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进行了人民军队首次正式授衔仪式。而在授衔之前，负责评衔相关工作的彭德怀、罗荣桓，已经知道了将领们的拟授衔情况。彭总对其中一人的评衔结果感到不理解，为此登门去找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首任参谋长是解方。当时志司有3位副司令员，除了第一副司令邓华外，还有洪学智和韩先楚。洪、韩二人一个管后勤、一个经常到前线指挥作战，所以参谋长解方的实际作用，要比他的表面职务更突出。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是彭德怀、邓华后的“三号人物”。
彭总对下属的要求很严，却对解方的表现非常满意，认为他谋划缜密、工作细致，是我军中难得的参谋长。按说志愿军参谋长的地位，是相当可观的，并且解方还是首任参谋长。凭这一项资历，55年评衔时至少可以定为中将军衔。
然而评衔结果出来后，彭总却连连摇头：解方只被评为少将。不光彭总不太满意，其他跟解方共事过的战友，也觉得解方的军衔偏低了，一般认为授予中将更合适些。彭总来找罗帅，就是为了反映这件事。
心直口快的彭老总，直接对罗荣桓讲：他解方要是只评为少将，那我也就是中将，最多评个上将。彭总很少计较这类事情，也不允许下属争军衔，提倡发扬高风亮节，但他却为解方讲话了。由此可见，彭德怀多么器重这位下属，在正式授衔前夕毫不避嫌，特意为他鸣不平。
罗帅能理解彭总的观点，但评衔是系统性工作，不能只单独考虑一个人。罗荣桓认为，解方同志有闪光点，却不是完全能够得着中将军衔。为此罗荣桓耐心地对彭总进行了解释。
解方的能力非常突出，抗美援朝时的职务也比较高，这一点罗荣桓很认可。志愿军的政治部主任杜平，将被授予中将军衔，而参谋长与政治部主任，是平级的，为何“厚此薄彼？”因为在55年评衔时，解方的过往履历短板十分明显。
首先，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红军将领，早期革命经历有缺失。他出自张学良的东北军，在接触进步思想后，于1936年秘密入党，5年之后才正式投到延安。这种个人起步情况，比大部分我军名将都要晚，如果仅凭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较高职务，便获得中将军衔，未必能服众。
其次，解方虽是军事科班出身，在日本上过军校，理论水平很高，但作为军事将领他很少亲自带兵打仗，这也是一种缺憾。解方在各级部队担任参谋长的时间较长，往往是辅助性的角色，不像一些军长、兵团司令员那样取得直接的战功战绩。
比如同为四野将领的钟伟，是从中央红军逐步成长起来的战将。他指挥一线部队战功赫赫，55年也只是少将军衔。这样看解方评少将也是合理的。
最后，志愿军的经历，并不是55年评衔过程中最重要的参考项。大授衔尤为看重红军经历，毕竟是军队初创期、难度大。时间越往后部队越雄壮，将领个人的功绩就没有那么多条件加持了，而抗美援朝在时间线上恰恰排最后，评衔时影响有限。
就比如上文提到的几位志愿军副司令：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他们即便不参加抗美援朝，凭之前的贡献和军内地位，也是能评为上将的；而参加了抗美援朝，也当不了大将。这在解方身上一样适用。
结合彭总等一些干部的反映，在解方的军衔授予问题上，最终将他列在了开国少将的第一位，这也同样体现出组织对解方成绩的肯定。换个角度看，作为“少将之首”，其实比夹在一百多位开国中将的名单里面，更引人瞩目。解方的名气，在后辈军民心目中确实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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