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战争的局势已经明朗，我方各野战军也接到全新的任务，其中四野百万雄兵准备挥师中南六省、对阵敌最强大的白崇禧集团。
四野（东野）本身就是由各根据地抽调的精锐组成，长期被中央寄予厚望。
可奇怪的是，南下作战的过程中，兵强马壮的四野很缺干部，又是从华东调政委、又是从华北调参谋长。这人员重新磨合的过程，让内部曾出现过一些争论。
明明临阵换人是兵家大忌，为何中央还是要在大战当前之际做出人事调整呢？背后有何考虑？
一、“黄金搭档”被拆得只剩司令员
在东北作战之时，“林罗刘”是非常完美的组合，司令员谋定后动，靠着无比精妙的计算，将战局分析透彻，随即运用强大的压制力，一环接一环打得敌人毫无喘息之机。
政委狠抓思想，让全军上下都拧成一股绳、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同时也统筹后勤保障、二线兵源补充等方面，让前线无后顾之忧。
参谋长则将原本松散的司令部打造成了高效的现代化作战机关，以自身为枢纽，带动野战军的整个参谋体系运转，将司令员的战略意图具象化为作战部署。
三人相辅相成，让部队的每一个动作都更为高效有用。但是，大军正待南下之际，三人就拆分了。
最先离开的是“罗”，罗帅在抗战后期就查出严重的肾病，他为了工作一直挺着没好好治疗，直到平津战役打完、战争形势已不再那么严峻，他才同意休养一段时间。
中央随即让原本在华东工作的邓子恢出任四野第二政委，罗帅虽未南下，也保留着第一政委的职务。
“罗”走以后，“刘”也很快被调离。原本担任野司参谋长的刘亚楼，很快改任为四野14兵团司令员，数月后再次变动，刘亚楼改任空军司令员，不随大军南下。
对于这些情况，四野司令员非常不适应，他与刘亚楼私交更融洽、共同话语更多，刘亚楼是少数几个无需通报就能去见四野司令员的人。
为了能继续并肩作战，四野司令员一面致电刘亚楼希望他不去履职，一面给中央连去三封电报，有句话很直白“如亚楼留京不来，前线指挥甚感困难”。
只是，即便他想尽办法，中央仍未改变决策，依然调萧克过来担任四野参谋长。
二、中央为何冒着大忌临阵换将？
四野渡江以后，总体来说是一往无前势如破竹，但在青树坪也吃了个不小的亏，对此四野司令员颇感无奈，曾说百万大军体量庞大，指挥起来难以保证效率之类的话。
而各级间的统筹作战，正是刘亚楼的长处，若是参谋长人选未换，说不定此战各部衔接会更顺利、结局也就相应改变了。
打破四野指挥系统的平衡，必然会出现弊端，中央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那为何还非要这样做呢？
一来当时局势已基本明朗，接下来作战任务不会那么繁重，与其让几位能力都很杰出的人都扎堆，不如分开各自独当一面。
解放军要想适应现代化作战，必须多军种、多兵种配合，组建空军已刻不容缓。刘亚楼伏龙芝学院毕业，在苏联生活多年熟悉俄语，由他来负责挑起空军大梁非常合适。
二来军队需预防“山头主义”，四野是我党最强大的一支武装，虽然中央对于指战员都很信任，但有些事情必须要防微杜渐。
与其到后来闹出矛盾，不如最开始就控制住源头。从现实角度来讲，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毛主席多次强调干部要“五湖四海”，从华东调政委、从华北调参谋长就很契合这一宗旨。当然，中央在考虑接任人选时也费了番心思。
萧克是四野司令员的黄埔四期同学、都在叶挺部战斗过、一同参加了南昌起义、也都是老井岗，彼此知根知底。解放战争中萧克又大多时间在搞军事教育，临时调动工作也不会对原有体系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把他派到四野，算最合适的选择。
可没想到，萧克到岗后却跟四野司令员不太融洽，他在回忆录里也有这方面的记述。
三、临时通知调离，萧克满心疑惑
据四野参谋处长苏静后来回忆，四野司令员“对萧克的到来不热情，会议常常沉默以对”。或许有人说，那是四野司令员性格使然，对大多数人他都是沉默居多。但是，萧克自己的回忆录里记载得就比较直白：
我同林有过多次共事，知道他的自尊心很重，在游击战争期间，同志们可以互相批评互相争论，林那时也如此。但他成为一方重寄后，自尊心变得更重，我还习惯用老方式与他相处，他不能容忍。
萧克所说的“老方式”，指的是因进军路线问题多次跟四野司令员发生争吵。
当四野进至两广之际，司令部就接下来的战略方向问题进行过商讨，四野司令员认为部队的注意力先放在地方剿匪上，肃清山区的敌人后，再向城市发展，这样敌将无所遁形。
萧克却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以夺取和接管大城市为重，确保工业生产和恢复交通。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闹得不欢而散。后来中南局也召开会议，经讨论，最终通过了四野司令员的提议，这让他非常高兴，随后还点名批评萧克喜欢“否定”一切。
能让四野司令员这样说，证明一路上彼此的争论不少，相信看过电影《大决战之辽沈战役》的人，对刘亚楼小跑过去记笔记那段印象会很深刻。
四野司令员更喜欢这样的参谋长，自己定下决策，参谋长深化、补足，然后执行，这样指挥部的运转更高效。而萧克经常意见相左，四野司令员会感觉不适应、多有内耗，两人的分开也就只剩时间问题。
1949年末，奉命出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从天津南下，在衡阳见到了萧克，简单寒暄后，黄克诚告知一个消息，中央准备调动萧克的工作，只是没想好是要调去总参军训部，还是去英国做大使。
毫无思想准备的萧克非常惊讶，他不希望离开军队，就询问黄克诚这是谁的意见。黄克诚没有明说，只是让萧克放宽心，朱老总已经帮忙说话，大概率会是去总参。
1950年4月，萧克接到通知，转任总参军训部部长，就这样，上任刚刚一年的他离开四野回到了北京。
对于自己这奇特的遭遇，萧克后来也是莫名其妙：有人说我去四野是林点名要的，对于这事我不清楚。后来有人说我调到北京又是林挤走的，我还是不清楚。
不过按照官方的说法，提议让萧克转而主持军训部的人是聂帅，四野司令员没有反对，只是回复“萧克同志擅长此任，宜担此职。”聂帅为何要这么做呢？其实也是想帮一帮萧克。
解放战争前中期，萧克都是在晋察冀/华北工作，他搞军事教育这一块还是很有成效的。聂帅作为代总长，各部之间的消息都清楚，也知道四野司令员跟萧克相处别扭。
既然如此，何不将萧克调到总参担任军训部部长呢？这样无论是四野还是总参，用人问题都能解决。
这道调令对萧克来说也并非坏事，军训部后来从总参分离出去，组建了一个全新的部门——训练总监部，在八大部里仅次于总参，聂帅的相助无意间在后来为萧克提升了一定的地位。
而萧克离开四野后，中央让同样出自华北的赵尔陆继任参谋长，还是一样“五湖四海”的思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