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周幼海出生在了日本鹿儿岛山间的农舍里，他的父亲周佛海还不是后来那个投靠日本侵略者的大汉奸，而是一名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共产党员。
在这段时期，虽然周佛海交往的人里并不包括日本军方或者政治界的官员，但自从考入东京京都帝国大学后，他的信仰就开始动摇，也不再参与共产党组织的任何行动。
1924年，禁不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以高薪诱惑的周佛海成为了蒋介石的亲信，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的贪婪丑陋的面孔已经暴露无遗，共产党高举“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旗帜，而驱逐日寇也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期盼。在毛主席撰写的《论持久战》中提到过，有一批人宣扬“亡国论”，认为中国不可能获胜，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周佛海与汪精卫。
周、汪两人认为“战必败，和未必大乱”，认为挨了日本人枪炮的中国人必须低头忍着，抗战只会“触怒”日本人，所以私底下，他们悄悄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和谈”。
周佛海表面上解释自己的投敌行为是为了“让中国免受战火”，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他曾经对儿子周幼海亲口说过：他脱离共产党，是因为认为国民党才能给自己高官厚禄，谁知道在国民党里依旧没有什么作为，所以决定和汪精卫一起出来寻找“另一条路”。所谓另一条路，就是卖国求荣。
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为日本人效力的周佛海如他所愿，牢牢把握住了伪政府行政、财政和警政的权力，他已经达成了自己的愿望，金钱、权力、女人，周佛海都有，但他没想到，儿子周幼海已经选择了一条和他截然相反的道路。
周幼海不要做汉奸，他要堂堂正正地成为一个中国人！
早在1938年年末，周佛海以“和平运动”的名义向日本侵略者投诚后不久，还在岭南中学上课的周幼海在自己的课桌上看到了刺目的三个字——“小汉奸”。
这是学校里的同学偷偷刻下的，无论周佛海再怎么美化自己的行为，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卖国贼。周幼海心中知道父亲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所以默默忍受着同学的排挤，他这一年不过16岁，即使无法理解，却也没有能力改变父亲的想法。
第二年9月，为了确保周佛海能够“忠心耿耿”，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负责人影佐祯昭提出了一个“邀请”：他要周幼海来东京留学。这种说法听起来不错，其实周幼海就是古代的“质子”，他作为人质被扣押在日本境内。
日本人虽然给周幼海提供了一流的生活条件，但也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哪怕是寒暑假，周幼海也不能回国见自己的父母，特务们假惺惺地向这个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人质的少年解释：“不允许你回去是为了不耽误你的学习，这也是你爸爸的意思。”
幸运的是，这段被变相软禁的日子对周幼海来说也并不是半点收获都没有，日本特务虽然限制他的出行，但并没有特别监管他阅读的书籍，周幼海通过一名中国学生借阅了国内少见的埃德加·斯诺和妻子写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从这本书里，他知道了共产党、毛泽东，也知道了父亲背弃信仰、成为日本人走狗的这件事。
书中的内容让周幼海大受触动，他在不惊动日本特务的情况下，购买并阅读了很多有关共产党的书籍，这些文章把一颗红色火种埋在了周幼海的心中，他深深地向往革命道路，同时质疑父亲背叛共产党的行为。
借书的这名学生名叫陈国祯，后来他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惨死在狱中，他认真地对周幼海说：“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只要你不做汉奸，没有人会看不起你！”
因为陈国祯的话，周幼海确定了人生的方向，但真正让他计划逃跑的，是《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
1940年年初，“高陶事件”爆发，曾经在汪伪集团内部担任要职的高宗武和陶希圣起义，他们逃到香港后就在《大公报》上揭露了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真相，并将汪精卫和日本人之间达成的密约告知了所有还被蒙在鼓里的中国人。
其中有一条就是周佛海把自己的儿子当作人质送到日本留学的事情。
看到文章后的周幼海怒不可遏，他怨恨同意协定的父亲，也怨恨卑鄙无耻的日本人，在日本特务伊藤芳男出现后，他拍出了《大公报》，大声质问：“我是人质？！”
伊藤芳男没有料到他会看到这份报纸，愣了好长时间才陪着笑说：“上面全是胡说八道，高宗武和陶希圣都是叛徒，他们的话怎么能信？”周幼海没有轻易被糊弄过去，铁青着脸质问：“既然不是人质，那么为什么不准我回国？”
伊藤芳男无法解释，也想不到任何处理办法，他不能动粗，因为周幼海的身份不简单，日本希望把他培养成汉奸亲日派的接班人，所以为了安抚周幼海，伊藤芳男向上级请示让周幼海假期回家，在得到允准的回复后，周幼海没有继续吵闹。
他已经看透了自己的父亲周佛海和日本人的真正嘴脸，当然不可能再乖乖做人质，之所以坚持回家探亲，只是为了方便出逃。1941年，周幼海第二次在暑假回国，由于上一次他回国时没闹出麻烦，所以日本人稍微放松了对他的监管。
这段时间里，周幼海一共找到了两次出逃的机会。第一次他在和同学商量对策后，决定先去杭州，然后转道前往重庆，到大后方抗战，却被周佛海派人截住，将他押了回来。
被抓回来的周幼海开始了花天酒地的生活，他和那些“公子哥”一起吃喝玩乐，用纨绔子弟的表象麻痹了身边监视的特务，几个星期后，他抓准机会第二次出逃，可惜最后还是被日本宪兵队发现了行踪。
还没等周幼海找到第三次机会，周佛海先动摇了。他眼看抗日战争并没有按照自己预料的那样发展，这群原本耀武扬威的小鬼子们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就快要被赶回东洋老家了，意识到伪政府迟早要倒台。
他决定给自己找一条后路，于是再次联系上了蒋介石。
国民党虽然瞧不起周佛海这个三姓家奴，但还是先假意和他合作。1945年8月12日，也就是日本投降的前夕，周佛海接到了蒋介石的委派，从人人唾骂的大汉奸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海行动总指挥，蒋介石在电报里说得很含蓄，让他负责“维持”上海和沪杭沿线的治安，但实际上就是要周佛海做好监管工作，防止新四军先自己一步接管解放上海。
但没过多长时间，周佛海的苦日子就来了。
他这个总指挥的位置本来就是空有其表，实际掌权的是戴笠派来的两个正副秘书，等到戴笠抵达上海，周佛海不仅被迫辞去“总指挥”，捐出部分通过汪伪政府向百姓横征暴敛的钱款，还在9月底前往重庆后于戴笠私宅被软禁。
周佛海知道国民党准备将他赶尽杀绝的当天晚上就心脏病复发，被送进美国人办的“四一医院”里，在这里他虽然受到了最好的治疗，但时刻受人监视，也不能与外界通讯，周佛海多次写信恳求戴笠与自己见面，戴笠没有去见他，而是飞往上海见了另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周幼海。
戴笠以最快速度赶到周公馆，对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和儿子周幼海说：“佛海刚到重庆就旧病复发，虽然我们已经把他送到了最好的医院，但还是希望嫂夫人和幼海去一趟。”
戴笠要是真有这么好心，又怎么会干出软禁周佛海的事？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从周佛海身上捞取更多好处！
周佛海身上有两件戴笠挖空心思想要得到的东西：第一件是他事先存放在美国银行保险箱里的珠宝黄金，第二件就是蒋介石借戴笠的手发给他的任命信。周佛海看穿了他们的想法，没有松口说出自己将东西藏在哪里，一个月后，无计可施的国民党特务放杨淑慧回了上海，却依旧关着周幼海。
周佛海的打算是让儿子以去美国念书为借口躲避，但周幼海却给了一个出乎他预料的回答：“你们管我二十多年了，现在不要管了，我要走自己的路。”
这条路是什么路？曾经多次把出逃的儿子抓回上海的周佛海清楚，周幼海不想学亲爹求财求官，对敌人摇尾乞食，而是想为人民做事，想站在共产党的旗帜下。
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消息一传到重庆，周佛海就知道自己完了。他这种大汉奸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就应该被处决，能够好吃好喝苟活到今天，不过是戴笠要他的钱和信，可以说，戴笠也算是他的保护伞，帮他一次次躲过人民和法律的追责。
但是现在，他的保护伞没了。
周佛海唯一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地保住儿子。他联系了从前的老朋友、时任军统高级干事的胡静安作担保，军统很快就批准释放周幼海。这天，父子俩谈了几乎整整一夜，周幼海说明了自己要寻找党组织、投身革命的打算，这一次，周佛海没有再说任何不认同的话。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对儿子说：“你自己去闯荡吧。”
获释的周幼海假装听从军统的命令返回成都，趁着监视他的特务不注意又溜回上海，并顺利联系上了同学张朝杰，因为他记得张朝杰以前闲聊时说过，自己的妹妹张朝素在同乡的介绍下到“苏北”去了，这个“苏北”指的就是新四军的根据地。
1946年6月底，周幼海先是通过张朝素认识田云樵，又在田云樵的安排下前往淮阴，顺利和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的同志会面，为了方便日后的工作，他改名为周之友。
周幼海虽然是大汉奸周佛海的儿子，却没有继承周佛海的恶劣品性，他不仅捐献出了身上所有的外币和珠宝，还将周佛海一切信息都详细记录下来交给党组织，这些资料为党组织后来的工作作出巨大贡献。
同年8月，表现优异的周幼海以“特别党员”的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鉴于他的身份，安排他返回上海在田云樵的领导下组成“策反工作委员会”。这段时间里，周幼海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收集情报和策反国民党官员展开的，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3月，他就由田云樵宣布转为正式党员了。
来到上海进行工作的周幼海遇见了曾经还是纨绔子弟时就见过一面的上海滩交际场名花施丹苹，两人很快建立恋爱关系，但就在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周佛海因病离世，杨淑慧想法封建，坚持要周幼海守孝三年再结婚。
周幼海那还有等三年的时间？他赶着稳定下来，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所以和杨淑慧据理力争，最后只能在周佛海的灵堂上紧急结婚，红事白事一起办！而两人婚后，对丈夫的革命工作，施丹苹也提供了很多帮助。
由于地下工作的隐蔽性需要，周幼海并没有将共产党员的身份告诉母亲杨淑慧，但家中的财政大权是被杨淑慧握在手里的。为了筹集建立秘密据点的经费，周幼海只能问杨淑慧讨要一万美金，杨淑慧一听这个数字，顿时吓了一大跳：“你要这么多笔钱干什么？”
周幼海拿早就想好的借口搪塞她：“我要做生意。”杨淑慧没有完全相信这个理由，她问道：“上次你拿钱去香港就赔个精光，你会做生意？”周幼海回答：“现在股票和公债走红，这次一定能赚钱，丹苹以前就做过场外交易，我们预备在南京路的中央商场里租个写字间。”
杨淑慧原本还在犹豫，但周幼海夫妇齐上阵，总算劝得她松口提供了八千美金和二百银元作为经费，周幼海化名“周开理”，用这笔钱在龙蛇混杂的中央商场里租了间写字楼登记开业。
除了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经费，当组织需要渠道购买一些特定物品时，周幼海和施丹苹也会挺身而出。例如1948年秋，地下组织需要一批短枪，但要是贸然出面购买很有可能引起敌人的注意，而作为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天生就有一层保护色，国民党就算想破了脑袋，也不会想到大汉奸的儿子竟然会成长为根正苗红的革命人士，这回听说组织有需要，周幼海夫妇当仁不让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施丹苹信心满满地说：“你们不方便，交给我就是了！”
由于施丹苹曾经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