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军事学院的同志去北京301医院探望原志愿军60军军长韦杰，当时韦杰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说道：“我有个想法，也是我的一桩心事，就是想把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180师失利的经验教训好好总结一些，军事学院的同志协助我办这件事最合适。”
这时候，韦杰的夫人郭毅插话说：过去群众中有一些传闻，说韦杰在朝鲜战场打了败仗，毛主席要处罚他。
韦杰说：“那是传闻不去管它。对60军的情况，组织上很清楚，早有公正的评价。当年回国后，周总理曾当面对我说过，韦杰同志，五次战役没有你的责任。彭老总的志司的党委会上也说过，60军对情况的处理是正确的。对于个人的工作是非，没有必要去讲了，最重要的是把经验总结出来，传下去，血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更宝贵。”
一年后，即1987年2月3日，开国中将韦杰与世长辞，据说他临终前几天，还笔耕不辍，用最后的精力写着关于180师的战斗失利总结。
韦杰将军去世一年后，即1988年，《韦杰回忆录》经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一版一印只有4000册。在这本珍贵的回忆录中，韦杰回忆了180师失利的大致过程，以及对此次失利的7点反思：
第一，做战动机是好的，但作战指导上有错误。
第五次战役中，我军以猎食装备面对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这样的情况下，战役规模不应该太大，太大了势必兵力火力分散；纵深大了，后勤补给和兵力机动势必力不从心。
在战役的初期，我们面对敌人的大踏步撤退，只看到了表面，没有看到敌人是在避我锋芒，诱我前出，各级指挥员因此缺乏相应准备。以180师为例，当时他们正在掩护伤员转移，敌人已经开始发起反攻了，180师还以为敌人是在“以攻为守”，没有调整自己的部署。包括整个三兵团，当时都是第一次和敌人交手，缺乏经验，不了解敌人的企图和特点，所以不能及时调整战略战术，不能集中兵力，争取主动。
第二，兵力分散。
五次战役打响后，我军部队一线展开，向前平推，没有形成拳头。敌人反击的时候，我们的阻击没有重点，没有预备队，部队消耗后无油可添。
分散兵力在军事上是非常危险的，韦杰认为，战役第二阶段打响后，三兵团司令部将60军的3个师拆开，分别由兵团、12军和15军指挥，分散到3个地方作战，结果导致在阻击敌人反攻的时候，3个师位置分散，相距太远。180师被围的时候，其余2个师根本不能及时救援。如果能及时调整不速，让180师和友邻并肩防御，加强联系，形势会有力很多。
另外，当时不仅60军没有机动兵力，三兵团也没有任何机动兵力，无力增援60军，解180师之围。
第三，阻击阵地选择欠佳，未能实行重点防御。
在对抗优势装备的敌人时，良好的阵地选择至关重要，关系战争成败。
而180师在阵地选择上就有明显的不妥，他们在汉江以南阻击敌人，形成了背水而战的局面，造成了阻击后难以撤退的局面。另外，180师未能以精兵扼守公路和高地主峰，使得敌人比较容易地就突破了防线，长驱直入，我守备部队只能被迫撤离。而当时180师的整个阻击阵地选择在汉江以南，向北撤退难度极大。
第四，指挥不严密，与友邻无配合。
大兵团作战，友邻协同至关重要。180师在受到敌人攻击时，“友邻军事先委通报，突然后撤，使180师侧翼更加暴露，敌人乘机猛插城隍堂，使180师完全陷入三面守敌，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
第五，通讯联络没有保障。
整个作战中，部队的通讯联络常常出问题。这里面既有主观的原因，又有客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是，各级指挥员对此重视不够，不善于运用通信工具和各种通信手段并用，导致很多重要任务和命令上传达下常出问题；少数通信人员责任心不强。客观原因是，我们的通信组织装备落后，技术不高，加上经常遭遇敌人空袭。
当时，三兵团曾有3天时间和各军部失去联系，军部和各师的联系也多次中断，有时候一整天没有消息。有的电报没有发出，有的发出了没有收到，由此造成的指挥失灵，战机贻误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第六，后勤保证能力差。
整个作战中，由于敌人采取了“磁吸战术”，而我军只能保持7天作战能力，7天之后，180师在向北突围的时候，很多部队并不是被敌人打败的，而是弹尽粮绝，吃野草野菜，中毒而死或者饿死的。
第七，180师主要领导“遇险慌乱，指挥失当”。
在整个战役中，180师指战员表现出了英勇顽强，艰苦奋战，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但180师的主要负责干部却“政治上动摇，惊慌失措，未能果断地、沉着地指挥部队坚决突围，因而使全师遭到重大损失。”
韦杰将军写道：“真实地将抗美援朝战争中180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回忆总结，留给后人，是有重要意义的，也是一个老兵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