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2020年，庚子年，北方的夏天躁动不安。比天气更让人上火的，是一张来自内蒙古包头的照片，它像病毒一样，在律师圈、媒体圈乃至更广的社交网络上疯狂传播。
照片的主角，是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徐昕。
他站在法庭的被告席旁边，身形在众多中国北方汉子的衬托下，略显单薄。他侧着身子，透着一股坚持。
但他不是画面的唯一瞩目点。
真正的焦点，是围着他的那十几号人：
清一色穿着制服的法警。
他们像橄榄球赛里的防守队员，把徐教授严严实实地围在中间，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有的叉着腰，眼神不善；有的身体前倾，嘴巴张着，似乎在吼着什么；最扎眼的是画面近处一个像是带队的，伸出手指头：
几乎要戳到徐教授的鼻子上，表情是那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这个瞬间，充满了剑拔弩张的戏剧性。一个辩护人，面对着一群代表国家强制力的武装人员，在号称最讲法律、最重程序的法庭之上，上演了一场对峙。
照片拍摄于2020年7月11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法庭里。那天，正在审理的是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检察院诉王永明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庭审因为各种程序问题已经拉锯了8天。休庭后，因对法庭的种种做法忍无可忍：
徐昕教授决定退出辩护。
他想走到被告人王永明 身边，那个坐在轮椅里，身患重病、一条腿已经截肢的当事人，亲口告诉他解除委托代理关系。
就在这时，法警们冲了上来：
不许说话！不许说话！不许说话！
他们反复吼着这句。带队的法警队长更是指着徐昕的鼻子训斥：
你不懂规矩！
徐昕教授后来在文章里回忆那一刻的心情：“我当时心如刀绞，有身体原因，也有本案公检法肆意违法的原因……”
这张照片，像一颗投入浑水潭的深水炸弹，把包头王永明案这个原本可能只在当地发酵的案件，彻底炸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它掀开的，不仅是一个涉黑案件的盖子，更是特定时期司法生态、权力运行逻辑、律师执业困境，以及扫黑除恶运动中光环与阴影交织的复杂图景。
这是一个关于金钱、暴力、法律、权力、尊严和信仰的故事。故事，得从头说起。
1
包头，蒙语“包克图”，意为“有鹿的地方”。这座城市偎依着黄河，背靠着阴山，是共和国重要的钢铁、稀土工业基地。空气里常年弥漫着工业的气息，但也掩不住草原的粗犷和江湖的传说。
王永明，就是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一个人物。
官方的起诉书描绘了他成长的轨迹，上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王永明在包头市东河区开了个货运信息部。那时候，市场经济刚搞活没多久：
资金像血液一样，到处都缺。
王永明嗅到了商机，开始搞起了民间放贷。
这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北方资源型城市，是普遍现象。银行的门槛高，手续繁，急用钱的小老板、个体户、甚至普通市民，往往只能求助于门槛低、放款快的民间借贷，哪怕利息高得吓人。
检方指控，王永明的信息部，逐渐从一个撮合货运生意的地方，变成了他的：
放贷中心。
检方认为，这样一个有组织、有经济实力、以暴力或软暴力手段称霸一方、危害经济社会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此成型。
这是检方的版本。
但在王永明的女儿王然口中，故事是另一个样子。
王然，80后，美国留学归来，曾在华尔街干过金融，标准的精英范儿。
父亲出事后，她 一头扎回包头这片浑水，开始了漫长的为父申冤之路。她开了微博，写文章，接受采访，把家里的遭遇一点点捅出来。
在王然的叙事里，父亲王永明做的就是民间借贷，利息虽然比银行高，但在法律框架内，双方自愿。至于讨债，她说父亲主要是：
通过打官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合法途径。
暴力？偶尔有冲突，但绝不是有组织的黑社会行为。
那么，案子是怎么起来的？王然把矛头直指：
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分局的一位警官，王某刚。
王然实名举报，这位王警官，在案发前，曾多次以查处王永明放贷业务相威胁：
向王家敲诈勒索巨额财物。
王家没答应，或者没完全满足他的胃口。于是，王警官怀恨在心，恰逢全国扫黑除恶，他便与一些欠了王永明钱不想还的债务人一拍即合，精心罗织罪名：
把王永明拔高成了黑社会头目。
王然的说法，带着强烈的个人立场，自然需要证据支撑。但有几个客观事实，确实让外界对检方的指控打上了一个问号。
第一个事实，是王永明夫妇那惊人的：
民事诉讼记录。
从2000年到2019年案发，他们在包头各级法院打的民间借贷、房屋买卖等官司，一审、二审加起来多达：
195件。
办理的涉及债权债务的公证业务也有：
202起。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王永明的主要经济活动，一直暴露在阳光下，接受着民事司法程序的检验和规制。他赢过官司，也输过官司，但他的债权：
很多是得到过法院判决确认的。
第二个事实，是案发后的翻烧饼。王永明被抓后，这些曾经被法院判决认定为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
突然就大面积地变成了刑事犯罪，套路贷、虚假诉讼、敲诈勒索。
几十份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在刑事立案的大旗下，被轻易地否定和推翻。
这种以刑事手段大规模干预、甚至颠覆民事司法结论的做法，让很多法律人感到不安。这到底是揭露了隐藏在民事案件背后的犯罪真相，还是公安机关在扫黑压力下，搞指标，把本属于民事纠纷甚至经济犯罪的案件，强行拔高成了涉黑大案？
界限，在这里变得模糊。
2
案件还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王永明一方就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不同寻常的待遇。
首先是王永明本人的健康状况。被羁押后，他本就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迅速恶化。
一年多时间里，心梗发作数次，心脏衰竭达到Ⅲ级（最高为IV级），糖尿病并发症导致右腿脚趾坏死、感染：
最终被迫做了高位截肢手术。
家属和律师心急如焚，多次提交申请，希望能够取保候审，或者至少转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外地医院进行抢救性治疗。毕竟，人活着，案子才能审下去。
但所有的申请，都被驳回。理由：
办案需要，病情可控。
直到2020年6月，媒体曝出王永明病危的消息，引发关注。包头市委宣传部一位领导出面灭火，接受采访时留下了一段堪称经典的录音：
王永明案子啊，定性是在自治区...不是我们市里定性...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不是小的、情节非常恶劣的、很明显的案子。
开庭时间，估计七月份能开吧...最后的判决，这些决定权，都在自治区...不是包头市。
涉案人员病得再重，按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是不允许异地救治的...必须在当地医院。
这段录音，信息量巨大。它不仅提前给案件定了性（非常典型、情节恶劣），透露了判决权不在审案法院而在自治区（暗示了高层干预），更以中央政策为名，解释了为何拒绝给重病的王永明更好的医疗条件。
这番未审先判的表态，让外界对该案能否获得公正审理，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如果说拒绝救治还只是针对王永明本人，那么接下来警方的动作，则彻底突破了法律和人伦的底线，指向了王永明的家人。
2020年6月7日，距离原定的开庭日期越来越近。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分局专案组突然展开了一场：
精准抓捕。
一天之内，四个人被带走，王永明的女儿王然、儿子王维，同案被告人石莉芳的母亲郭某兰（年近七旬）、弟弟石某彪。
除了王然因为孩子尚在哺乳期，被取保候审外，其余三人均被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刑事拘留。
警方认为，王永明的儿女都参与了转移、隐匿王永明犯罪所得的行为。
这还没完。
6月16日晚上，警方：
将石莉芳年近八旬、患有脑梗、生活不能自理的外母亲，也传唤到了公安局进行询问。
老太太之前对家里的变故一无所知，在公安局吓得瑟瑟发抖，反复问警察：“我女儿（指石莉芳）她到底去哪儿了？”
这种针对被告人近亲属，甚至老弱病残的集中抓捕和传唤，手段之酷烈，范围之广，令人震惊。辩护律师们将其称为：
灭门式办案。
律师们强烈谴责这种行为。他们指出：
第一，这些家属是否真的构成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第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下游犯罪，其成立的前提是上游犯罪（即王永明等人的犯罪）必须已经查证属实。王永明案本身还在审理中，定性尚有巨大争议，怎么就能提前认定家属构成了下游犯罪？
第三，警方的行为，明显带有打击报复的意味，目的是恐吓家属，阻止他们为被告人申冤、发声，破坏辩护工作的正常进行。
有网友评论道：
先把人抓了，再慢慢找证据，找不到证据就硬凑。先把家属也抓了，看你还敢不敢请律师，还敢不敢喊冤！
黑云压城城欲摧。案件尚未开庭，围绕着程序正义、人权保障、权力边界的冲突，已经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即将开庭的包头市稀土区人民法院。人们想知道，法庭，这个号称守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地方，能否顶住压力，厘清是非，给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案？
3
2020年7月4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王永明案正式开庭。
为了应对这个大案，稀土高新区法院借用了中院最大的法庭。旁听席上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主要是部分被告人家属和几家得到允许的媒体记者：
更多的家属和关注者，被挡在了法院门外。
几百个座位的大法庭，显得空旷而压抑。
被告席上，12名被告人（其中王永明坐轮椅）一字排开。他们身后，是十几位从北京、山东等地赶来的辩护律师，其中不乏徐昕、袭祥栋、李仲伟、王飞、范辰、冯延强等在刑辩界有过多次无罪辩护案例的律师。
强大的辩护阵容，预示着这将是一场硬仗。但谁也没想到，这场仗，会打得如此：
不讲武德。
庭审的大幕，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的方式拉开的。
就在开庭前的庭前会议上（7月2日），来自北京的李爱军律师和李启珍律师，因为需要协调参加另一场庭审：
向法庭请了短假，并获得了各自当事人的同意。
这在律师执业中本是常事。
但合议庭抓住这个把柄，当庭宣布：两位律师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拒绝辩护：
取消其辩护资格！
两位律师急了，反复解释情况，拿出书面请假条和当事人同意的书面意见，都没用。法警直接把他们：
拦在了法庭门外。
怎么办？律师的天职是辩护。进不去法庭，就在外面辩！
于是，出现了司法史上堪称行为艺术的一幕：两位北京来的律师，在庄严的法院大楼走廊里，席地而坐，铺开文件，进行着：
地摊式辩护。
这不仅是对两位律师的羞辱，更是对整个律师行业的蔑视，也激起了所有在场辩护律师的愤怒。
庭审开始后，控辩双方的交锋迅速白热化。辩护律师们抓住程序问题不放，对管辖权、审判组织、证据合法性等：
提出了一系列质疑。
审判长显然对这种纠缠程序的做法很不耐烦，频频打断律师发言，甚至粗暴地限定发言时间：
关于这个问题，你只有三分钟时间！
类似表述甚至反复出现。
这让律师们憋了一肚子火。辩护意见还没展开，就被强行打断，这还怎么保障当事人的权利？
更火上浇油的是公诉人的态度。7月8日，当袭祥栋等多位律师就程序问题进行辩论时，公诉席上一位年轻的检察官助理突然站起来，指着辩护席，语带嘲讽：
一群法盲！在这里表演什么？
此言一出，辩护席炸了锅。律师们纷纷起立抗议，要求公诉人道歉，要求法庭制止这种人身攻击。
这时，第一公诉人、稀土高新区检察院检察长徐亚光亲自下场了。他不仅没有批评下属，反而对着辩护律师们一顿输出：
你们不要在这里纠缠什么宪法、法律！这些都是你们的伎俩！
注意你们的言辞！不许放肆！
检察长亲自下场拉偏架，还指责律师讲法律是伎俩，这让辩护律师们感到匪夷所思。法庭的公正天平，似乎从一开始就倾斜了。
除了言语冲突，肢体冲突的阴影也笼罩着法庭。
辩护律师接到消息，7月5倍，在法院押解被告人途中，第二被告人石莉芳，据称：
遭到了一名昆都仑区法院的夏姓男法警的殴打。
律师们多次在庭上提出，要求法庭调查此事，调取相关监控录像，给被告人一个说法。但法庭对此反应冷淡，一直以正在核实等理由拖延，直到庭审中断：
也未给出明确结论。
这让被告人和律师们对自身的安全保障也产生了担忧。
与此同时，律师们发现了审判组织上的一个重大法律漏洞。
根据2018年4月生效的《人民陪审员法》第16条，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涉及公共利益、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等，第一审应当组成三名法官+四名人民陪审员的：
七人合议庭。
王永明案是涉黑大案，社会影响巨大，且多名被告人面临十年以上刑期，完全符合适用七人合议庭的条件。
但稀土高新区法院，却只用了：
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
并且，自始至终没有告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他们有权申请由人民陪审员组成七人合议庭。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序违法。律师们当庭指出，要求法院纠正。法庭的回应是，本案不属于必须适用七人合议庭的情形。理由：
没细说。
4
除了审判组织，庭审的公开性也大打折扣。
虽然在中院大法庭审理，但法庭严格限制旁听人数，几百个座位只开放了十几个：
大量座位空置，却不让更多焦急等待的家属进入。
律师们多次申请增加旁听名额，并要求依照《法院组织法》和相关规定，对庭审进行网络直播，以满足公众知情权，接受社会监督。法庭的答复简单粗暴：
旁听人数已满，设备不具备条件，无法直播。
在一个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年代，一个中级法院的大法庭居然不具备直播条件，这个理由显然难以服众。
程序上的争执、权利上的限制、言语上的冲突、肢体上的疑云……这一切，让庭审的节奏变得异常缓慢。
开了十几天庭，控辩双方还在就这些程序性问题反复拉锯，连最基本的法庭调查阶段——宣读起诉书、被告人陈述、讯问被告人——都未能顺利完成。
外界给这场马拉松式的庭审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
蜗牛审判。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这场蜗牛审判的高潮，会来得如此突然，如此猛烈，并最终以一种决绝的方式戛然而止。
2020年7月11日，星期六，庭审第8天。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足以载入司法戏剧史。
上午的庭审，延续了之前的混乱。律师们继续就程序问题与法庭和公诉人缠斗。
混乱中，山东律师袭祥栋发现：
公诉席上一名书记员，正鬼鬼祟祟地用手机对着辩护席录像。
袭祥栋立即向法庭举报。
休庭后，律师们担心证据被销毁：
上前要求检查手机并封存证据。
这引发了法警的激烈反应。
十余名法警一拥而上，将试图靠近公诉席的律师们拦住、推搡。场面一度失控，双方发生了肢体接触和激烈的言语冲突。混乱中：
徐昕教授被法警野蛮地推搡了两次。
法庭内的火药味，已经浓到化不开了。
下午，庭审在一种极度压抑和对立的气氛中继续。然后，袭祥栋律师投下了一颗真正的核弹。
轮到他发言时，他并没有继续纠缠上午的冲突，而是话锋一转，声音清晰而坚定地向法庭举报，审判长、合议庭，我现在依法举报，本案公诉人之一，包头市稀土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书耀，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中间人，向本案第一被告人王永明的家属：
索要贿赂款人民币30万元。
其目的是承诺在家属支付贿赂款后，将本案不拔高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我们手中有相关录音证据，现在请求法庭准许当庭播放。
石破天惊。
整个法庭瞬间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公诉席上的李书耀检察官。
审判长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举报打蒙了，短暂的慌乱后，他立刻高声制止了袭祥栋：
辩护人！注意你的发言内容！现在不是处理举报的时间！
法庭拒绝了播放录音的要求，也没有当场宣布对李书耀采取任何措施（如责令回避、移送线索等），而是试图强行将庭审拉回原来的轨道。
但是，所有人都看到了李书耀的反应。
根据多名在场律师和旁听人员事后的描述，当“索贿30万”几个字从袭祥栋口中说出时：
李书耀的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眼神慌乱，整个人像被雷击中一样僵在那里。
在接下来的整个下午庭审中，这位前几天还词锋锐利、频频打断律师发言的检察官，彻底哑火了。他低着头，一言不发，对辩护律师的任何发言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休庭后，有眼尖的旁听者发现，李书耀脱下检察官制服外套时：
里面的白衬衫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了一大块。
5
李书耀被当庭举报索贿，这无疑是极其严重的事件。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和职业伦理，无论举报最终是否查实，李书耀都已不适合再继续担任本案公诉人：
法庭理应立即责令其回避，并将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辩护律师们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等待着法庭和检察院第二天能给出正确的处理。
然而，7月12日，星期天，庭审继续。
让所有辩护律师跌破眼镜、怒不可遏的是，那个被实名举报索贿30万的检察官李书耀，竟然像没事人一样：
依旧穿着检察官制服，端端正正地坐在公诉席上。
这简直是对法律的公然羞辱。
辩护律师们忍无可忍，再次集体起立，强烈要求李书耀回避。
这一次，检察长徐亚光给出了官方回应。他站起来，拿着一份文件，宣读道，关于辩护人反映李书耀同志的问题，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纪委监委已经介入调查。经本院（指稀土高新区检察院）审查，并征求了合议庭意见，认为李书耀的行为：
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
在纪委监委调查结论作出前，不影响其继续依法履行公诉职责：
辩护人不得再次就同一事由申请回避，否则将视为扰乱法庭秩序。
法庭当即表示同意检察机关的意见，驳回了律师们的回避申请。
一个被当庭举报索贿的检察官，不仅可以继续坐在公诉席上指控犯罪，连质疑他、要求他回避的行为，都被定性为扰乱法庭秩序。
这一下，所有的底线都被突破了。辩护律师们感到，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讲法律、讲程序的法庭：
而是一个铁了心要按既定剧本演下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权威的机器。
继续留在这个法庭上，除了陪绑、受辱，还有什么意义？
在经历了被剥夺资格、被限定发言、被公诉人辱骂、被告人被打疑云、七人庭被拒、直播被拒、举报索贿被无视、要求回避被驳斥并被威胁之后，辩护律师们终于做出了那个艰难而必然的决定。
早在7月11日与法警冲突后，徐昕教授就已经萌生退意，并与王永明家属沟通：
准备解除委托。
7月13日上午，当确认法庭对李书耀继续出庭不作处理后，以徐昕、袭祥栋为首的十余名外地辩护律师，在与各自当事人及其家属紧急沟通并获得同意后：
集体向法庭递交了解除委托代理关系的书面文件，宣布退出本案辩护。
这是一个悲壮的姿态。
律师们深知，他们的离开，意味着被告人将暂时失去辩护的依靠。但他们更清楚，留下来，只会让这场不公正的审判披上“合法”的外衣，最终更深地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和法律的尊严。
旁听席上的王然，这位为父奔走呼号的女儿，再也支撑不住：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
休庭期间，徐昕教授想在离开前，走到被告席旁，跟他的当事人王永明，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说上几句话，交代一下情况。
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并被永远地定格了下来。
一群法警迅速围了上来，挡在徐昕和王永明之间，将徐教授围在核心。他们大声呵斥：“不许说话！不许说话！”声音里充满了敌意。带队的法警队长更是伸出手指，几乎戳到徐昕的脸上，怒斥：“你不懂规矩！”
这张照片，记录下了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个令人难忘的瞬间：一位白发苍苍的法学教授、辩护律师，在法庭之上，因为想和自己的当事人说句话，而被十几名法警围堵、训斥。
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体制与个体的碰撞，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律师们的集体退场，这场持续了十余天、充满了荒诞与冲突的包头王永明案第一季，被迫休庭，草草收场。
6
律师们退庭了，但包头方面显然没打算就这么算了。一场针对刺头律师的秋后算账，或者说，是杀鸡儆猴的行动，迅速展开。
7月13日下午，律师们刚离开法院没多久，就接到了包头东河公安分局的夺命追魂call：
你收的王永明案律师费，是赃款！赶紧退回来！还要去分局说明情况。
大家直接懵了。案子还没判，字儿都没签，咋就成赃款了？
这公安局比法院还判得快啊！
但这只是个开始。真正的大场面在第二天晚上。
7月14日深夜，几位刚从包头脱身、暂时落脚在呼和浩特酒店的辩护律师，还在回味白天的惊心动魄，准备喘口气。没想到：
包头东河分局的几名警察，居然连夜驱车几百公里，直接摸到了他们在呼市下榻的酒店。
酒店前台想按规矩办事，要求警察出示手续、打开执法记录仪，被拒。
警察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搞到了律师们的房间号。
接下来，就是堪称警匪片情节的一幕。几名包头警察，在没有搜查令、没有酒店工作人员、没有当地警方陪同的情况下：
直接强行闯入了王振江、吴俊、李永恒等几位律师的客房。
当时已是深夜，律师们大多已经准备休息。山东汉子王振江律师，猝不及防，被警察破门而入时，刚洗漱完毕，身上只穿着一条：
红内裤。
面对突然闯入的警察，王律师狼狈不堪，只能赶紧抓起衣服披上。这一幕被人拍下，照片传到网上，红内裤律师一夜爆红，成为包头案衍生出的一个黑色幽默符号。
警察闯进门，不是来嘘寒问暖的，是来送温暖的，一份盖着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分局红彤彤大印的《通知函》。内容还是一样，你们收的律师费，涉嫌赃款，依法追缴：
限期打到我们公安局账上，不然后果自负！
还要律师当场签字画押。
面对这种上门逼债式的执法（如果还能叫执法的话），律师们自然不会屈服。他们当场严词拒绝，指出警方的行为严重违法。
公安机关在法院审判阶段，无权对律师费定性。律师费是律所合法收入，受到法律保护。即便是赃款支付，善意取得的律师费也不在追缴之列。警方深夜、异地、无手续强行闯入律师房间，本身就涉嫌：
滥用职权、非法侵入公民住宅。
“这是赤裸裸的违法，甚至是流氓行为！”公众号「大案观察」的评论一针见血。
“包头警方这是疯了吗？报复律师？恐吓家属？还是想彻底搞垮律师辩护制度？”——法律界的质疑声浪滔天。
吴俊、王振江、李永恒三位律师连夜发表联合声明，痛斥包头警方的行为，警告此举将导致所有涉及财产犯罪案件的辩护制度彻底消亡。
全国律协刑委会秘书长韩嘉毅更是将此定性为：
包头市公检法三机关联手，以个案推进取消律师制度的大胆尝试。
资深前律师李金星则点破了包头方面的阳谋：用追缴律师费这招，吓退所有想接手王永明案的第二梯队律师：
最终逼迫被告人只能接受官方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让辩护彻底无害化。
一时间，查扣律师费成了比案件本身更热的话题。包头公检法，因为这一系列骚操作，被舆论摁在地上摩擦，形象跌到了谷底。
压力，终于给到了。
7
面对全国汹涌的舆情和法律界几乎一边倒的批评，内蒙古自治区的高层终于坐不住了。再任由包头方面胡搞下去，丢的不仅是包头的脸，更是整个内蒙古法治环境的脸。
纠偏的信号密集释放出来。
首先是那个引发轩然大波的检察官李书耀。7月27日，包头市青山区纪委监委正式宣布，对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靴子落地。
紧接着，是更重磅的决定。同一天，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达《指定管辖决定书》，王永明等人涉黑案，不再由包头市稀土高新区法院审理：
改由数百公里外的乌海市乌达区人民法院异地审理。
这一招，直接釜底抽薪，把案件从包头这个是非之地剥离出去，意图很明显：排除干扰，确保相对公正。
还是在7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也罕见地公开发声打脸下级：承认包头稀土高新区检察院在办理王永明案中存在起诉书多处错漏、诉讼监督不规范不严格等问题，李书耀被查，严重损害司法公信。
高层的表态，等于是对包头一审乱象的公开否定，也间接肯定了辩护律师们此前抗争的价值。
为了确保异地审理的顺利进行，内蒙古检察院还搞了个大动作：
从全区范围内，抽调了18名检察官和助理，组成了一个全新的、高规格的公诉团队，进驻乌海，负责此案。
领导重视、异地审理、全新班子，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王永明案，仿佛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但接下来的剧情，却又一次出人意料。
案件移交乌海后，进入了重新审查起诉阶段。这次，负责把关的是乌海市乌达区检察院和那个从全区抽调来的18人公诉团队。
就在这个阶段，发生了一个关键性的转变。
之前在包头坚决不认罪、要求律师做无罪辩护的王永明等所有被告人，态度180度大转弯，全部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并在新委托的辩护律师见证下：
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这个转变的原因，外界无从得知。是换了地方换了办案人员后，被告人感受到了坦白从宽的政策感召？还是经历了包头一审的折腾和家属被抓的打击后，身心俱疲，只想早日了结此案，哪怕付出认罪的代价？抑或是背后有更复杂的博弈和妥协？
我们只知道结果，无罪辩护的抗争，在异地审理阶段，悄然落幕。
2021年2月7日，王永明案在乌海市乌达区法院重新开庭。这次庭审，与包头那场全武行般的审判相比，简直是：
岁月静好。
因为被告人都认罪了，庭审的焦点变成了核对犯罪事实和讨论量刑情节。控辩双方不再是剑拔弩张，而是相对平和地走完了流程：
庭审只用了两天。
2021年2月9日，乌达区法院当庭宣判：
被告人王永明，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行贿罪等数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判决书特别注明，考虑到王永明身体状况，在没收财产中：
为其预留人民币300万元用于治疗。
其余13名被告人，也分别因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及其他罪名，被判处六个月到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因为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期相对预期可能有所减轻。宣判后，所有被告人均表示服判，不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抗诉。
一审判决即为终审判决。这起曾搅动风云的包头王永明涉黑案，终于尘埃落定。
但故事并没有完全结束。判决书和后续的通报，还揭示了更多隐藏的细节，特别是关于保护伞的部分。
法院认定，王永明为了维持其非法放贷活动，长期拉拢腐蚀当地公职人员。其中，向时任包头市东河区法院副院长冯贵林行贿共计25万元的事实，被明确写入判决书。
而那个被当庭举报的检察官李书耀，最终因受贿罪（法院认定他收了孙郑转交的20万，虽然事后退还，但仍构成既遂）被判刑4年。
那个充当司法掮客的前法官、实习律师孙郑，因为向李书耀行贿（法院认定他是主动行贿），被判刑1年，并被开除党籍：
看起来，正义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得到了部分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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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老大伏法，保护伞被打，司法队伍得到清理，制度漏洞得到修补。
包头王永明案：
最终以一种主旋律的方式收场。
但回望整个过程，我们很难简单地用胜利或失败来定义。
对王永明及其家人来说，虽然最终认罪换来了或许相对轻一些的刑罚，但他们失去的不仅是自由和财产，还有为自己辩白、追求彻底清白的机会：
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被黑打的说法，随着认罪认罚，也失去了在法庭上被充分检验的可能。
对徐昕、袭祥栋等第一批辩护律师来说，他们用近乎悲壮的方式，揭露了司法程序中的严重问题，并成功推动了案件的异地审理和对腐败官员的查处，展现了律师的勇气和担当。但他们未能阻止当事人最终认罪，也未能将无罪辩护进行到底，这或许是他们心中永远的遗憾：
他们的抗争，更像是赢了过程，输了结果。
对包头当地的公检法来说，他们最初试图强力推进、办成铁案的努力，因为程序上的严重瑕疵和权力的滥用，最终演变成了一场：
公关灾难。
不仅没能快速结案，反而引火烧身，暴露了内部的问题，损害了司法公信力。虽然案件最终还是解决了，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对中国法治进程而言，包头案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和深刻的案例。它展示了在强大的法律机器和特定的背景下：
个体权利可能面临的风险。
它揭示了程序正义的脆弱性以及捍卫它的艰难；它也证明了，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下，法律人的坚守和抗争，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那张徐昕教授被法警围堵的照片，那条意外走红的律师内裤，那句石破天惊的索贿30万，都将作为这个时代的特殊印记，被记录下来。
它们提醒我们，通往法治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充满了：
博弈、冲突、妥协甚至牺牲。
每一个看似微小的程序细节，背后都可能关联着正义的天平；每一次对律师权利的漠视和侵犯，都可能动摇法治的根基。
包头的风波过去了，但它留下的思考题，依然悬在空中。
如何在强大的政绩压力下，守住司法独立的底线？ 如何让程序正义真正成为一种信仰，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 如何为那些敢于死磕真相、挑战权力的辩护律师：
提供一个更安全、更有尊严的执业环境？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需要被我们不断提出。
写于2025年5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