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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清华校长梅贻琦病重，却无力支付医药费，还是胡适帮他垫付500元，才得以继续治疗，可他明明手握重金的清华庚子赔款。
梅贻琦去世后，他生前从不让人触碰的手提包终于被打开，里面的内容却让在场所有人不禁泪眼模糊。
1931年，梅贻琦临危受命，担任清华校长。此前，已有三任校长已被学生赶走。当时，人们没想到，这位校长一做就是十八年。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15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清华任教刚一个学期的梅贻琦，曾向自己的中学恩师张伯苓悲观地吐露心声，不想干教育了，没前途。
张伯苓对他说：“才半年，你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忍耐，快回去教书。”这句话，让梅贻琦记了一生。
1889年，梅贻琦出生于天津一个贫寒的书香门第。父亲曾是秀才，后家道中落，沦为盐店职员，却依然重视子女教育。
梅贻琦自幼熟读四书五经，15岁时考入南开中学，师从张伯苓，后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保定直隶高等学堂。
1909年，他以第六名的成绩成为首批庚款留学生，前往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为了节省伙食费，他每天步行六公里到教会食堂吃免费午餐。
回国后，他应聘了清华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半年后，心生退意的他在张伯苓的鼓励下，与教育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1931年，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时，梅贻琦说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不拘一格，亲自挑选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学历低的华罗庚、布衣出身的陈寅恪都在他的慧眼识珠下，破格成为教授，终成一代大师。
梅贻琦主张通识教育，大力增设体育设施，全面发展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创建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
然而，1937年，日本的炮火轰开北平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在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大。
梅贻琦殚精竭虑，组织学校的迁移工作，为保存中国的高等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联大校舍破旧、条件艰苦，一堆烂摊子都压在他身上。他手上管了一大笔令人羡慕的庚子款公款，却从不贪念一分一毫，总是精打细算，把每分钱花在刀刃上。
梅校长总是优先把工资发给其他教授，甚至还用工资补贴家境困难的同事。
他放弃了作为校长应有的待遇，辞掉了学校安排的家庭办公，拒绝领取学校派发的米面煤等日常供应，还把校车留给学校公用，自己出行则自行负责。
1941年，梅贻琦去成都出差，当他听说有邮政汽车可以路过昆明时，便立马退掉校方已为他买好的机票，改搭邮政顺风车颠簸了几天回来，只为省那200元路费。
有一次，上课铃声响了很久，老师却不见踪影。在同学们的东张西望中，梅贻琦气喘吁吁地跑进教师，连声道歉：“对不起各位，我帮夫人看铺子，来晚了。”
这个理由令人震惊，梅贻琦却轻拍身上的灰，笑着说：“点心卖得好，有钱挣。”
台下的学生听完，眼睛却不知不觉地模糊了。真是“校长拍灰谈笑，台下学子泪湿衣袖。”
原来，由于物价飞涨，为补贴家用，梅校长出身名门的夫人韩咏华到街上卖糕点“定胜糕”，寓意相信国家一定会胜利。
忙不过来时，梅贻琦会去帮夫人看铺子，这才造成了迟到。
梅贻琦在风云乱世中为教育呕心沥血，西南联大仅存在短短8年的“最穷学校”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从这里走出了许多名扬天下的大师和国之脊梁。
1949年，梅贻琦赴美国管理庚子赔款基金。手握巨款的他，仍从不挪用一分一毫。
为贴补家用，韩咏华到62岁还去工厂打工，去百货卖货。
不管日子如何艰辛，她始终默默支持着丈夫的每个决定。
早在1918年两人结婚时，闺蜜提醒她：“告诉你，梅贻琦可不爱说话呀。”
韩咏华只回了一句：“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对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韩咏华毫无怨言，默默相伴，无私奉献。
1955年，梅贻琦回到台湾定居，展开清华的“复校”工作。他没有房产，台湾清华办事处就是他的住所。
1960年，梅贻琦因前列腺癌住院，一度到了无钱医治的程度，最后还是胡适等同僚和清华校友们募捐才解燃眉之急。
1962年，73岁的他与世长辞，人们发现他那个从未让人打开的一个箱子里，没有金银珠宝，没有房产地契，只有一本泛黄的账目。
这本账目记录了他自1931年任清华校长以来，每一笔收支的明细。
有人曾问他，为什么你能清华校长就能这么久？他开玩笑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吧。”
可我们知道，是这位大师用真诚的心，赢得世人钦佩。
当那个手提包打开时，人们终于明白：真正的教育家从不需要金库，他毕生最珍贵的财富，是在那个泛黄的账本上，每一笔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数字。
这大概是最昂贵的清廉：手握金山银海，却活成了最清贫的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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