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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要守住生态保护红线，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确提出加强乡村生态保护、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等重点任务，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和方向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乡村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仍面临一些深层次矛盾和挑战。一些地区生态基础较为薄弱，生态环境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善。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资源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协调难度较大。农业绿色转型进展相对缓慢，资金不足、技术滞后和产业链不完善等问题仍对发展形成一定制约。此外，乡村基层生态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尚不够健全。在“双碳”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应以经济、社会与生态协同发展为根本目标，通过科学规划、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等多重路径，推动生态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的有机融合，切实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综合效益。同时，应进一步强化财政支持和政策引导，加快技术推广步伐，推动优质资源和创新成果向农村延伸下沉，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持续动力，助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构建坚实的绿色发展基础提供重要支撑。
一是优化空间格局，筑牢生态屏障。优化空间格局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任务。应着力提升生态系统的功能和服务能力，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将林地、湿地、河流上游等重要生态区域纳入重点保护范围，确保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构建覆盖全面的生态保护网络。结合区域实际，合理划分土地用途和生态功能区，推动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要全面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廊道建设，增强河流上游的水源涵养能力，连通生物迁徙走廊，进一步提升生态系统的韧性和适应性。同时，要创新土地资源利用方式，对撂荒耕地、裸露山体及采矿废弃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探索发展生态农业、林下经济、文化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充分挖掘生态的多功能价值。
二是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农业转型。农业绿色转型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应坚持现代化与生态化深度融合的方向，通过减少污染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发展活力。要大力推广节水灌溉、土壤修复、生态种植等绿色技术，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构建低碳高效的农业生产模式。同时，推进农田管理“减排增效”，扩大清洁能源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打造区域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建设绿色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完善生态农产品产业链，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鼓励农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深度参与，推动农产品精细化加工和品牌化运营，延伸农业价值链，提升产品附加值。
三是打造价值路径，转化生态优势。推动生态资源市场化转化是实现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经济协调发展的核心环节。“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需要健全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应以碳汇项目为切入点，将乡村生态产品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使乡村在实现“双碳”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赋予“绿水青山”直接的经济价值。同时，要深化林权、水权等生态资源交易机制，推动森林、河流等资源从公益保护向可持续开发转型，探索多元化的资源市场化利用模式。在此基础上，完善森林生态补偿和自然保护补偿机制，通过财政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实现生态收益共享，进一步增强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此外，应结合地方生态和文化特色，打造生态品牌，积极发展生态旅游和农文旅融合产业。通过文创联动和丰富消费场景，充分激发绿色经济增长潜力。创新利益分配机制，例如生态补偿和旅游收益分成，调动多方参与的积极性，在保护中实现价值增值。
四是完善协同机制，促进城乡共建。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乡协同发展框架，是实现生态振兴与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城乡协作不仅需要政策支持和资源双向流动，更需在基础设施联建、资源统筹和生态协同治理中提升整体效能。一方面，应加快推进乡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重点建设垃圾分类、污水处理一体化和可再生能源开发项目，全面提升乡村污染防治能力，逐步缩小城乡生态治理差距。对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地区，可通过“东扶西建”或“发达地区对口支援”等模式，引导技术、资金和治理经验向乡村下沉，增强生态治理韧性，推动城乡生态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乡村绿色农产品流通升级。依托“互联网+农业”模式，利用电商平台、供应链整合和大数据技术，畅通绿色农产品进入城市市场的渠道，同时通过品牌化运营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此外，可探索城乡生态服务互补机制，鼓励城市消费者购买乡村碳中和产品及生态保护服务，实现生态价值的市场化转化。
五是注入科技动力，赋能智慧治理。科技创新是破解乡村生态治理瓶颈、推动生态振兴高效化与精准化的重要支撑。应充分运用大数据、物联网、遥感等现代数字技术，构建生态监测与管理平台，对土壤、水源、空气等关键生态要素进行动态监测和精准分析，全面提升生态治理的科学性和实时响应能力。依托智能化设备和低碳技术，重点推广精准灌溉、无人机植保、智能施肥等现代农业技术，不仅能够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还能优化农业生产方式，助力农业绿色转型。同时，以智慧治理为核心，推动乡村生态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应构建基层智慧治理体系，完善从土壤修复到生态风险预警的全链条智能管控机制。例如，通过实时监测和智能预警，动态应对水土流失和生态风险。在此过程中，应鼓励农民和村集体积极参与数字化治理平台的使用，通过生态知识普及和技术培训，让数字科技更好地服务于本地生产和生活。此外，应加快碳计量技术研发和数字碳账户建设，将环保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依托碳汇交易拓展绿色金融领域，为乡村生态治理注入更多活力。
六是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制度保障。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推进离不开系统化、长效化的体制机制支撑。应通过法律法规、协同治理、教育激励与技术赋能多方联动，全面提升生态治理能力。一方面，应完善法律政策体系，细化《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关于乡村生态保护、修复和绿色发展的具体条款，明确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的生态职责，建立法律约束和科学指标相结合的生态绩效评估机制。通过将治理成效纳入考核体系，形成“以评促建”的长效管理模式，确保生态治理责任落实到位。另一方面，应激发多方协同合力，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整合资源、推动规划落地，同时引入PPP模式，鼓励企业深度参与，构建以市场化运作为主导的生态治理新格局。通过组织村级生态治理委员会，提升农民的自我管理与监督能力，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推进的生态治理体系。此外，应强化生态教育，建立碳汇补偿和生态服务支付机制，将生态保护与经济收益直接挂钩，推动农民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变，进一步增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动力。
（作者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南京财经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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