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作为“春秋五霸”之首与“战国七雄”之一，曾凭借盐铁之利、商贸繁荣和军事强盛多次称霸中原，甚至在战国中期与秦国并称“东西二帝”。然而，这样一个底蕴深厚的强国却最终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反而在五国伐齐中几乎覆灭。
齐国的政治体制始终未能实现有效集权。春秋时期，管仲虽通过“官山海”政策垄断盐铁贸易，强化君主对经济的控制，但这一体系也导致贵族利益被压制，引发长期内斗。田氏代齐后，虽表面上完成政权更迭，但国内各大家族（田氏、鲍氏）仍掌握实际权力，导致政策反复与资源分散。五国伐齐时，各大家族望风而降，加速了齐国的溃败。
齐国以“官山海”为核心的经济模式依赖盐铁专营和贸易垄断，短期内积累了大量财富，却也限制了扩张动力。垄断经济削弱了贵族与商人的积极性，使齐国缺乏对外扩张的内在驱动力。此外，农业基础相对薄弱，过度依赖商业导致战时粮食供应不稳，尤其在长期战争中难以为继。
齐国虽涌现齐桓公、齐威王等明君，但后继者多平庸或昏聩。齐湣王时期，好大喜功、任人唯亲，不仅听信间谍苏秦的挑拨四处树敌，还在五国伐齐时拒绝犒赏军队，导致军心涣散。相比之下，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形成稳定的君主继承与人才选拔机制，确保了政策的连贯性。
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成为霸主，但这一策略本质上维护了周王室权威，反而束缚了齐国吞并他国的合法性。霸主地位要求齐国以“道义”自居，难以公然发动灭国战争。反观秦国，以“远交近攻”直接蚕食邻国领土，目标明确且不受道德包袱制约。
齐国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时而北攻燕国，时而南伐楚国，甚至西进与三晋争锋。灭宋之举虽获得富庶之地，却引发五国恐慌，成为合纵伐齐的导火索。这种“四面出击”的策略使齐国树敌过多，而秦国则专注于削弱韩、赵、魏，逐步积累优势。
齐国早期通过“葵丘会盟”建立威信，但联盟多以利益维系，缺乏稳固基础。例如，与三晋（韩、赵、魏）的合作因齐国傲慢对待盟友而破裂，最终促使三晋倒向秦国。反观秦国，通过“连横”分化六国，始终掌握外交主动权。
战国时期纵横家活跃，齐国成为重点渗透对象。燕国派苏秦入齐，蛊惑齐湣王盲目扩张，离间齐国与邻国关系，为五国合纵制造借口。而齐国未能建立有效的情报反制体系，导致战略决策屡屡失误。
战国末期，齐国采取“绥靖政策”，坐视秦国吞并五国，幻想通过中立自保。然而，唇亡齿寒，当五国尽灭后，齐国在秦军面前已无回旋余地。
齐国三面环海，泰沂山脉与黄河形成天然屏障，使其易守难攻。然而，这种地形也限制了扩张方向：向西需跨越无险可守的华北平原，难以稳固占领。向南则受限于鲁国山地与楚国的江淮防线。
反观秦国，关中四塞之地进可攻、退可守，为持久战提供地理依托。
齐国虽率先通过管仲改革崛起，但未能持续深化变革。战国中后期，各国纷纷推行激进变法（如秦之商鞅、赵之胡服骑射），而齐国仍依赖旧有经济模式，制度逐渐落后。尤其是未能建立“军功爵制”等激励体系，导致军民积极性不足。
公元前284年的五国伐齐是齐国由盛转衰的关键事件。燕将乐毅率联军攻齐，半年内连克七十余城，仅剩莒、即墨两城苦苦支撑。
重创齐国经济与军力，齐国此后虽然复国，但实力大不如以前，此时只有赵国才能和齐国匹敌，齐国成为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