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读《中国学术名著提要》一书为日课，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一些书目的提要稍加理董后摘录于此。自渡顺便渡人，觉得有帮助的朋友，麻烦点个在看和转发，在此先行谢过。
一
《读哀江南赋》，陈寅恪著。最初刊载于1939年昆明版《清华学报·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刊》。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三联书店，2001年）。
作者生平事迹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条。
梁代著名文学家庾信（513-581）因亡国而羁留北朝后撰写的思乡之作《哀江南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被广为传诵且屡加笺释的名篇。陈寅恪在撰写本文之前，也已有《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一文，发表于1931年4月出版的《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该文用“以杜解庾”的方法，对《哀江南赋》进行了独辟蹊径的示范性研究。1939年，作者因抗日战争随西南联大迁居昆明，感时伤世，复撰本文，以“古典”、“今典”并释的新方法，对《哀江南赋》作了更为深入的阐释。
《读哀江南赋》全文分为上、下两篇。起首有一段小引，略述庾信作赋的特色和本文研究的缘起与范围。著者云：“兰成（庾信小字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
但历来诠释《哀江南赋》的文字，对于该赋的两个重要问题，即（一）庾信写作该赋的直接动机，（二）赋末“岂知霸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两句结语的特殊旨意，均仅限于诠说古典而不及庾信作赋当时的今典，所以本文对这两个问题重新加以考证。
二
上篇解说了从事有关考证的方法以及可据以为说的具体史料，并考定了《哀江南赋》撰写的确切年月。
篇首一段论述，在文献笺释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故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以为解释。否则，虽似相合，而实不可能。此一难也。此事发生虽在作文以前，又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否则其时即已有此事，而作者无从取之以入其文。此二难也。
据此，陈氏认为要解释《哀江南赋》的“今典”，首先必须确定该赋撰写的时间。根据赋中“灵光岿然”、“端忧暮齿”等语，对照“中兴道销，穷于甲戌”、“天道周星，物极不反”的时间记录，参以“日穷于纪，岁将复始”之语，文章推定《哀江南赋》的撰写年份在西魏取江陵后岁星再周的陈宣帝太建十年，亦即周武帝宣政元年（578），月份则在该年的十二月。
以此年月为前提，文章接着钩稽史料，说明自西魏恭帝三年（556）至周武帝建德四年（575）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陈、周通好，不少流寓北方的人士先后被允许回到故国，而仅有庾信等十数人，虽陈朝与周朝交涉，终不得返。故庾信一方面哀怨益甚，另一方面又必对传到北方的南方文词及陈周交通时双方使者应对言辞的记录特加注意。
下篇以上篇提出的方法与可用材料范围为准则，具体考释了本文起首预设的两个问题。
关于庾信作《哀江南赋》的直接动机，文章考证出当日与庾信同羁北朝而后得还梁朝的沈炯，归国不久即撰《归魂赋》，时在庾信撰《哀江南赋》之前，而其体制结构及内容次第与《哀江南赋》颇为相似，且庾信有机会读到此赋。所以《哀江南赋》撰述的直接动机，在庾信得见沈炯《归魂赋》，而非仅本于《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一语。
关于赋末结语的特殊旨意，文章虽赞同清人倪璠注“岂知霸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一句的看法，即该句除用李将军的古典外，复有“谓己犹是故左卫将军”的“今典”。但对倪氏注下句“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于其“今典”仅泛以梁国子孙多留长安为说，则认为尚非确解。
为此检出《北史·杜杲传》陈文帝以鲁山郡换回羁留周朝的皇弟安成王一节，与陈宣帝日后向作为周朝使者的杜杲提议，以留陈的北朝元定军将士换庾信等人，却被杜杲断然拒绝一事，由杜杲与陈文帝对答中有“安成之在关中，乃咸阳一布衣耳”等语，而杜杲使陈语录，又必为庾信直接或间接所知见，凡此数端，综合考察，证得《哀江南赋》末句实有与切身密切关联的“今典”在，而并非泛泛之语。
三
《读哀江南赋》全文仅五千余字，却以严密的逻辑，丰富的证据，令人信服地解答了千古名篇中隐含的两个重要问题。
不但如此，文中还首次简明扼要阐述了笺释古代文献中必然要遇到的古典、今典问题，以清晰的条理，界定了前此不甚为研究者注重的“今典”征引范围及其有效程度，在理论上丰富了文献笺释的方法，对于准确深入地诠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作者晚年在所撰长篇论著《柳如是别传》中集中而又创造性地运用了古典、今典并释的研究方法，则又从实践上向学术界展示了该方法在读解古代文献方面的巨大效用与魅力。
涉及本文的研究论著，有饶宗颐《论〈哀江南赋〉》（载氏著《文辙：文学史论集》，学生书局， 1991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