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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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130年宋金富平之战是南宋与金国争夺陕西控制权的关键战役，也是宋金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此战以宋军惨败告终，作为此战中宋军的指挥者，张浚也因为富平之战的失败而备受争议。他一生屡次起落，两度执政，有人称他为“身兼文武之全才”，“中兴以来，一人而已”甚至将其与诸葛亮相提并论，但同时也有人指责他“托名恢复，大言误国”，这种极端的正反评价，无疑与富平之败有着相当重要的关联。富平之战时，张浚拒绝曲端等将领主张依托山地持久消耗，避免平原决战的建议，决议集中兵力与金军决战。如此反常识的战略安排，又是出于何种目的呢？
陕西被视为“天下之脊”，是南宋防御体系的重要屏障。“若弃关中，则四川门户洞开，长江防线亦受威胁”。宋廷极其重视川峡的存续，在张浚的自荐之下，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年）五月任命他为川陕宣抚处置使，许其在川陕地区享有军、政、财的一切支配权。
如果单从行政水平考量，张浚在对于川陕地区的经略其实可以称得上是卓有成效，尤其是在面对当地武将集团时，张浚手段刚柔并济，展现了一位老牌官员深厚的政治素养。
一方面，他对于在宋金战场上崭露头角的大将曲端极为亲善，还未入川陕，便“承制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本司都统制”。
与此同时，曲端麾下武将吴阶也被张浚所发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张浚至秦州才数日，即出行关、陕。参议军事刘子羽言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泾原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吴玠之才于浚，玠亦素负才略，求自试。浚与语，大悦，擢为统制，又使其弟进武副尉璘掌帐前亲兵。”
此时，声名未显的吴阶正处于事业低谷，历史上的曲端虽然文武俱佳，但其性格缺陷也极其明显，建炎四年三月，曲端命吴玠守彭原店拒敌，自己则领兵屯于邠州宜禄，与吴玠相应援。
结果吴玠虽然大败金人，但新尝败绩的金人稍修整后又挫败曲端，之后，曲端命吴玠退兵，吴玠坚持守彭原店，自此二人有隙，吴玠也因此事被曲端贬官。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浚成了吴阶的伯乐。
吴阶只是张浚拉拢提拔的诸多武将之一，在张浚的精心安排下，富平之战前，陕西五路兵马将领基本归其本人节制，要知道，此时的南宋朝廷还在搜山检海之下朝不保夕，威严扫地。
张浚入陕前，除了部分幕僚和将领外，仅有千余兵马随行。而更为加恶劣的现实问题则源于其前任鄜延经略使王庶所留下的一地鸡毛。
王庶，“崇宁五年，举进士第，改秩，知泾州保定县。”因西北名将种师道推荐，“通判怀德军”。后来，在当朝宰相李邦彦的推荐下于宣和七年，“为陕西运判兼制置解盐事”，此后官运亨通，在延安失陷前，已受命节制陕西六路军马。
然而吊诡的是，这位仕途畅达的大将的军事履历上几无可圈可点之处，在关中东部同金人数次作战中屡屡失利，损兵折将，最后却因“累立战功”被高宗嘉奖。如此人物，势必会与陕西六路兵将产生种种矛盾。
当地的骄兵悍将面对这样一位废柴领导，几乎将“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态发挥到了极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王庶）移文两路，各大举协力更战。而环庆经略使王似、泾原经略使席贡自以先进望高，不欲受其节度，遂具文以报，而实不出兵……庶亦敛兵保险，犹以书约似、贡，欲逼金人渡河，至于再三。似不应，贡许出兵四万，亦迁延不行”。
这其中，又以他与曲端（没错，又是曲端）之间的矛盾最为激烈。尤其是在其丢失帅府驻地延安府，自将百骑出逃，打算以劳军名义“接收”曲端麾下泾原军时，双方彻底撕破脸皮。“庶无所归，乃以其军付王燮，而自将百骑，与官属驰至襄乐劳军。庶犹以节制望端，欲倚端以自副，端弥不平”。
曲端何许人也？这可是曾写“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讽刺宋高宗出逃的猛人。
对于王庶这位草包上司他也是没留一点面子，直接当面诘问其失地之责：
“庶至军，端令每门减其从骑之半，至帐下仅有数骑而已。端犹虚中军以居庶。庶坐帐中，端先以戎服趋于庭，既而与张彬及走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见帐中。
良久，端声色俱厉，问庶延安失守状，且曰：节制固知爱身，不知为天子爱城乎？庶曰：吾数令不从，谁其爱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屡陈军事，而不一见听，何也？因起归帐，庶留端军，终夕不自安。”
曲端请陕西抚谕使谢亮代朝廷惩治王庶失地和退避之罪，但遭到傅亮拒绝，一些史料记载称曲端“欲即军中杀庶，夺其兵”。也是因为如此，此次冲突在如今的研究中也被称为“王庶被拘”事件，《试论南宋初年延安失陷与“王庶被拘”事件》一文认为，曲端虽然行为桀骜不驯，但王庶本人对于延安失陷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而无论如何，此事对随后南宋陕西抗金行动也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然而无论怎么说，有着节制陕西六路军马权利的地方大员被下属公开责难甚至软禁，在当时依旧算得上骇人听闻，双方矛盾显然已经到了几乎不可调和的地步，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发生之后，朝廷又该如何恢复在当地的威信和权威？
对此，张浚的处置同样可圈可点。他入川峡前就向朝廷力保曲端，与富平之战前后势同水火的情景不同，两人在此时的关系无疑十分融洽。这也为张浚进一步掌握和调动川峡宋军提供了便利条件。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张浚至川陕后，他的一系列拉拢和怀柔措施，的确有效缓和了朝廷与当地将帅之间的紧张气氛，同时也避免了如王庶时期各道将官“不欲受其节度”的尴尬局面。
实事求是的说，自张浚经略川陕起直至富平之战前夕，陕西路军事将领们已经完成了一次重新换血，如此一来，张浚对于麾下军队，虽然称不上如臂使指，但至少已经远强于王庶之时。
不过，从富平之战中各路宋军陷入各自为战的窘况来看，这样的整合依旧不算彻底，就像曲端在会战前期所建议的那样，“严守关隘，整兵以待时机”显然才是更好的做法。这其实也是张浚初至陕西时将领王彦的建议：“屯兵利、阆、兴、洋，以固根本。若敌人侵犯，则檄诸将帅，互为应援，以御敌，若不捷，亦未至为大失也”。
然而可惜的是，不主动出击的理由有千种百种，但在张浚看来，出击的理由或许只有一种就足够了：“参议官刘子羽争之，以为不可。浚曰：吾宁不知此，顾今东南之事方急不得不为是尔。”
富平之战爆发的一个重大背景，是为了分担南宋东南战场的压力。朝廷方面甚至有“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捣虏虚”的计划。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张浚已然不是内朝大臣，而是一名手握重兵的地方大员，兵权、财权具备。
宋廷内部已有质疑和弹劾张浚专权的声音存在，如季陵就曾经说过如“是浚在外伤于太专。虽陛下待之不疑，臣恐自陕以西，不知有陛下矣”这类的诛心之言，可以说，面对朝廷一而再再而三要求其出兵的命令，此时的张浚根本承担不起拒绝的后果。
不过，根据各类文献中他与其帐下幕僚的言行来看，至少在张浚看来，他虽然知道此时并非出兵的有利时机，但这种忧虑感并不强烈，其本人甚至早就有向金人用兵的计划。
在张浚首次与王彦的交谈中，因为王彦对于主动出击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谨慎态度，张浚的幕僚之中便有人反诘王彦：“提兵数万，乃畏怯如此？”甚至对在陕西声望极高的曲端，也出言嘲讽其保守战略为“岂可担任大将？”
最近互联网上流行一句话，叫做“坏人的绞尽脑汁不如蠢人的灵机一动”，张浚自然不是蠢人，但至少在军事方面，他和他的班底幕僚们对于战争表现出的轻率态度，着实让人无言以对。似乎在其看来，真的只要“兵马一集，可一扫金人尽净者”。
张浚对于富平决战并非没有准备，或者在他看来，他已经准备充足。客观来讲，宋军的物资筹备的确相当丰厚，和前任相比，他对于辎重粮饷的筹措极富远见。
为募集军资，他在川陕地区“贷民赋五年”以充军实，“金钱粮帛之运，不绝于道，所在山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充足的补给，宋军才得以在富平一地聚集五路大军。
在富平之战时，宋军为了防备金军骑兵袭扰各县征调的运粮队，还采用了车阵作为防护：“每州县自为小寨，以车马为卫，十十五五，相连不绝”。
这也是古代中原王朝最常见的反骑手段，如南北朝时的偏厢车、西汉李陵的车阵，若是运用得当，的确能够对骑兵造成不小的麻烦。
富平战场虽然平坦，但宋军屯驻处有着一片泥泞的芦苇地，极不利于骑兵冲锋。当吴阶质疑张浚选择在富平和金军会战这一部署时，张浚等人信心满满的认为有这样的“地利”，可以抵消金军的骑兵优势。
更大的误判则在对双方军事实力的预估上，战前，张浚认为五路齐聚后己方兵力“数倍于敌”，但宋军始终都没有搞清楚，金军一方的主帅除了完颜娄室外，还有主将讹里朵（完颜宗辅）。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宋史·吴阶传》《三朝北盟会编》之类文献，在富平之战中都没有提到讹里朵的名字。根据王曾瑜《宋金富平之战》的考证来看，宋金之间的兵力对比，当在一比二到一比三之间。
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稳操胜券的比例，兵士的士气、训练、装备，对于其战力的影响极为巨大，面对金国纵横驰突的骑兵部队，用野战来决定胜负无疑是将国运寄托于一场赌局。
这场赌局的结局对宋军而言相当狼狈，张浚视为险要的沼泽地带，被数千金军用薪柴和沙囊轻易填平，成为对骑兵毫不设防的平地，而“十十五五，相连不绝”的乡民小寨，在完颜娄室看来却是“人虽多，营垒不固，千疮万孔”的样子货。
在金军骑兵骤然发起的突袭下，乡民们惊慌失措，互相践踏。如潮水般涌来的民夫丁壮们反而对宋军军营造成了二次冲击，让未来得及列阵出营的宋军也陷入混乱之中。
混乱之中，原曲端麾下的泾原军爆发了超乎金军意料之外的战斗力，此时曲端因与张浚意见相左已被削夺军权，泾原军的将领为后来的南宋名将刘锜，在他的率领下，泾原军差点让金兀术（宗弼）原地去世。
《金史·宗弼传》记载：“与张浚战于富平，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遂解围，与宗弼俱出。”
然而，泾原军的表现仍然未能挽回败局，金军左翼军队由完颜娄室统领，猛攻宋军另一路军队——将领赵哲所率的环庆军。两军相持之际，宋军其余各路兵马并未出营支援，坐观环庆军孤军受敌，将领赵哲擅离所部，临阵脱逃。
失去主将的环庆军旋即溃散四逃。而环庆一军的崩溃引发了严重的连锁反应，其余四路军士军心颓丧，一同败退。
复盘富平之战，我们可以发现，张浚并非完全不知兵的文官，然而他一知半解的军事常识并没有真正起到什么应有的作用。
在朝廷逐渐施加的压力下，他与主张守势的曲端、王彦等将领矛盾日益尖锐。在他看来，辎重、军力、地形、战术等方面，宋军皆有优势，如何不能将金军一鼓而下？
然而讽刺的是，以车阵、沼泽限制骑兵行动的方法，在完颜娄室等久经战阵的宿将面前并非什么难以防备的杀招，当这些被张浚倚为屏障的障碍被纷纷扫除后，宋军指挥调度不顺、兵士素质良莠不齐的缺陷却彻底暴露在金人的铁蹄之下。
以文御武的大环境下，张浚的情况并非个例。如华岳的《翠微北征录》，虽然是如今研究南宋军事战术中相对重要的材料之一，但其中所记载的内容还是需要学者们一一甄别。
比如，其中以步制骑的战术效用就有待商榷，《北征录》列举了二十四种非常规“以步制骑”的方法。其中不乏如利用绊马索、伏枪等我们相对熟悉战术，但也有一些所谓的战术却基本上只能算是文官的“浪漫想象”。
如“刍诱”，在陷阱之上覆盖草料；“饵诱”，当在陷阱上方覆盖菽粟豆料等马匹喜食之物；“献青”，在水草丰茂处设置陷阱，“献白”，在池塘、溪涧等处设置陷阱。考虑到华岳本人一生中并无真正从军出征的经历，这些战术的实用性还是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参考文献：
1、王泽青《能动与被动：再论张浚与宋金富平之战》
2、王曾瑜《宋金富平之战》
3、刘树友《张浚与富平之战》
4、陶萍萍《张浚与南宋初期政治军事演变关系研究》
5、吴泰《南宋初宋金陕西“富平之战”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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