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要：
今天犹太人的主体，是曾经在东欧黑海之滨建国的可萨犹太人的后裔，可萨犹太人的统治者，是中国历史上的突厥王室阿史那氏。
华夏与犹太文明的较量，就是一千四百年前，唐朝与突厥博弈的延续。
千年之前的唐突（唐朝vs突厥）大战，又与今日的中美博弈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突厥和美国，一个是可萨犹太之父，一个是可萨犹太的好大儿，怪不得套路差不多，原来是祖孙啊！
祖孙三代，虽然相隔千年，却都在“专治各种不服”的中国面前，踢到铁板！
看懂中国历史，也就理解了当今与未来的世界！
01 华夏赢学代言人
隋炀帝杨广和亲信重臣裴矩，颇有 今日美利坚“懂王-马圣”组合的风范。
一个是好大喜功，爱听奉承，每天就是要赢赢赢；
一个是雄才伟略，敢想敢干，不计后果，平定岭南，经略西域，离间突厥，远征高丽，恨不得一辈子做几辈子的事，主打一个四面出击，全面开花。
隋炀帝正因为太想赢了，所以输了，这还真是很符合阴阳辩证的原理。
白宫天天宣扬不停地赢，无尽的赢，赢而不麻，让懂王颇有美炀帝风范。
隋朝一崩，突厥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迅速趁机做大。
《新唐书》是这样描写的突厥的强势：
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
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
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
第一句讲的是突厥控制范围，东至辽东，西至西域，以突厥为首的游牧盟国集团，正如美国主导的北约，对中国实现了C型包围；
第二句讲的是突厥的军事实力，控弦百余万，远超军阀混战的中原；
第三句讲的是突厥的政治野心，轻视华夏，甚至有侵略中原的野心。
当时中国北方的各个割据势力，刘武周、梁师都、郭子和、薛举、李轨、张长逊、刘黑闼背后，都有突厥人的影子。
在USSR繲体中诞生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外部势力的鼓动下打生打死，跟隋朝繲体之后的局面大同小异。
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差别，差别就是
——当时中原碎得更加彻底，战乱更加频繁，人民比乌克兰人更加痛苦。
欧洲搅屎棍大英，世界搅屎棍小美，见了突厥都得尊称一声“前辈”！
突厥才是搅屎棍的正统！
这门搅屎棍艺术，后来也被可萨犹太人发扬光大，并进一步手把手传授给大英和小美，然后再传给小日子。
今天的中东、东欧、非洲，随处可见这种同室操戈的代理人战争，背后活跃着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身影。
小美不是不想撕裂东大，其帮凶小日子搞出各种分裂计划，就是没有像匈奴那样得逞而已。
对于东大来说，“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从古到今都要警钟长鸣，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就单纯就是因为统一的祖国实在太强了，她的存在本身，就让别人寝食难安。
如果这种局面长期持续下去，中原的财富、技术和先进文化源源不断输出到突厥，突厥通过吸食中国的血肉发展壮大，成长为东亚霸主；其影响力再通过丝绸之路通道，进一步延伸到欧洲，掌控欧亚贸易主导权。东大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的状态无法自拔。突厥取代东大的生态位，东大就只能跟印度在一个层次混了。
幸好，李唐不满足于成为突厥人的傀儡，胸怀一统天下的雄心。
李渊被封为太原留守，其使命就是为雁门关之围中吓哭的隋炀帝擦屁股，扼守雁门关隘，抵御东突厥的入侵。
当时的突厥，估计也有类似“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机构，专门资助扶植各种反隋力量，通过“以华制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起家之初，李渊也未能免俗，同样依靠突厥的军援起家。
作为抵御突厥的边军，李唐在太原起兵后，转头向曾经的直接敌人突厥借兵，这才顺利杀进了关中。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就是真实写照。
对于当时两者之间的关系，《资治通鉴·唐纪九》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句话：“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
向突厥称臣就称臣吧，还是为了百姓，华夏赢学的味道扑面而来。
李唐不同其他投靠突厥的枭雄，走出不一样的发展曲线，多亏李渊有个好儿子，天降猛男李世民。
中国历代皇帝中，最强的六边形战士！
李世民
李世民率军南征北战，简直就是华夏赢学的本体，对于李唐的壮大居功至伟。
618年李渊称帝，突厥觉察到形势不对，战略上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转为隋朝的保护者，扶植隋炀帝的孙子杨政道，建立后隋政权，试图整合北方各个割据势力，对抗日益强大的唐朝，从而让中原继续保持分裂状态，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
突厥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好，但是美梦又被李世民击碎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李世民率领唐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连灭掉劲敌王世充，窦建德，迅速统一了北方地区和长江两岸，使得突厥失去了制衡李唐的抓手。
由于李世民立下功劳太大，封无可封，李渊给李世民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封号“天策上将”。唐朝以武立国，名将辈出，但是能获得这一殊荣的仅李世民一人。
唐初形势
无独有偶，一千四百年后，中国同样出了一个天降猛男李德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之势通过三大战役，完成了大陆统一，使得美国失去了制衡中国的抓手。
你说这不是巧了吗，中国历史上的这两位伟人，都被同一个演员扮演过，这个演员的名字就叫——唐！ 国！ 强！意思是唐人建立的国家很强？
人如其名，唐国强还扮演过中国历史上各种赢麻了的代表，简直就是华夏赢学的代言人。
2022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是想模仿唐国强，哦不，是模仿李世民速通乌克兰，结果从上到下都掉链子，被美国抓住机会反制，搞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02 唐朝差点成为偏安废柴？
面对这种形势，突厥颉利可汗放弃代理人战争的打算，改为直接出兵抢劫，从公元621年到626年，突厥连年入侵，烧杀掳掠一番就走，北方边境人民苦不堪言。突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新生唐政权陷入动荡，然后再重演隋朝倾覆的故事，重温旧日美梦。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悍然纠集联合国军出兵朝鲜，跟突厥也是不谋而合。
突厥和美国，一个是可萨犹太之父，一个是可萨犹太的好大儿，祖孙俩果然套路都是一样的。
祖孙虽然相隔千年，却都在“专治各种不服”的中国面前，踢到铁板！
只能说，华夏文明天生就是犹太和美国的克星！
1950年10月，围绕是否出兵朝鲜，中央陷入激烈的争吵，大部分人都持反对意见。唯独主席坚持出兵主张，在经过多日的激烈思想斗争后，总理选择支持主席。这就是主席所说的“看来同意出兵的，只有一个半同志呦”。一二把手都同意了，其他人反对也就无效了。
主席作为一把手，做出反击决策尚且如此困难，李世民当时的处境，要比主席还要艰难得多，甚至逼得他不得不手足相残。
颉利可汗年年侵扰，有人进言向李渊进言：“突厥之所以屡屡进犯关中，无外乎是因为长安城里有宫廷美女，又有金银财宝。所以，如果烧掉长安城，迁都到别的地方，那突厥人自然会因为无利可图而不再南侵了。”
这是在建议李渊迁都，离开长安，避其锋芒。
至于长安城，一把火烧了，给突厥留个废墟，他也就没有抢劫的兴趣了。
这个建议的离谱程度，就好比在面对美军干涉朝鲜时，有人提议：
我们之所以纠结，不就是因为美军会威胁到东北工业区吗？
干脆把东北一把火烧掉，退回山海关以内算了。
共和国初年如果做出这种决断，那么提议者和决策者肯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李唐初年，就是这么离谱的建议，居然成为李渊郑重其事考虑的方案。连迁都的地点都规划好了——《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镇守的襄阳。
襄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登基第二年所建。襄阳临近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因位于汉江支流襄水之北而得名。左右分别是秦巴山和大洪山，扼守江汉平原的北方通道，也是进入汉中的门户。汉光武帝刘秀也是从襄阳附近的枣阳起兵，再造大汉。诸葛亮也曾尝试扼守襄阳，三造大汉，功败垂成。
扼守襄阳，既可以守住汉朝龙兴之地汉中，也可以扼守长江以南，地缘形势极为重要，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与此同时，由于襄阳水陆交通发达，商品经济十分繁盛，汉朝时期，这里就有“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坻，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的记载。
南宋守襄阳，那是在丢失整个长江以北防线之后的无奈选择。如果李唐在建国之初就选择定都襄阳，也就意味着要丢掉长江以北。别说唐朝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骄傲，其历史地位连赶上弱宋都困难。
问题来了，为何李唐会进行如此荒唐的决策？
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涉及唐初的政治斗争，具体来说，
是长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的夺嫡之争。
隋朝二世而亡，跟杨坚轻率地废长立幼不无关系，因此李渊心里就有一个心结：
我们李家跟杨家不一样，一定要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众所周知，立Flag就是将来用来打脸的。
虽然嫡长子李建成能力不如李世民，但是胜在宽厚孝顺（至少表现给李渊看的是这样），因此虽然李唐江山几乎就是李世民打下来的，但李渊铁了心力保嫡长子李建成继位。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既要削减天策上将秦王李世民的势力，培植太子李建成的羽翼，又不能搞得太过，把李世民这个中流砥柱给搞折了。
对端水能力的要求，有一亿点点高啊！
幸好李渊成年的儿子一共就三个，其中两个还是一头的，李渊自信问题不大。
由于李世民的军事能力实在太过逆天，李建成就算开了作弊器也玩不过，军队中遍布李世民的拥趸。别说忠于李建成了，连忠于李渊都费劲。
就算是李建成亲自指挥的部队，其中也不乏李世民的支持者。为了防止李世民利用军队搞兵变，用来戍卫长安的部队被几经裁撤，从二十六万下降到三万，只留下最忠诚于李渊的铁杆，并给予良好待遇，以维持他们的忠诚。
忠诚是忠诚了，但是人也太少了点，显然不足以抵御突厥的威胁。
“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膏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新唐书·兵志》
为了防止李世民得势，光裁减存量还不行，还得避免增量，那么就要千方百计避免出动军队，哪怕割地赔款也可以考虑。
与其被迫割地赔款落下骂名，不如主动放弃守不住的地区，这样一来，继续留在容易被突厥兵峰威胁的长安就不合适了，迁都势在必行。
长江以北的重要城市，比如洛阳、晋阳等，都是李世民带兵打下来并进行安抚民心的工作，民心所向只知秦王不知李渊，自然也不能去。巴蜀、陇西也过于偏僻，经济也不发达，不宜定都。
多方权衡之下，襄阳就成为最合适的定都选择。
尽管抛弃长安很可惜，但是这一建议对于稳定唐朝的权力格局很有意义，因此李渊很动心，还派了自己信任的中书侍郎宇文士及翻越秦岭考察，准备迁都的事宜。
在经过了一番准备之后，624年7月的御前会议上，李渊正式提出了迁都动议。李建成李元吉表示附和。
在场的各位高官中，裴寂向来跟李渊站在一头，因此大力赞成迁居到襄阳的想法。其他三位宰相，萧瑀、封德彝和陈叔达，就算心里反对迁都，但是看到李建成、李元吉、裴寂三个和皇帝最亲密的人都支持迁都，也纷纷表示附和。毕竟不可以得罪太子李建成。
在场诸人中，只有李世民没有表态，于是李渊将目光望向李世民。只要他一点头，迁都就成为正式决策。
如此一来，“大一统“就别想了。李唐将被华夏赢学家们归为偏安政权，跟东吴废物们坐一桌了。
03 唐初的两党之争
李世民何等聪明，一看这个情景，立即明白其中的弯弯绕。
这是父兄为了架空我，早就串通好了啊！居然不择手段到这种地步，连周朝和汉朝的古都长安都要放弃，简直岂有此理！
他立即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迁都的意见，他对李渊说：“夷狄自古为中国患，未闻周、汉为迁也。愿假数年，请取可汗以报。”
这是说，夷狄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的隐患，从来没有听说周朝、汉朝为了躲避他们而迁都。请多给我几年时间，一定会将颉利可汗捉来献给您！
李世民这话说得很有气势，深得“华夏赢学”精髓，但其实，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周平王东迁，从西周变成东周，躲避犬戎的锋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
赢学家嘛，为了赢，必要的时候改一点事实是难以避免的。总比懂王每天一小赢，三天一大赢靠谱多了。
李世民又说：“当年霍去病只是汉廷的将领，都立志消灭匈奴，而臣忝列在王公之首，倘若安定不了边患，到了要迁都躲避的地步，那就是臣的失责！”
李世民这话倒是深谙“赢学”精髓，但是锋芒毕露，无形中又戳中了李渊的心病：
关中的边防向来由太子李建成负责，不是李世民的职责范围。现在他说自己作为秦王失责，难不成是在暗示，太子乃至皇帝李渊，都要为边防的困境负责不成？
这话让李渊勃然大怒，李建成也心生忌惮：老二这是摆明了要插手边关防务，架空自己啊！
事后，李建成和李元吉加紧向李渊献谗言，诬陷李世民谋逆。再加上他们笼络李渊嫔妃近臣，轮番诋毁李世民。至于史书上记载的李建成与嫔妃通奸之类的破事，那就属于执行层领会上意的时候，把“赢学”搞得有点太过，类似于说马斯克“伊万卡闺房行走”之类的骚话。
李世民也越发认为，李建成和李渊合谋针对自己。彼此猜忌不断加深，进入黑暗森林模式。
兄弟关系越发破裂，各自发展势力，两党各为其主，剑拔弩张。
李渊也是端水能力堪忧，就两方都搞不定，过于袒护李建成，把李世民当成纯纯的工具人。
每次突厥入侵，李渊总是命令李世民前去讨伐敌人，能者多劳嘛！但在战事平息以后，李渊又担心李世民声望更盛，对李世民的猜疑却越发加重了。
做多错多，越做越错！
谁tm能忍得了这种领导？
反复几次，就算李世民再大度，也得被惹毛了。
李建成一方面在东宫蓄养私兵，积蓄铠甲武器，明显是打算武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拉拢分化秦王府的骨干力量，拉拢不成就污蔑构陷，尉迟恭、程知节、段志玄等人，不是被下狱，就是被驱逐。剩下的李世民心腹如长孙无忌、高士廉等人则惶惶不可终日，生怕灾祸接下来降临到自己头上，日以继夜地劝说李世民先下手为强，但李世民仍然犹豫不决。
当然了，李世民肯定不会毫无准备，束手待毙。
作为一名杰出的赢学大师，李世民不仅要赢，而且要赢得合乎周礼。
手足相残当然不符合周礼，因此必须要让对方先开第一枪，然后被迫动手反击。因此秦王府暗布间谍眼线，监视太子和李元吉一举一动，同时暗地里做好反击的准备。
周礼或者儒学作为“华夏赢学”的集中代表，也被今天的东大继承下来。
面对外部的挑衅，总是处于憋屈受气，隐忍不发的阶段。
但是一旦动手，那就要追求泰山压顶，一击必中！
不要说我事先没说过哦！
（勿谓言之不预也）
后世困扰唐宋明的文官与武将之争，在李建成与李世民的斗争中，已经浮出水面。李世民是很能打，但是马上得天下，能马上治天下吗？
长子李建成长期镇守后方，他周围聚集的都是老牌的关陇贵族。这些贵族原本以军事起家，但是长期养尊处优之下，其中大部分战阵兵法已经生疏，更擅长用家族积累的财富借贷生息，兼并土地，经商牟利。襄阳这个经贸中心更适合他们发挥所长。
对于其中极少数的顶级门阀来说，他们原本就是胡汉混血，也没有太多夷夏之防。朝廷远离边境之后，就更便于他们暗中与突厥贵族勾结，共同通过走私商队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大发横财。这种里通外国中饱私囊，甚至危害国家利益的勾当，在后世的宋明清比比皆是。
换句话说，拥护李建成的，主要是代表着金融商业资本的建制派老钱。
李世民南征北战，擅长从民间发掘卓越人才，因此他身边聚集的许多人，并非出身贵族，而是凭借才能与军功晋升的新贵。与他一起征战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也需要分享土地财富。
Old money与New money之间，终有一战，这是历史反复验证的铁律，懂王MAGA党和民主党建制派之间的殊死斗争，也是如此。
表现在李唐初年，就是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夺嫡之争，并进一步集中体现在应对突厥的态度，以及是否迁都的具体问题上。
外交以及对外用兵，是为了服务于对内斗争，而不是反过来。
同样道理，懂王无论是声索格陵兰、巴拿马，还是在乌克兰撤退，或者在中东用兵，根本出发点也是服务于内斗。
李世民上位，肯定是更加有利于社会阶层流动，缩小贫富差距，更加有利于唐朝健康稳定的发展，但是，屠龙少年终有一天，也会成为恶龙。
李世民通过非正常手段上位，也就意味着李渊的担忧将成为现实：正常的继位程序失去神圣性，李唐朝廷此后不断陷入宫廷政变和废长立幼的循环当中。
与此同时，一个我们今天熟悉的痼疾，悄然侵蚀了李唐王朝的肌体，那就是——军工复合体！
中国历史学家更习惯将其称为：军阀割据。
懂王上位，也在打破一系列政治常规，同时塑造一个新兴的硅谷科技集团，必然与已经形成的军工复合体、医疗金融集团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当然，如果李建成上位，宋朝开始的文官治国，也就会更早地在历史中走向成熟。不仅会形成官僚利益集团，也就是懂王所说的“deep state”，各种骚操作也是层出不穷，贪腐起来更是花样百出。东大改开之后出现的一系列负面效果，就属于这种情况，逼得国家必须重拳出击整治FB。
顺便说一句，唐代开始出现的官僚利益集团，是后世所有“深层政府”的祖宗，因为西方都是学习中国的科举制，才塑造出官僚集团，而科举起源于隋朝，兴盛于唐朝，成熟于宋朝，在明朝达到巅峰。
这个棘手的问题，不存在最终解，只有动态平衡解。
华夏文明的厚重历史，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成功和失败的教训。
刚满两百五十年历史的美利坚，与之相比只是一个弟中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