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诈骗罪经济案件刑事律师：间接正犯实行过限的认定与责任边界

内容提要

间接正犯作为刑法理论中的特殊犯罪形态，其责任认定常因实行行为人的越界行为引发争议。本文从间接正犯的构成要件出发，结合实行行为过限理论，系统分析被利用者超出授意范围实施行为的责任归属问题。通过解构“支配关系”的实质内涵、辨析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的对应边界，提出应以“有效控制范围”为核心的责任认定标准，旨在为司法实践中正确处理此类案件提供理论指引。

一、间接正犯的规范构造与责任基础

间接正犯的本质特征在于通过意志支配实现犯罪目的，其构成需满足双重要件：支配性与工具性。根据《刑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我国刑法将共同犯罪限定于“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间接正犯因欠缺共同故意要件而被归入单独犯罪范畴。例如，张某利用不知情的快递员李某运输毒品，虽李某客观上实施了运输行为，但因无犯罪故意不构成共犯，张某需独立承担运输毒品罪的刑事责任。

间接正犯的归责基础在于幕后操纵者对被利用者的实质性支配。这种支配关系表现为三种形态：其一，利用无责任能力者（如王某指使12岁少年实施盗窃）；其二，利用过失行为工具（如医生赵某通过护士的诊疗过失致患者死亡）；其三，利用正当化事由工具（如钱某虚构紧急避险事由诱使他人毁损财物）。无论何种情形，被利用者的行为均处于间接正犯的意志覆盖范围内，构成其犯罪计划的组成部分。

二、实行行为过限的理论框架与认定标准

实行行为过限系指实行者超越共同犯罪故意实施额外行为，其核心在于行为性质的异质化与因果关系的断裂。在共同犯罪中，如孙某与周某共谋盗窃，周某临时起意强奸被害人，该强奸行为因超出共同故意范围构成过限，孙某无需担责。但间接正犯因缺乏共同犯罪结构，其过限认定需建构特殊判断规则。

间接正犯中的过限行为可分为两类：量变型过限与质变型过限。前者如被利用者超额完成犯罪数额（如李某指使未成年人盗窃价值5000元财物，实际窃得8000元），后者如被利用者实施性质不同的犯罪行为（如指使他人运输毒品却实施贩卖）。两类过限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突破原犯罪构成要件的类型同一性。

三、间接正犯中过限行为的司法认定路径

（一）“有效控制范围”标准的构建

判断间接正犯是否对过限行为担责，应考察幕后操纵者对实行行为的实际控制程度：

具体授意情形：若间接正犯对犯罪对象、手段等作出明确限定，被利用者突破该范围的行为构成过限。如陈某明确要求被利用者仅盗窃办公室保险柜，而被利用者另行破坏监控设备，该破坏行为超出控制范围。

概括授意情形：当间接正犯仅概括指示犯罪类型时，被利用者在同类犯罪中的行为扩张不构成过限。如吴某指使他人“搞点钱”，实行者实施的抢劫、盗窃均属概括故意覆盖范围。

（二）过限行为的类型化处理

量变型过限的责任认定

若过限行为未改变犯罪性质，可依据预见可能性理论判断责任。例如，郑某指使他人盗窃商铺，实行者意外发现并窃取保险柜内贵重物品。若该结果在间接正犯预见范围内（如目标场所通常存放贵重物品），则需对全部数额负责；反之可主张对意外部分免责。

质变型过限的责任排除

当实行者实施异质犯罪时，除非存在支配关系的延续性，否则间接正犯不担责。典型如指使他人实施盗窃，实行者临时起意实施强奸，二者缺乏行为关联性，幕后操纵者仅对盗窃负责。但需注意“行为机会关联”情形，如因盗窃行为制造强奸条件，可能产生过失责任。

四、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化解与规则完善

当前司法裁判存在两大误区：一是将工具人的所有行为均归责于间接正犯（如某地法院判决利用精神病人实施伤害者，对工具人临时实施的毁坏财物行为担责）；二是忽视概括故意的辐射范围（如将“搞钱”的授意狭义解释为盗窃）。对此，建议从三方面完善裁判规则：

建立“控制力—过限性”双层审查机制

第一步：审查间接正犯是否对实行行为具备实际控制力；

第二步：判断过限行为是否超出控制力辐射范围。

引入“相当因果关系”理论

对于量变型过限，若超额结果与原有授意行为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则纳入归责范围。例如，指使未成年人入户盗窃，其攀爬行为导致户主摔伤，该结果与盗窃行为具有相当性，间接正犯需对伤害结果担责。

完善证据审查标准

通过聊天记录、行动计划书等客观证据，综合认定间接正犯的主观故意范围。在某网络诈骗案中，法院依据主犯编写的“诈骗话术脚本”，准确界定了从犯的过限行为，该经验值得推广。

结语

间接正犯中的实行行为过限问题，本质是刑事归责边界在特殊犯罪形态中的投射。通过建构以“有效控制范围”为核心的认定标准，区分量变型与质变型过限，既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又可防止不当扩大刑事责任范围。未来需通过指导性案例统一裁判尺度，并在刑法修订中增设间接正犯的专门条款，为司法实践提供更明确的规范指引。唯有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归责原则，才能妥善处理犯罪支配与责任限缩的辩证关系，实现刑法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