去。”
王春兰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她洗了手，接过擀面杖：“我来吧，你这皮擀得厚一块薄一块的，煮出来该破了。”
赵志明也不争，只是站在一旁，看着她熟练地把面团揉圆、擀开、包馅。
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两人的身上，暖融融的。
这样的日子，真好。
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清晨。
赵志明像往常一样，六点半起床，洗漱，换上那件洗得发灰的藏蓝色夹克。
王春兰半梦半醒间听见他轻手轻脚地关上了卧室门，厨房里传来水壶烧开的哨声。
她翻了个身，想着再眯一会儿。
七点十分，电话响了。
王春兰迷迷糊糊地接起来，以为是赵志明忘带了什么东西。
电话那头却是个陌生的男声，急促而克制：“请问是赵志明家属吗？他出了车祸，现在在市立医院抢救……”
她记不清自己是怎么穿好衣服、怎么下的楼。
只记得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好几眼，最后忍不住问：“大姐，您没事吧？”
王春兰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抖得厉害，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
医院走廊长得没有尽头。
白炽灯刺得人眼睛发疼，消毒水的气味钻进鼻腔。
医生走出来时，白大褂上沾着零星的血迹，摘下口罩说了什么，王春兰只看见他的嘴在动。
“很遗憾……”
后面的话她听不见了。
耳边嗡嗡作响，像是有人在她脑子里塞了一台老式收音机，调到了空白频道。
葬礼办得很简单。灵堂设在小区附近的殡仪馆，来了三桌人——设计院的同事、学校的老师、还有几个老邻居。
张阿姨红着眼睛往她手里塞了个厚厚的信封，王春兰机械地推拒，听见自己说：“不用，真的不用。”
所有人都等着她哭。可她只是安静地站在遗像旁边，给每个上前鞠躬的人回礼。
照片里的赵志明穿着他们去年旅游时买的格子衬衫，笑得眼角堆起皱纹。
那是儿子用手机拍的，像素不高，放大后有些模糊。
儿子赵远是第三天夜里才赶回来的。
飞机延误了十二个小时，他在机场打了无数个电话，最后接通时，王春兰只说了一句：“不用急，都安排好了。”
二十岁的年轻人站在灵堂里，肩膀绷得笔直。
他盯着父亲的遗像看了很久，突然转身抱住王春兰，把脸埋在她肩上。
王春兰感觉到温热的液体渗进毛衣，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一滴眼泪都没流。
丧事办完后的那个周末，赵远收拾行李准备返校。
王春兰给他装了满满一箱真空包装的卤牛肉和辣酱——都是赵志明生前常做的。
临出门前，儿子欲言又止：“妈，要不我请假陪您一阵子？”
“不用，”王春兰替他整了整衣领，“你爸最讨厌耽误学业。”
门关上的瞬间，屋子彻底安静下来。
王春兰站在玄关，看见鞋架上还摆着赵志明的旧皮鞋，阳台上的绿萝因为没人浇水已经开始发黄。
日子突然变得很轻，又很重。
她开始长时间地坐在书房里，翻赵志明留下的图纸和笔记。
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旁边，偶尔会出现随手画的简笔画——一只戴眼镜的兔子，或者歪歪扭扭的向日葵。
有天她在一本旧日历后面发现张纸条，上面写着：“兰，记得买降压药。”
字迹已经褪色，像是很久以前写的。
邻居们的关心渐渐变得小心翼翼。
张阿姨还是经常来敲门，但不再大声嚷嚷，而是轻手轻脚地放下一袋水果或刚蒸好的馒头。对门的老李有次在楼梯口拦住她，递过一盒象棋：“王老师，要是有空，来下盘棋？”
王春兰摇摇头，嘴角努力往上牵：“最近忙，改天吧。”
其实她一点都不忙。
2005年春天，她递交了辞职报告。
系主任再三挽留：“王教授，您还不到退休年龄啊！”
“我知道，”王春兰把办公桌上的教案一本本收进纸箱，“就是突然想歇歇。”
赔偿金足够她安稳度日。
儿子每周都会打越洋电话，通话时间精确得像列车时刻表——十分钟问候，五分钟讲学业，最后五秒总是同样的话：“妈，您要好好的。”
王春兰越来越不爱出门。
她取消了订了十几年的报纸，退出了教研组的微信群。
有时候整天都不说一句话，只有取快递时才对快递员点点头。
某个深秋的傍晚，她无意中打开冰箱，发现里面整齐码着十几瓶辣酱——全是赵志明生前做的。
保质期早就过了，但她一直没舍得扔。
王春兰拿出一瓶，拧开盖子尝了一口，咸得发苦。
窗外的银杏叶簌簌落下，像一场无声的雨。
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清晨。
赵志明像往常一样，六点半起床，洗漱，换上那件洗得发灰的藏蓝色夹克。
王春兰半梦半醒间听见他轻手轻脚地关上了卧室门，厨房里传来水壶烧开的哨声。
她翻了个身，想着再眯一会儿。
七点十分，电话响了。
王春兰迷迷糊糊地接起来，以为是赵志明忘带了什么东西。
电话那头却是个陌生的男声，急促而克制：“请问是赵志明家属吗？他出了车祸，现在在市立医院抢救……”
她记不清自己是怎么穿好衣服、怎么下的楼。
只记得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好几眼，最后忍不住问：“大姐，您没事吧？”
王春兰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抖得厉害，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
医院走廊长得没有尽头。
白炽灯刺得人眼睛发疼，消毒水的气味钻进鼻腔。
医生走出来时，白大褂上沾着零星的血迹，摘下口罩说了什么，王春兰只看见他的嘴在动。
“很遗憾……”
后面的话她听不见了。
耳边嗡嗡作响，像是有人在她脑子里塞了一台老式收音机，调到了空白频道。
葬礼办得很简单。灵堂设在小区附近的殡仪馆，来了三桌人——设计院的同事、学校的老师、还有几个老邻居。
张阿姨红着眼睛往她手里塞了个厚厚的信封，王春兰机械地推拒，听见自己说：“不用，真的不用。”
所有人都等着她哭。可她只是安静地站在遗像旁边，给每个上前鞠躬的人回礼。
照片里的赵志明穿着他们去年旅游时买的格子衬衫，笑得眼角堆起皱纹。
那是儿子用手机拍的，像素不高，放大后有些模糊。
儿子赵远是第三天夜里才赶回来的。
飞机延误了十二个小时，他在机场打了无数个电话，最后接通时，王春兰只说了一句：“不用急，都安排好了。”
二十岁的年轻人站在灵堂里，肩膀绷得笔直。
他盯着父亲的遗像看了很久，突然转身抱住王春兰，把脸埋在她肩上。
王春兰感觉到温热的液体渗进毛衣，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一滴眼泪都没流。
丧事办完后的那个周末，赵远收拾行李准备返校。
王春兰给他装了满满一箱真空包装的卤牛肉和辣酱——都是赵志明生前常做的。
临出门前，儿子欲言又止：“妈，要不我请假陪您一阵子？”
“不用，”王春兰替他整了整衣领，“你爸最讨厌耽误学业。”
门关上的瞬间，屋子彻底安静下来。
王春兰站在玄关，看见鞋架上还摆着赵志明的旧皮鞋，阳台上的绿萝因为没人浇水已经开始发黄。
日子突然变得很轻，又很重。
她开始长时间地坐在书房里，翻赵志明留下的图纸和笔记。
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旁边，偶尔会出现随手画的简笔画——一只戴眼镜的兔子，或者歪歪扭扭的向日葵。
有天她在一本旧日历后面发现张纸条，上面写着：“兰，记得买降压药。”
字迹已经褪色，像是很久以前写的。
邻居们的关心渐渐变得小心翼翼。
张阿姨还是经常来敲门，但不再大声嚷嚷，而是轻手轻脚地放下一袋水果或刚蒸好的馒头。对门的老李有次在楼梯口拦住她，递过一盒象棋：“王老师，要是有空，来下盘棋？”
王春兰摇摇头，嘴角努力往上牵：“最近忙，改天吧。”
其实她一点都不忙。
2005年春天，她递交了辞职报告。
系主任再三挽留：“王教授，您还不到退休年龄啊！”
“我知道，”王春兰把办公桌上的教案一本本收进纸箱，“就是突然想歇歇。”
赔偿金足够她安稳度日。
儿子每周都会打越洋电话，通话时间精确得像列车时刻表——十分钟问候，五分钟讲学业，最后五秒总是同样的话：“妈，您要好好的。”
王春兰越来越不爱出门。
她取消了订了十几年的报纸，退出了教研组的微信群。
有时候整天都不说一句话，只有取快递时才对快递员点点头。
某个深秋的傍晚，她无意中打开冰箱，发现里面整齐码着十几瓶辣酱——全是赵志明生前做的。
保质期早就过了，但她一直没舍得扔。
王春兰拿出一瓶，拧开盖子尝了一口，咸得发苦。
窗外的银杏叶簌簌落下，像一场无声的雨。
客厅里堆满了垃圾——塑料袋、外卖盒、发霉的食品包装，几乎淹没了地板。几只蟑螂窸窸窣窣地爬过，消失在阴影里。
但真正让人毛骨悚然的，是沙发。
王春兰就坐在那里，穿着那件熟悉的藏蓝色开衫，身体微微前倾，像是随时要站起来迎接谁。她的皮肤已经干瘪发黑，手指蜷缩在膝盖上，像枯树枝。
最诡异的是，她的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在笑。
警察在茶几上发现了一本摊开的相册，里面全是赵志明和儿子的照片。其中一张被单独拿出来，摆在最显眼的位置——那是他们一家三口多年前的合影，背景是某个公园的樱花树，三个人都笑得很开心。
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至少半年。
没人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停止呼吸的，也没人知道她最后在想什么。
卧室的床头柜上摆着一瓶安眠药，盖子拧开，里面空空如也。旁边是一张便签纸，上面只有一行字，笔迹颤抖却清晰：
“志明，我来找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