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翰明律师，广强律师事务所诈骗犯罪案件辩护律师
社保诈骗类案件，司法实务中一般有两种典型类型:一是公司整体性质上为劳动者、用人单位提供经营性质的社保代理行为，其本质也属于挂靠参保，即实际用人单位并没有为劳动者在本公司办理参保，而是将劳动者挂靠在第三方公司名下参保。此类案件中，办案机关往往是对提供挂靠的第三方公司，指控成立诈骗罪。
二是个体性质的劳动者，挂靠没有实际劳动关系的单位进行参保，或者是第三人为多个个体性质的劳动者提供居间服务，收取一定的费用，为劳动者办理挂靠参保，获取社保待遇的类型。
针对上述两种涉案模式：
第一，对于企业整体经营性质的社保代理行为，我们在之前办理相关案件的过程中，做过详细的论证和解释，此类行为基于劳动者有真实的劳动关系，亦属于真实的参保行为，并非虚构参保前提和参保事实，不能将参保单位的错位性，及其必然附随的“伪造劳动合同”等参保材料行为，等同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
此类案件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辩护问题，即国家社保基金是否存在损失的问题。对于公司经营性质的社保代理行为，不能否定的事实是，如果劳动者没有挂靠参保，而是真实的在用人单位参保，其本就享有“参保权”及其对应的社保待遇。从社保待遇应当支付的角度来说，这类社保代理行为不会造成国家社保基金的损失。
这里，还存在一个地域性与整体性的价值判断问题。部分案件中，会存在跨地域参保的问题，办案机关认为，此种社保代理行为，导致本应在A地区参保、领取社保待遇的劳动者，实际在B地区领取，此种跨地域领取待遇的行为，给B地区人社部门社保基金造成了损失。
此种观点，首先是片面的只关注社保待遇的支出，而没有考虑到参保行为本身是对社保基金扩充的事实；其次，不能以狭隘的地区性支付，即认定给社保基金造成损失，而应当从整体上的国家社保基金是否存在损失的角度进行评价。
B地区人社部门支付了相应的社保待遇，其所对应的是实际用人单位所在地A地，不用支付社保待遇，从国家社保基金的角度来说，本质上是平衡的，没有造成财产性损害后果，不构成诈骗罪。
第二，对于个体性质的挂靠参保，或个人代理多个自然人挂靠参保的行为，诸多案件的事实、证据中亦能体现chu 排除犯罪的特点，其主要理由有如下几点：
其一，对于真实参保类型的案件，排除虚构特殊优惠待遇类型的案件（例如不具有特殊工种、虚构特殊工种等），诸多情况下亦不应成立诈骗犯罪。
此类案件，办案机关指控诈骗罪的核心理由，亦是揪住没有实际用工事实的问题。但此类案件需要强调的是，多数情况下，参保人员本就具有参保资格，或在一定期间内实际具有参保资格。通过挂靠单位按月参保，按照周期缴纳参保费用，或是特定情形下，一次性补足一定年限的参保费用，从而获取领取社保待遇的资格，可以理解为“购买”社保待遇的行为。
其二，部分地区在特定期间内“社保扩面”的要求，参保资格、条件极其宽松等政策原因所致。我们在办理具体案件过程中，了解到诸多地区在特定期间内，存在较为宽松的参保政策，包括允许单险种参保、默许跨地域参保等等，甚至诸多地区会有明确的文件，鼓励此类“积极参保、购买资格”等行为。
此类政策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特定期间内扩充社保基金的要求，通过放宽资格和条件，甚至类似“购买资格”等，实现宽泛的人员参保。在此情形下，相关单位并未对真实的用工事实进行必要性、严苛性审查和要求。
其三，部分案件中人社部门相关实物证据、证人证言等证据至关重要。
例如在我们办理的某案件中，存在人社部门协助劳动者或企业办理增员、提供劳动合同的格式文本，同时只审查形式要件，即只要求劳动者、企业提供形式上满足基本条件的参保材料，甚至提供空白的劳动合同亦能够审核通过，而并不对真实的劳动关系进行实质审查。这些案件中，一部分体现的是默许性质，另一部分明确能够体现积极的协助性质。
在部分案件中，人社部门及其相关人员并非是通常理解的，完全推卸责任。甚至部分证人会在笔录中说明，特定期间内，当地社保、参保政策的宽松性，以及对于此类挂靠参保行为的明知、默许特点。
例如，在我们办理的一起案件中，人社部门的相关证人在笔录中陈述：““只要看到单位盖章了、员工签字了，就等同于单位默认和承认了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甚至包括空白合同有盖章和签字，也是公司承认了他们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即可以审核通过。”
此种情形下，如果将此类的默许、放任，甚至是积极协助参保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犯罪，则无法合法合理解释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等诸多问题。
社保类涉诈骗罪案件，本质上存在鲜明的辩护要点，但是个案证据情况又千变万化，有的案件会存在明显无罪的实物证据，直接阅卷就能查阅，有的案件中证据又极其片面，一些有利证据费尽心思才能去发现、去调取，个案的辩护是个复杂问题，需要正确的思考和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