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我当时正在东莞虎门的日东厂打工。
这已经是我来广东的第九个年头，九年来，我从一个青春年少的懵懂少年，变成了心性相对稳定的“人夫”，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妻子还有了身孕。
在此前的02年，广东突然出现了非典，决定回老家的我们夫妻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一来是老家的村里给我们这些在外的人打电话，号召我们暂缓回老家。
其次也是我们自己的决定，认为老家医疗条件太差，还不如留在广东，真要有什么事还能及时处理。
因为日东厂算是虎门不错的公司，规模倒不是特别大，但待遇和管理都很不错。在打工群体里口碑颇好。
而我当时已经是厂里的中层干部，管着品质部的一半人马，算是同事和老乡眼里混得比较好的人。
非典发生后，电视新闻里每天都在播报最新发展。我们厂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除了厂区增加了好几个消杀环节外，生产线还是昼夜两班稼动。
公司为了保证员工不被感染，买下了隔壁的两栋空置楼，改造成了宿舍，让原本住在外面租房的人都住进去。
这个决定确实更好地保障了员工，但对我来说却是个恼火的事。
因为妻子辞职养胎，我们已经自己租了一套公寓，如今让我住到厂里，妻子不就只能一个人过？
我很是纠结，幸好妻子通情达理，让我不用担心，说自己才怀孕五个月，生活自理没有问题。
但我不放心啊，住在家里，妻子确实做饭洗衣都没问题，如果不是挺着大肚子，还真没有太多她做不了的家务。
可真的留她一个人住，总得出去购买生活物资吧，人流量大的市场，对孕妇来说是不大友好的，感染的几率也呈指数增加。
我和厂领导私底下沟通了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最后也同意我暂时住在公寓，但只能公司公寓两点一线，生活物资就从公司采购部带回去。当然，钱还得我自己出。
我很感激公司对我的照顾，每天真的没有在半路上逗留过，骑着单车上下班，戴上三层口罩，全身捂得严严实实的，回家还得换了衣服才进门。
一晃到了四月份，气氛依旧紧张，但我们身边并没有发生什么病例，心理也就逐渐有点松懈。
要不是电视里每天都还在报道，熟人群里也每天传出哪里哪里发现了新病人，老家的公路上都有了检查站之类的话，我甚至都认为这次风波已经过去了。
或许是有所松懈的缘故，也许是怕什么来什么，那天下午，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就有点头昏脑涨，我还以为只是最近没休息好，精神紧张的缘故。
可下班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热，摸了摸额头，好像很有点烫手，踩着单车也有点力不从心。
幸好从公司到公寓的距离不是太远，两三公里吧，到了公寓楼下，我发现自己竟然全身湿透了，都是出的汗，全身也很酸痛，还连续咳了好几声。
如果只是发烧出汗，我肯定以为自己只是感冒。可那几声连续的咳嗽，顿时让我警觉起来：会不会自己也被感染了？
其实到这时候，非典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大家也都明白，只要及时去医院，出问题的几率微乎其微。
但家里有怀孕的妻子啊！我自己或许无所谓，但必定不能让她和肚子里的孩子冒险。
我在公寓楼下坐着休息了一阵，同时也是考虑怎么办，最后还是决定先和妻子说说。
电话很快接通了，平常这时候我早就到家了，也知道我不会半路停留，妻子问我今天是不是要加班。
我苦笑了一声，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下，首先还是安慰她不要急，我这情况更可能就是普通感冒而已。
妻子是学医的，对这些情况比我更了解，用不着我和更多解释，反倒安慰我不要担心，更可能就是感冒，吃点感冒药休息一晚就没问题了。
听了学医的妻子的话，我心里也安定了不少。毕竟，换做谁在那种时局中，第一时间肯定想到最坏的结果。
可妻子接下来的话却让我苦笑不得：家里没有感冒药了，你这重感冒回家，更容易传染给我。今晚你就别回家了，去楼下芳姐家对付一晚吧，我把你的换洗衣服放到门外，你上来拿了再下去。
我租住的公寓在六楼，芳姐是妻子的同事，住在五楼。她俩还是卫校的同学，一起来到虎门，以前还在同一家医院上班。
我和妻子结婚时，芳姐已经结婚两三年了，我们两家算是“通家之好”，芳姐的丈夫强哥我也认识。
妻子的话让我尴尬的是，强哥以前在胜美达上班，去年年中被公司派去了番禺，算是夫妻两地分居。而芳姐前几天去了番禺，说是去那边找工作，这里的租房暂时还没退。
虽然和芳姐很熟，但强哥不在家，我这个大男人去她家过夜，怎么也觉得别扭。
妻子却笑着安慰我说：芳姐家里有药，她又是学医的，刚好她不在家，借住一晚没有什么问题，我马上给她打个电话，她会和你联系的。
果然，妻子挂断电话没多久，芳姐就打来了电话：张亮，你在楼下么？那就上去吧，冰箱里有药，反正我这两天还不会回来，你千万别回去祸害小群（我妻子）……
我唯唯诺诺了几句，屁股几乎粘在了台阶上，结束了和芳姐的电话，我只有摇头苦笑。
但毕竟不可能就这么在外面坐一宿，先上到六楼拿了旗妻子放在门外的一个塑料袋，里面有我的换洗衣服。
我俩隔着门说了几句，妻子还在安慰我：快去吧，吃了药早点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我问了她一些情况，知道她和早上一样没啥变化，也就只能下到五楼站在了芳姐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