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路上，光喊口号是不行的，还得组建军队、购置枪炮，样样都得花钱？哪怕去开个会，也得花钱。没钱，出个门都成问题！据《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制度研究》记载，同盟会发动的9次军事行动，8次失败，主要原因就是财力太薄弱。那同盟会的钱究竟从哪来呢？
同盟会设有会费制度，有入会费、年费和年捐。入会费和年费都是每年1日元。年捐属于捐款性质，又分基本捐和特别捐。基本捐规定，年收入200日元以上的，要捐出年收入的5%；年收入1200日元以上的，得捐10%，也就是120日元。特别捐由同盟会总理指定数额，没固定标准，不过单靠这些会费，同盟会连差旅费、会议费都难以承担。毕竟当时借款可不像现在，能通过网络平台解决燃眉之急。
为了筹钱，同盟会兴办产业，创办了《民报》。创办初期资金匮乏，中山先生的好友刘公站了出来。刘公是湖北襄阳的富二代，家境极为殷实，是清末襄阳三大富豪之一，人称“刘百万”后他多次为同盟会慷慨投资，革命胜利后，刘公官至某三省联军总司令的参谋长，可最后钱财散尽，事业也没成功，含恨离世。
《民报》创办后开始售卖，每期定价两毛钱。三分之二销往国内，三分之一在日本出售。靠着售卖和读者捐款，《民报》积累了些资金。创刊第一年，光捐款就收到1210日元。1906 年底，《民报》举办周年大会，6000多名读者参会，当天就募集到780 元。可就这点钱，想推翻清政府，仍然是杯水车薪。后来《民报》在国内遭禁，没了三分之二的销售收入，最终难以为继。
发行债券也是同盟会重要的筹款方式。虽然当时革命政府还没成立，但同盟会承诺，革命成功后会按约定返还本息。最初，同盟会在横滨印刷了2000张债券，面额每张1000日元，实际售价250日元，以中华民物兴业公司的名义发售。革命成功后，将分五期，每年年底偿还五分之一的本金及相应利息。可民众对革命成功没信心，担心被骗，这批债券销售不理想
1906年，同盟会在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发行“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这次销售挺成功，筹集到约6000美元。1911年，同盟会在美洲发行金币券，面值有10美元、100美元、1000美元，购买者半价就能入手。同时，同盟会承诺，凡捐助军饷的，可获得优先国民待遇；捐款5美元以上，加倍发给中华民国金币票；捐款1000美元以上，革命成功后享有经营一切实业的优先权。这对商人很有吸引力，这次金币券销售共筹集到近11万港币。此外，同盟会成立时还推出革命股票，筹集到1.3万港币。但这些资金对革命所需来说，仍还是是九牛一毛。
除了上面这些方式，募捐也是重要资金来源，海外侨胞是募捐主力军。据不完全统计，越南与泰国华侨捐款89000日元排第一；加拿大华侨捐款64000日元排第二；荷兰属南洋华侨捐款62000日元排第三；英国属南洋华侨捐款57000 日元排第四。
很多革命党人也以身作则，慷慨解囊。像经营古董和茶叶店的张静江，一人就捐了5万日元；潮州地区的会员肖竹，把自己的良田全抵押了，所得款项都捐给革命事业；糖商会员蔡钱初多次捐款，最后破产。当时负责为中山先生管理财政和募捐的宋嘉树，也多次捐款数万日元，好几次差点破产。
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政府宣告成立，不少为革命慷慨解囊的捐款者获得了任用。张静江后来出任财政部长；广东富商王兴成为广东省商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宋嘉树更是收获非凡，女儿宋庆龄成为总统夫人，儿子宋子文先后担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院长，宋美龄也与蒋介石喜结连理。香港富商李生的儿子李继堂，当上了交通司长；广丰泰老板李卓峰被委任为大本营建设部工商局局长，还兼任建设部次长。
其实仔细观察会发现，捐款最多的并非那些有钱人，反而是经济条件不怎么好的中下层华侨，他们对革命的赞助那叫一个热心。而富商和经济状况优越的人，大多对革命态度冷淡。
为啥呢？大资本家害怕革命打破他们现有的安逸生活，骨子里厌恶改变。可中产阶级和底层老百姓不一样，他们太渴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了，所以更愿意支持革命。
在艰难的革命历程中，中山先生承受着巨大压力。革命之路充满坎坷，屡战屡败，花了大量百姓的血汗钱。但即便如此，革命的脚步不能停，借款成了无奈的选择。就像黄兴创办的勤学社，运营才半年就难以为继。为了让它继续下去，黄兴没办法，只能借高利贷，那月息都高达10%，就这么勉强撑了一年。最后，黄兴欠了一屁股债，被债主追得四处躲，在革命友人家一躲就是两个月。还好最后好友谭人凤出面，才帮他解决了债务问题。
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确实太不容易了。海外同胞毫不吝啬的捐钱，国内同志不顾生死的捐命，最终才取得了这场伟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