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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中共中央军委在沪西新闸路经远里六一三弄十二号，召开重要会议，参会人员准时到场。
那是一幢极普通的石库门房子，既是军委秘书白鑫的家，也是中共中央一处非常重要的秘密机关。
这次会议是早就定下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五人到场后才知道，事先被指定为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因为临时有重要事务需要处理，来不了了，于是他们就自行安排了会议。
他们那时候都没有觉察到，十二号周围，早就布满军警、特务和巡捕。
与此同时，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正心乱如麻。
这位后来名满天下的红色特工，在会议之前就已经得知特务们将有一次大的行动，但他直到行动前，才探明这次行动的对象与内容。
他立刻就把他的保镖兼联络员连德生派出去了，但他不知道连德生是否已经将情报及时传递给中共中央特科，特科是否还来得及补救。
工人出身的连德生，身形彪悍，枪法奇准，是陈赓专门为杨登瀛配备的，他当然以最快的速度将情报送达了。然而这一迟来的情报，已经无法挽回彭湃等人的厄运。
会议期间，彭湃等人对于白鑫的一举一动毫不关心，他们满脑子都是未来武装斗争的方向，完全想不到此人已经叛变。
所以他们在讨论、争论中，也都没有注意到担任会议记录的白鑫，离开了会场。
白鑫是发信号去了。他到另一个房间，开灯三次，关灯三次。于是转瞬间，十二号周围的那些“小贩”、“鞋匠”、“闲人”，就冲了过来。紧接着，几辆红皮铁甲车呼啸而至，数十名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巡捕、包探，也跳下车来。
他们破门而入后，是照着名单抓人，全不费事。
2
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公安局，在8月24的那场联合抓捕行动中，一反常规。
他们没有大肆宣扬，甚至还严禁各报登载。
很显然，他们对彭湃这位有着广泛群众基础，深为大众景仰的农民运动大王，是非常惧怕的。
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来自一个工商地主家庭，不是一般的富裕。
（澎湃故居）
他身为地主，却不收租，还一把火把地契烧了。
他学富五车，却喜欢穿粗布衣衫，与农民打交道，教他们识字。
农民们听不懂，他就尽量学习最平易的语言，敌人造谣他是神经病，他就努力让农民们了解他，相信他，不怕他。
他是最早提出土地革命的人之一，他创建了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他是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任，他的农会，是从个位数，发展到成千上万，乃至十几万人。
这是一个真正为别人而活的人，他的声望并不限于广东，他的号召力非常之大，所以敌人最怕的，就是外界得到消息，引发各界声援，甚至骚动、意外。
彭湃从被捕到被枪杀，总共只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这当然也是怕引发变故。这期间，他不幸被捕的消息，既然的确很少有人知道，既没有引发任何骚乱，也没有得到任何声援，那就说明敌人的消息封锁是成功的。
而这，似乎也说明特科只是将营救限制在特殊行动上，可能是一种失策。
特科对于彭湃等人的营救，当然是非常积极的，周恩来在彭湃被捕的当晚，就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办法，和惩奸方案。
叛徒白鑫，在那晚是同时被捉去的，因为敌人试图掩盖他叛变的事实。但是杨登瀛很快就查出来了。
他之所以迟了一步，是因为这个案件不在他的管辖之内。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毕业，先后参加过东征、北伐、南昌起义、广州起义。
他在广州起义失败后，随军来到海陆丰，曾经在彭湃手下做过团长。
白鑫与彭湃就是这样认识，并最终取得信任，做到彭湃秘书、中央军委秘书的。但白鑫的叛变，其实早有迹象。
白鑫是个胆小鬼，他打仗时，曾经几次带着银元逃跑。东江战役时，担任第四师师长的徐向前，曾经要求彭湃处理白鑫，但彭湃没同意。
彭湃大概爱惜其才，他却没想到白鑫对他恨之入骨。因为白鑫有个亲戚在潮汕起义后逃跑，被澎湃下令枪毙了。
白鑫在1928年，经常去“达生诊所”看病，他不知道这家诊所也是我党的秘密机关，曾经将此事告诉过医生柯麟。
白鑫提到亲戚之死时面目狰狞，柯麟感到心惊，他以一个地下工作者应有的警惕，立刻将此事报告了当时任中央军事部长的杨殷。然而杨殷不知为何，没将此事汇报。
当然，白鑫的叛变，不是这一个原因。当时的革命处于低潮，他这种人难免动摇，再加上十里洋场是个大染缸，他难免会发生变化。
白鑫叛变，是通过他弟弟白云深完成的，他弟弟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任司长。
大体过程就是:白鑫先让老婆王英，秘密潜往南京，找白云深商量，然后再通过白云深，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兼上海市公安局特派员的范争波接上了头。
他们运作的时间，大约是一个月。
白鑫身居要职，他的叛变危害极大，所以杨登瀛报告之后，周恩来立刻指示陈赓、顾顺章，迅速切断与白鑫的所有联系，并抓紧查清被捕同志的情况，及白鑫的下落。
这所有的事都刻不容缓，尤其是营救之事十万火急，于是陈赓等人立刻行动起来。
3
8月25日，彭湃被捕的第二天，是一个星期天，这一天法租界临时法院照例不办公。
26日，法租界临时法院经过草草审理，立刻将彭湃等人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了。于是当日下午，彭湃等人就被押上红皮铁甲车，送到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
杨登瀛得知消息，立刻通报了特科，陈赓与顾顺章立刻到位于南京路、西藏路路口的新世界饭店，租下一间房作为指挥所，准备实施营救。
27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准备提审彭湃等人，周恩来指示陈赓，务必使陪审的杨登瀛设法通知彭湃，以便配合。
陈赓他们想到彭湃不认识杨登瀛，容易引起误会，因此给杨登瀛派去了一个彭湃熟悉，并且信任的同志。
27日下午的审讯中，经历过严刑拷打的彭湃神态自若。他那时已经知道身份暴露，不再隐瞒，但他对审讯官说:我的罪你们随便去定好了。像你们这些背叛孙中山的革命叛徒，我不知杀了多少！
慷慨激昂不畏死的彭湃，让审讯官为之变色，他几次弄得庭审无法进行。
审讯官已经不敢跟他嚣张，这时候杨登瀛却站出来朝彭湃大喝:“痞子大王休得放肆！”
彭湃蓦然转身，一眼看到了杨登瀛身边的那位同志，和他的暗示。澎湃立刻明白，他冷冷地看了杨登瀛一眼，轻蔑地转回了头。
杨登瀛带去的那位同志，一般资料都说，她是著名的红色女特工黄慕兰，而且是周恩来亲自指定的。原因就是，黄慕兰在中央做过秘书，跟彭湃相当熟悉，彭湃还是黄慕兰与贺昌的证婚人。
但这种说法其实是假的，因为黄慕兰当时也在狱中。
黄慕兰的历史不必多说，她当时是因为参加纱厂罢工被捕的。
她七月份就进去了，一个多月后彭湃等人也进了监狱。
只不过，黄慕兰虽然没能站在杨登瀛身后，却在狱中跟彭湃见过几次面，并传递出一些重要信息。
4
敌人对彭湃的那次审问，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当天晚上，国民党上海方面就接到蒋介石的通知，说他要亲自来上海，过问彭湃的案子。
于是彭湃就又要被押解到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这大概是因为侦缉队那个庙太小，也不利于对老蒋的保卫（老蒋最终没来成）。
陈赓得知这个消息很着急，据说有过劫狱的想法，但被杨登瀛劝阻。
杨登瀛认为，从监狱中救出彭湃这样级别的人物，根本没有可能，要救就要半途下手。
于是周恩来、陈赓、顾顺章就连夜商讨，制定出一个周密的计划。
他们决定将劫车地点定在枫林桥，并首次决定，出动红队全部队员。
1929年下半年的红队，已经发展到顶点，它是一支拥有四十多名顶尖高手的特种部队。
这四十多名队员个个身手不凡，堪称神枪，而且还都具备多种技能。比如驾驶汽车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此时的武器装备也今非昔比。除了配有各种型号的手枪之外，还有一种可以使敌人流泪不止的手榴弹。
这大概不同于一般的催泪弹，因为它既可催泪，又有很大的杀伤力。使用这种武器是需要配戴特制眼镜的，想必它一定来自苏联。
此外，特科由于建立起庞大的关系网，必要时，还能从炮兵营借来机枪，或者从外国洋行直接购买枪支。料想这样的一支武装，对付押运的军警不是难事。
然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陈赓和顾顺章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这个计划竟会砸在一个细节上。这绝对是一个要命的细节。
枫林桥是押送彭湃的必经之路，绝对没跑。剩下的，本来就只是考验红队的战斗力了，而这必须是全力以赴的战斗。
28日凌晨，顾顺章、陈赓等率领红队队员，早早就在枫林桥等候。他们化装成拍外景的电影公司，还弄来了一辆大卡车，准备横在路面。
紧张的气氛中，红队队员终于听到了囚车的声音，于是他们就在指挥员一声令下之后，敏捷地涌向装武器的大箱子。
然而，他们打开箱子以后，却一个个傻眼。
他们吃惊地发现，这批新买的武器竟无法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