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天京内讧是导致革命运动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后期领导者洪仁玕、李秀成以至如朱兴隆（利王）辈，都有此说。李秀成更在“天朝之十一条失误”中列为“大误有四”之其中两条：“误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相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天京内讧，最高领导集团的相仇相轧，相杀相忌，以致使全国上下，人心不安，殃成精神堤岸的缺口，扭曲了人们的正常心理。由此造成的后遗症，随之岁月，尤见严重。见于天京内讧，当时《乙丙日记》和外国人通讯记载都称死伤了多人，汪士铎虽在天京，但他所称韦昌辉“共杀了二万余人”，系见自清督办皖南防务张芾的情报，并非目睹，布列治门、麦高文等所记乃韦昌辉等血洗东王府翌日所睹，“至翌晨天曙时，东王及其部下文武官吏、人民——男女老幼——都在自己的血中躺着，有些被长矛刺死，没有一个人能逃命的”，“他们急走到东王府，沿路尸骸横陈，踏血而过”（以上均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裨治文为《北华捷报》写的通讯，还特别提及在血洗东王府后，“东王部下，包括各级官吏、将士、仆役和随从在内，估计总数约有二万至三万名”（《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所谓二、三万的模糊数字，就是从该处印证的。
本世纪多有史学家以此为据，并得出结论，认为这场内讧，导致天国最大致命伤，乃是骨干精锐的大量损伤。
“杨秀清二万精锐部队及一大批久经考验优秀的高级军政将领死于内讧，精英损折，造成一时人才枯竭，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天国兴亡》）。
“他先后残杀将士及其家属二万多人（一说四万余人），给太平天国造成严重损害”（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辞典·韦昌辉》）。
“使三万左右的革命干部无辜牺牲，其中大部分都是久经革命锻炼的、熟悉革命具体工作并立志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忠贞的优秀的革命者。他们是革命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牺牲乃是太平天国无可补偿的最大损失”（牟安世：《太平天国》）。
“经数次之大屠杀，东北翼等王府全体男妇老幼，文武属员及在京之各部精锐战斗兵，与其他不少得力的干部人员及在桂湘附义之老弟兄——一共死者约三万人。此对于革命运动之损失，自是綦大，不言可喻”（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十七章第六节《内江的恶果》）。
“连日诛杀东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约二万余人”（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诸家异口同声，多以天国内讧精锐丧失二、三万人，且以日后石达开携走十几万精兵，由此加速了败亡。
这是太平天国研究一大误区。
笔者认为，天京内讧并未过多损失骨干和精锐，不至于杀害二、三万人；石达开也并未自天京、以及天京以外地区带走十几万精锐军队。
一
太平天国斗争是英勇的，但战争是残酷的，用“上帝”意愿创建的人间“小天堂”，是无数农民英雄用血肉换来的。
太平天国在1856年内江前，高级干部和将士在日日夜夜浴血苦战中，已经有很大的损失。
从1850年金田团营到1856年9月初，太平天国在敌人层层包围圈中，斗争，前进，再斗争，再前进，在几条战线上开展异常激烈的搏斗，勇将精兵都派到第一线作战。诸如从广西出发一路北上途中，开始是由肖朝贵带领曾水源、李开芳、林凤祥等开道的；在由长沙北上时，因肖战死，又由左军石达开率军为前锋。在占领南京后，组织东征、北伐和西征，也就是这些能征惯战的将领。因而当须增派援军、组织第二、三梯队时，天京政府只能派出诸王兄弟（国宗）率众出征，著名如韦俊叔侄、石镇仑、石祥桢兄弟辈、杨辅清、杨元清等以至如洪仁政那样庸才，尔后，燕王、豫王和翼王、北王都得上前线亲自指挥；而天京政府保卫都城的指挥者、讨伐围城的江南大营的指挥员，往往难得其人，捉襟见肘，盖京都骨干缺乏，无人能胜任也。
太平天国与清军的无日不战，战争的残酷，又是冷兵器广泛采用的时代，太平军将领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往往损失较大，“太平军还失去其他许多才能出众的领袖一一罗大纲最近在安徽阵亡，林凤祥和李开芳在高唐被俘，解送至北京被残酷处决；铁公鸡与张国■大战被杀，等等。据《金陵摭谈》所载，参加太平军最初起义的首领二十九人，其中约有二十人已经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麦高文：《东王北王内江事件始末》）。
在天京内讧前，高级十部之死都是在第一线战死或就义的。干部死亡之速，所以提拔人员台阶少。如李秀成，1853年在天京时尚是军帅、监军，1855年，就由指挥、检点迁升为副丞相了。陈玉成、李世贤等亦同。1856年内江前夕的六官丞相二十四员，几乎都是永安建国时的两司马、圣兵。此时，北伐军（含援军）已失败（仅刘庆汉等几百人汇于胡以晃部），东战场虽镇江、瓜州已解围，但在丹阳、金坛仍受窘于江南大营，湖北、江西、安徽等西战场各处州县，面面块块都是森严壁垒，人自为战。而指挥员极多数是由基层擢升的，如江西战场的林启容（九江）、黄文金、李远继、胡鼎文（湖口）、赖桂英（彭泽）和赖裕新（瑞州）。
在天京内讧前，更多损失的是军力。据《汇纂》说，太平军编制，前期有陆营95军，水营9军，土营2军，共106军，按编制共有正职官兵146万人。其实每军人数从无按照编制定员。据统计，1853年到达南京时，能征惯战的官兵为十二、三万人，常书所称的由武昌东下南京时，水陆夹道五十万，那是包括家属在内的数字，不能作为兵员。
但在1853年后，见于在三条战线持续，天京城里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部队：东征和据守镇江、杨州地区的罗大纲、吴如孝部、曾立昌部，约共二万余人；北伐的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和后来由六合突围北上会合的朱锡锟部，总共二万余人，其中还不包括六合战死的黄益芸等部；西征战场的用兵，先后派出胡以晃、赖汉英、韦俊、石祥桢、石达开，共五、六万众。天京政府还时时派军声援，如1856年8月，即内讧前夕，还派出国宗杨辅清、杨元清率军出援江西。
因此，当韦昌辉深夜入城突袭东王府时，天京城里并无有更多的精锐了，他们之中的极大部分，都已分赴在京外战场去了。所剩余的除了城防，也多消耗与江南大营等围军战斗中了。
二
天京城作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抠纽，又是前方各个战场的最大补给地，可是它又承担着直接对敌作战的任务。在太平天国从来不存在有一线二线，处处是战场。天京在长期、反复的保卫战中，也遭到很大的牺牲。
天京城作为太平天国唯一的大后方和补给处，源源不断向前线派出预备队。
1854年后，天京城里兵源日见枯竭，天京政府就采用下列办法补给兵源：（一）由天京各官衙、城防部队抽调，如原任巡查天京的左一检点林锡保、太平门总制古隆贤和守高桥的监军李秀成，分别随征湖北和庐州；（二）分设女营和男营，有利于征调，强迫参军和志愿参军；（三）吸收其它会党部队等，如1855年招纳上海小刀会潘起亮部。
天京政府以长江中下游一隅之地，对抗拥有全中国的清朝，更显出兵力紧张，因而常见在阵地战和防御战中，所调拨的援军，只能是东抽西调，折墙补墙的办法，诸如：（一）因林凤祥等在河北几次请援，只得放弃杨州，命杨州原守军曾立昌部组织北援军；（二）因为杨州吃紧，由西征战场抽调赖汉英部来援救，就此放弃围攻南昌；（三）因庐州吃紧，由湖北调迁陈玉成等来援；（四）因为天京围急，先后从西征战场上调迁部队解围，如1854年9月的石祥桢部；同年11月的国宗石明开、韦贵祥部；1856年1月，由安徽调来的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和周胜坤等部队以及后来赶到的石达开部主力。
要动用正在战场上的兵员，正说明了天京城里兵力严重不足。
从1853年建都天京后，天京政府在分派大批主力外征，还在城外与围困的江南、江北大营发生多次战斗；在1853、1854两年，天京政府是以城防部队主动出击的，但却未能见效，据《向荣奏稿》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主要的几次战役是：
1853年4月23日，清军攻陷天京七桥甕、钟山，太平军由朝阳门“约三千余蜂拥而来”，被击败；天京城中“甚为胆怯，已将杨州牌刀手调回不少”；
1853年5月24日，向荣筑垒开濠，将火箭攻入城中，杨秀清遥见朝阳门登陴牌刀手，误认为敌，开炮击死数百人；
1853年6月16日，清军攻朝阳、通济两门，烧死太平军七百余人，生俘九十余人；前一日，邓绍良挖地道攻城，太平军被杀二百余名；
1853年7月7日，清军攻太平门外营，太平军被杀一百余人；
1853年8月25日，清军攻雨花台，太平军被杀二百余人；
1854年1月2日，太平军由明陵山后出五六千人，被杀三百余人；
1854年9月6日，太平军攻七桥甕，被杀千人；
1854年9月10日到12日，太平军万人攻七桥甕，被杀死三千余人，生俘三百五十余人。
按：太平军自长沙北上，迭克名城，无坚不摧，不免产生傲慢、轻敌之心，故在对于江南大营，掉以轻心，见于以上所述从1853年到1854年底的近两年战斗中，囿于兵力所限，每次作战人员，一般仅两三千人，但屡战屡败。他们对于围军采取的以攻为夺的战略，经常主动出击，但成效甚微，其中尤以1854年9月中旬一仗，最为惨烈，据向荣从难民处获悉：“陆路贼匪四旬之中，先后歼毙已不下三万人，先锋馆内精锐中养伤者，仅有百余人，而韦昌辉、石达开两首逆，迭次督贼九仗，屡频于危，复于十九日仗贼之后，泅及上方桥河内，得逃回城，现在城内之贼，均经胆落，已往调贼渠韦俊、罗大纲聚集湖北、安徽水路各贼来此，与官兵决仗”（《向荣奏稿》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奏）。天京的战斗力是不强的，它不但未攻破江南大营，而且时时痛遭失败，“自三年二月抵金陵后，与贼大小不下百余仗，该逆每仗辄败”（同上）。此说当然虚假、夸张，但太平军确实处于被动挨打窘境，这是因为天京城里缺乏正规常备军，每次出征，乃是各馆各营携械来会，临时凑集队伍。据向荣所获情报，“城内长发贼现仅七百余人，湖南从贼者约千人，湖北约五六百人。从前妇女不供工作，近因人少，托妇女招物守城”，“现闻南京城内真正长发贼只九百一十七名外，郴桂一带挖煤人夫及协贼挖地道并甘心从逆者不过万余人”（《向荣奏稿》卷七）。因而只有调迁前线部队回援，以求解决围军之患了。由此开始了从1854年9月后，采用以守为攻的战略，“已加高壁垒，开挖濠垒，并不出仗，显有固守待援之意”（同上）。这正是说明了天京兵力的极端短缺。
其实向荣时代的江南大营从来就乏战斗力，向荣曾向皇帝诉苦说，“江南大营分往镇江、东坝及江西、杨州营为九千七百多名，存营兵数一万零九百余名；又两广兵各三千八百名，由紫金山以至七桥甕，在城正东及东南隅，计路十二三里，分扎营共十九座，围城七十余里，皆为兵力之所不到”（《向荣奏稿》咸丰三年七月初五日奏），“臣大营兵数不逾九千，勇数不逾三千，其中染病养伤者尚有十之二三”（同上，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奏）。据称到1854年，江南大营存营兵勇仅六千人，就是这样一支不足万人的绿营兵，竟威胁天京、围困镇江，并承担捍卫西至宁国、芜湖，东到常州、丹阳一线，阻挡太平军东进苏、杭的任务。从1853年到1856年内讧前，它也确实起到这样的功能，多次成功地阻挡了太平军东进之路。其中主要一次就是1854年11月15日，在镇江高资击灭奉命攻苏州、援上海小刀会的正官丞相杨正潮军二千余人。
天京与江南大营的战斗，至少可以说明，在1853、1854两年，城防军力受到的殆伤，虽然不能精确估计，但根据《向荣奏稿》等说，取其最低值，也得损失一、二万众，以致到1854年9月，为不满万人的江南大营围困，只得抽调外军，因此可以推论天京的兵力，大致也只能与围军相近，甚至少于围军。
因而到1856年内讧前夕，天京城除各门守卫部队，仅东王府拥有大批官吏，天王府外有土营守卫，此外就是各官各衙了。
三
天京内讧众说纷纭，杨秀清是争论焦点。内讧不能仅说是诸王相轧，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各家各派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杀人是为了发泄、报复，那仅是表象。韦昌辉杀杨，他也不可能阻止部众洗劫东王府，但杀人毕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杀尽为杨作伥的亲信。在此期间出现乱杀、错杀是难免的。这是因为在一个没有法制的王国，它靠神治、人治来维持调节人际分配和占有，可是当这个代“天父”发言的九千岁崩溃了，那时侯，谁也就难以阻挡混乱的人群。
天京内讧是一场大灾难，“后北王杀东王之后，尽将东王统下说成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戮。”（《李秀成自述》）李秀成明确指出，所杀者是东王属员和家人，而未涉及天国各馆衙和城防部队。按：当时东王府人员庞大，东王属员虽有官有吏有卫士，但都列为官员编制，据《汇纂》统计，大小官员共有3557人，其中最低的牌刀手（参护，即卫士）为1600人，亦是职同将军；王府六部有72名尚书，实际就是天京政府的职责主管，此类之人，即以东王侫臣而破格攉升为侯，如户部一尚书吉成子（翊天侯）、礼部一尚书傅学贤（扶天侯）、刑部一尚天刘绍廷（助天侯），以及国医李俊良（补天侯）等。这些人是靠奉迎、服伺东王而见宠信的，他们身任的尚书和东王府其余属员，其官阶通常要比北王府属员同职的官级要高一两级，然而他们又在布满战争风云的太平天国过着安稳的享乐生活，这对马上夺天下、马上治天下，在前线或到过前线，有过流血生涯的将士，无疑会引起愤怒和不平，加之东王府人员仗势欺凌，从而当内讧爆发时，当韦昌辉杀进东王府，他的部属带有发泄、报复的心理，不分青红皂白进行杀戮，以至玉石不分，“北王在朝，不分清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李秀成自述》），其实，布列治门和麦高文通讯所称诱杀东王部属“五、六千人”或“东王部下——各级官吏及士兵、仆役及随从，全体共有二万人至三万人”，乃是一个模糊数字，即使莫须有，也是东王府官吏及其家属，因为有如前述天京城里缺乏精锐兵力，不可能有这么多人为北王所杀害。
根据《汇纂》卷二“剧贼姓名下”篇，所记载人员：侯共9人，其中内讧前死5人，内讧后存2人，死于内讧2人，不详1人。国宗（国伯、国兄）共10人，内讧前死4人，内讧后存4人，不详2人。丞相共22人，内讧前死或叛变9人，内讧后存7人（含赖汉英），死于内讧3人（含许宗杨），不详3人。检点共21人，内讧前死3人，内讧后存12人，死于内讧人，不详5人（此5人均系在外作战者）。
《汇纂》所记为1855年，但也多窥出在天京的高级干部，即在内讧期间东、北王家族也多有未被杀害，如林大居（其子为东王甥婿）、韦元玠、韦滨等，天王府官员和天王家族更未损害。它可说明，所谓内讧被杀害二三万人的其中“一大批久经考验优秀的高级军政将领”，无非是东北王贴近的亲侫官员，如前述的吉成子、傅学贤、刘绍廷以及罗苾芬、黄启芳等人。
四
石达开1857年5月离开天京，自后，天京确实也有人员随他而去，但并非如通常说的“随后陆续随翼王而出京者，官员兄弟约有五、七万人”，甚至还有说的十余万人。其实，天京在内讧前夕就人员匮乏；在内讧后也没有这么多人随之出走。
李秀成在囚笼里曾三次提及石达开出走后的窘状：一是在1857年“力敌桐城，保固安省”时，仅有“残军六七千人”、“此人是翼王逃出诱去外，此是老弱，不能为用，故留为成便”，二是在1858年天京复为江南大营围困时，“那时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翼王将天王之兵尽行带走”；三是在论述“天朝十误”事称，“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士带去”。（《李秀成自述》）
李秀成所说凿凿，后人佐证以陈凤曹致六安州总制函所述，更以为确信。其实，在囚笼时的李秀成心态，常多以拯难救危，独撑朝政，自诩己才的。李秀成是1856年10月到翌年2月镇守安徽桐城，其时石达开返京辅攻，所以不存在因出走将兵将带走留有残军，它因诸家论述多误，说是“朝中无将，国内无人更误，石达开离京出走时，天京朝中主要官员有文忠衡正掌卒赞天燕蒙得恩、副掌卒顺天燕钟芳礼、真神殿大学士兼天官部事黄得用、地官加侯爵陈潘武、春官加侯爵刘庆汉、夏官丞相蔡子贤、秋官丞相加侯爵莫士暌、冬官丞相加侯爵陈得风、天官丞相加侯爵任京都江南都佐李青发、京都巡讨将帅黄文安等人（见罗尔纲《国学丛书》引咸丰七年闰五月二十一日何桂清《探悉金陵城中著名伪职姓名清单》）。此中多人后均封王爵，仅蔡子贤、或作蔡次贤者，追随石达开出走；在任武卫军宰辅时，幡然反悟，“亦率统下出江，事漏被元宰所杀”（《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上天王本章》），可见天京朝中军中鲜有高级人员随石远征。佐证以石达开远征军主要成员，如殿左军曾锦镰、张遂谋、石镇吉、肖寿璜；驻守安徽、江西的赖裕新、傅忠信、陈享容等，无一乃是天京出奔的，可见说是天京大批官员出走“国中无人”（《李秀成自述》），显然有失实处。
1856年天京内讧后，石达开虽然一度返京辅政，但天京兵力并未见增，否则也不见得坐观江南大营死灰复燃，围攻天京附近的镇江、溧水和句容，忍令湘军攻陷武昌，顺流直下围攻九江，因此说他要自天京带走“好兵好将”显然难以成立；至于多书论述天京内讧死伤二三万精锐，而石又能带走十多万人更是难以自圆其说了。何况天京自1855年取消男女分营，实行婚配和恢复、重建家庭后，天国大小文武人等几乎都有眷属，“女营为之一空”。农耕社会的家庭本位，有利于稳定，也使安居乐业的官将，不愿远跋风波，更难举家从征，即使有，也仅是一小部分，说不上要带走多少精兵能将，而影响天京空缺。
石达开1857年10月初离开安庆南下江西时，他只带走了安徽地区极少部分兵力，“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当时太平天国据有的天京上游和皖南北二十余府县守军均多未随他出奔，如梁立泰（桐城）、朱凤魁（宁国）、陈坤书（芜湖）、赖桂英（当涂）、叶芸来（潜山）、李秀成（六安州）、赖文鸿（休宁）、陈得才、张朝爵（安庆）、韦志俊、陈玉成（鄂东黄梅、应城一带）和林启容（九江）、黄文金（湖口），等等。石达开在江西临江、抚州等地始汇聚部队，虽然他后来在进入浙江、福建时拥众十万，但多非由天京、安徽带去的。
传统文化武装的近代农民，仍是热衷于血缘和宗法制。他们也最忌恨、厌恶他人的用人唯亲，拉裙带风。农耕社会的狭隘民族文化心理，促使他们之间永远处在失衡的天平上。所以石达开出走，而且越走越远，“壮士一去不复返”。太平天国最大的损害，乃是因创建天国领导核心之一的石达开离去而精神失态。农民拥护好领袖，在农耕社会，领袖最被群众视之为神。领袖信仰的危机，缺乏一个杰出的众望所归的统帅，在这个意义上说，“石达开出走的分裂行动，造成了太平天国最严重的损失。”
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的一次伟大农民运动。革命者不畏强暴，在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域后，同时在几个战场开展和扩大战争。他们众志成城，仅以四壁多垒、一隅之地的十几万的兵力对抗拥有全国人力物力、后来还配备洋枪洋炮的清朝军队，真是一大奇迹，可是也给后人产生某种错觉和误认，以为太平天国有五十万、一百万的兵力；农民战争是大规模的运动，他们往往习惯于人海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分头打击、消灭敌人，但从总体说，他们的兵力是有限的。
天京内讧，死的死，走的走，当然有人力的损失，但见于天京城里干部和人员并未有多大损失，而安居的农民的惰性和习惯，使更多人不可能也不愿随石达开出走，所以天京政府仍能依靠原有的兵力，发展和壮大力量，在艰巨、曲折的敌我斗争中仍能继续战斗下去。当然，社会规律是不以人的愿望而转移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内讧牵涉广、时间长，造成的精神危机，影响全国全军的凝聚力，影响他们的心理结构和价值取向，因此从这点说，天京内讧才是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南昌》199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