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深秋，一场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正在紧张进行。
来自全国各军区的将领们齐聚此地，观摩这场实兵对抗。防空军第一军政委罗维道站在演习指挥部内，望着远处硝烟弥漫的模拟战场，思绪却飘到了另一件事上——距离北京的首场授衔仪式已过去两个月，但许多将领的军衔仍未正式颁发。
他并不知道，自己即将经历一场特殊的“意外”，甚至成为开国将帅中唯一三次参与授衔的人。
第一次授衔：演习后的军服“乌龙”
11月初，辽东半岛的演习落下帷幕。国防部长彭德怀宣布，将在演习结束后为部分将领补办授衔仪式。
原来，1955年9月北京的首场授衔虽已结束，但全国各大军区的仪式尚未全部完成。由于防空军第一军在此次演习中表现突出，中央决定在大连就地举行一场授衔典礼。
罗维道被列入授衔名单。按照流程，将领们应在仪式现场领取将军服，但这次授衔时间仓促，又恰逢当晚要举办中苏将领联谊晚宴，工作人员索性提前将服装送到了宿舍。
罗维道推开房门时，发现自己的床铺上摆着一个木盒，里面是一套崭新的五五式军服，肩章上的金色松枝缀着一颗星——少将军衔。同屋的孔庆德中将和邓克明少将也收到了各自的军服。
或许是连日演习后的放松，又或是军营里惯常的玩笑，几位将领突然玩心大起。
有人提议：“老孔的中将服给老邓穿穿，看合不合身！”
众人哄笑着将孔庆德的中将肩章与邓克明的少将肩章调换。傍晚，孔庆德回到宿舍，瞥了一眼床上的军服便匆匆换上，全然未察觉异样。
直到授衔仪式开始，中将与少将需按队列站立时，他才发现自己站在了少将队伍里，而邓克明正穿着中将制服手足无措。
“算了，这中将送你了！”孔庆德打趣道。
邓克明却连连摆手：“这可不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两人急忙躲到角落换回肩章，留下一段令在场苏联顾问瞠目结舌的插曲。这段轶事后来被罗维道记录在回忆录中，成为我军早期“不争衔、不攀比”风气的生动写照。
第二次授衔：替军长“代领”的意外
大连授衔一周后，罗维道接到通知：防空军总部将在北京举行军种内部的授衔仪式。
他本无需参加，但军长方升普因紧急任务滞留西北，中央临时决定由政委罗维道代为出席。于是，他带着方升普的军服和勋章证书，再次走进会场。
这次授衔与大连的气氛截然不同。北京军事博物馆的礼堂内，聚光灯下将星云集，周恩来总理亲自为将领们颁发命令状。当罗维道以“代领者”身份上台时，台下响起一阵善意的笑声。
有人调侃：“老罗，你这是要一人领两份衔啊！”
事后，他将方升普的少将军服仔细包好，托人送往西北。这位比他小一岁的军长同样出身红军，两人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合作十余年，却因一纸调令天各一方。
第三次授衔：从“领衔”到“授衔”
1955年底，罗维道接到一项新任务：赴江西南昌为防空军第二师的官兵授衔。此时的他已不再是被授衔者，而是成为颁发军衔的“授衔人”。
在南昌的礼堂里，他亲手为数十名军官戴上校官、尉官肩章。一名刚被授予上尉衔的年轻连长激动得双手发抖，
罗维道拍了拍他的肩膀：“小伙子，好好干！当年我当连长的时候，可没你这身行头。”
这场基层授衔看似平常，却让罗维道感慨万千。
二十六年前，他还是江西泰和县一个放牛娃，因地主逼债加入红军；如今，他穿着将官服站在这里，见证新一代军人接过使命。
仪式结束后，他特意去了一趟南昌起义纪念馆。望着展柜中破损的红军八角帽，他忽然想起大连授衔时那套被调包的军服——时代在变，但有些东西似乎从未改变。
两套军服的故事
1957年5月，防空军与空军合并。罗维道接到通知：所有防空军将领需更换空军制式军服。
当他打开新配发的军服箱时，发现肩章仍是少将军衔，只是军种符号从防空兵的导弹图案变成了空军的飞翼。勤务员请示是否处理旧军服，他摆摆手：“留着吧，好歹是段历史。”
这两套军服后来被他捐赠给军事博物馆。
工作人员清点时惊叹：“罗将军，您这可是独一份啊！”
的确，五五式军服本就存世稀少，能同时保留防空军与空军两种制式的更属罕见。它们如同两枚时空胶囊，封存着那个特殊年代的记忆：既有中苏联合演习的宏大叙事，也有军服调包的幽默碎片；既见证了个体命运的起伏，也记录着军队正规化建设的艰难转型。
结语
2011年，罗维道在上海逝世，享年97岁。追悼会上，一幅老照片被反复提及：1955年冬，身着防空军少将服的他站在辽东半岛的海岸边，身后是列队行进的坦克与高射炮群。
照片里的他笑容温和，仿佛早已看淡肩上将星的重量。或许对他而言，三次授衔的“特殊待遇”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真正重要的是浪花背后那片奔涌不息的大海——那里有牺牲的战友，有未竟的理想，更有无数人用生命守护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