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日本政坛，不扩大战端的石原派，如何被扩大派斗到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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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28日，当地的日本军队发动总攻，7月29日基本控制了平津地区。此时，以石原为首的参谋本部仍然坚持不扩大的方针，指示把军事行动限定在控制平津地区，作战范围为北平、天津西南的保定至独流镇一线以北地区。

但是，8月9日，上海发生了中国机场卫兵射杀两名日本海军特种陆战队队员的事件，当地局势也骤然紧张起来。上海的日本侨民多达大约2.6万人，而保护侨民的海军陆战队只有大约三千兵力。8月10日，日本海军派出4艘巡洋舰、16艘驱逐舰及3000名陆战队队员急赴上海。同一天，近卫内阁采纳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的提议，确定了在上海保护侨民的方针，并批准准备派遣陆军部队。

1、战争何以扩大？

针对杉山元陆军大臣的要求，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认为，如果派兵不限定在华北地区，将有可能引发日中之间的全面战争，因此，他反对派遣陆军部队。但是，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积极主张派兵，认为海陆军必须采取一致行动，给中国军队以彻底的打击。石原以上海地区的中国军队增强了防御为由，仍然不愿派兵。

石原一直坚持出兵应该限定在华北地区。对此，武藤认为，“青岛、上海两地拥有许多侨民”，完全“不予保护”，“值得怀疑”。

但是，后来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石原也做出了让步，不得已同意派兵。在8月13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派遣陆军3个师团。同日晚，上海的日中军队进入了交战状态。8月14日早晨，中国空军轰炸上海的日本舰队和陆战队。日方也在14日、15日对南京、杭州、南昌等地的中国空军基地连续两天进行轰炸。

8月15日，近卫内阁发表声明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的暴戾行径”，敦促南京政府反省，“将采取坚决处置(“膺惩暴支”声明)。在13日决定派遣的3个师团中，2个师团编为上海派遣军，剩下的一个师团计划派遣到青岛(日本侨民1.3万人)。

两天后的17日，在米内光政海军大臣的主导下，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

另一方面，日军在华北发动总攻后，中国方面决心全面抗战。蒋介石认为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决心全面抗战。8月12日，蒋介石正式就任海陆空三军总司令，以他为首的军事委员会成为抗战最高统帅部。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宣言，15日下达了全国总动令。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开始进行合作谈判，9月23日，正式确立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上海方面，海军陆战队遭到了兵力占有优势的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在这样的形势下，8月23日，上海派遣军在上海北部近郊登陆。但是，中国军队利用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修筑的坚固的碉堡阵地和纵横交错的河网，进行了顽强的抗战，日军陷入了苦战。

中国方面把上海近郊作为保卫南京的重点地区，在这里集中了以中央直属精锐部队为核心的大量兵力。上海派遣军遭到了猛烈的反击，损失惨重。从8月中旬战斗开始到11月上旬上海附近的战斗基本结束，日军的伤亡人数超过了4万人。

因此，参谋本部决定向上海增派3个师团，并于9月11日发出了派兵命令。这样，日本向上海派兵达到了5个师团。起初，以石原为首的作战部计划将作战重点放在华北，向上海方面只派出2个师团的兵力。但是，这些兵力已经无法应付上海的战况。

2、石原莞尔的失势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不久，关东军便向陆军中央强烈要求动用内蒙古察哈尔省等地的兵力。参谋本部没有批准关东军的要求，但关东军的一部分部队不顾陆军中央的制止，从8月5日起开始攻入察哈尔省内的多伦、张北地区。8月9日，参谋本部只得向关东军下令发动察哈尔战役。在此期间，石原站在不扩大事态的立场，反对发动这一战役，但武藤强烈支持关东军的要求。

在东条英机参谋长的直接指挥下，关东军正式开进察哈尔省。8月27日，日军占领了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此后，关东军继续向绥远省、山西省方面发动进攻。石原等人最初想要把在华北的作战控制在北平和天津地区，因而，他的意图落空。值得一提的是，东条和武藤都属于永田嫡系的统制派团体。

进而，在华北地区，8月31日，在已有的4个师团的基础上，加上计划派遣到青岛的1个师团和从国内增派的3个师团，总共8个师团组建了华北方面军。青岛派兵，由于近卫内阁于8月24日决定撤回青岛侨民而取消。此外，8月25日，在近卫文麿首相、杉山元陆相、米内光政海相、广田弘毅外相、贺屋兴宣藏相组成的五相会议上，决定不正式对华宣战。这主要是为了避免美国启动《中立法》。

因为日本进行战争所需的大量机械及战略物资依赖于从美国进口，而《中立法》禁止向交战国出口此类物资。

华北方面军是日本为了尽早结束战争而组编的部队，它的作战目的是，在河北省中部的保定附近给中国军队以重大的打击。保定战役从9月中旬正式开始，但是由于中国方面采取了后退战术，日军没有能够打击中国军队的主力。

在保定战役中，石原等人也仍然坚持不扩大的立场，把作战区域限定在保定至沧州一线附近，但华北方面军把作战区域进一步扩大到了南面的石家庄至德州一线。

石原作战部部长和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课长等人主张，将界限划在保定附近，稳定确保占领地区。但是，武藤章作战课课长和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等人主张，为了在短时间内击败国民政府，不拖入持久战，有必要扩大作战区域。这样，陆军中央内部就产生了意见分歧，因而不能统一领导战争。

在这种状态下，陆军中央难以控制华北方面军等部队，最终造成了当地军队的单独行动。

中日战争事实上演变成了一场全面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石原于9月27日辞去了作战部部长一职，调到满洲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据说，石原在离开参谋本部时，曾在他担任过课长的战争指导课说：“最终还是被赶走了。”但是，此次调任似乎也是他本人因为没有能够贯彻自己不扩大的方针而提出的要求。

至此，石原在与以武藤、田中为首的扩大派的斗争中失败，离开了陆军中央。

石原离开后，统制派的武藤章（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和与其关系密切的田中新一（陆军省军事课课长）在陆军中央拥有了强大的影响力。另外，田中新一与统制派的前任作战课课长富永恭次也是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同期毕业生，而且二人曾在同一时期任驻欧武官，一同赴欧，关系相当亲密。

此外，富永和同属统制派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联系也非常密切。武藤、田中、富永、东条四人后来构成了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后日本陆军高层的核心。

3、进攻南京的缘起

不过，石原仍然对参谋本部具有影响力，例如，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课长、多田骏参谋次长等人都是他的势力。由于今井清参谋次长病殁，多田骏于8月14日接任参谋次长一职。多田骏与石原都毕业于仙台幼年学校，另外，石原在担任关东军参谋的后期，多田骏曾作为“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和他一同在满洲任职，两人关系亲密。因此，一般认为，多田骏就任参谋次长一职，与石原的活动有关。此外，石原辞去作战部部长后，扩大派的下村定战史部部长接任了他的职位。

值得一提的是，日中战争爆发之初，永田铁山嫡系的统制派主要成员中，除了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之外，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关东军参谋富永恭次、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关东军参谋片仓衷、作战课课员服部卓四郎、关东军参谋部部员辻政信等许多人都属于扩大派。相反，统制派成员中主张不扩大的，只有中国驻屯军参谋池田纯久、战争指导课课员堀场一雄等少数几个人。在此之后，东条、武藤、富田等扩大派成为统制派的主流。

为了打破上海战场的僵局，参谋本部已经决定向上海增派3个师团。武藤章向上级请求在上海南面的杭州湾登陆，进攻中国军队的背后，同时从华北方面军调遣2个师团投入上海战役。并且，由上海派遣军和杭州湾登陆部队等组建了华中方面军。

其任务与华北方面军相同，即打击中国军队，削弱其抗战意志，抓住机会结束战争。此时，武藤章自己提出担任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调离了陆军中央。原来的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调任作战课课长。同时，取消战争指导课，作为战争指导班并入作战课。

1937年11月5日开始的杭州湾登陆作战取得了成功。上海附近的中国军队腹背受敌，最终被迫全面撤退。南京政府最为重视的防线被攻破以后，于11月17日决定迁都四川重庆，但是，仍然表示将继续抗战。虽然上海战役在战术上取得了成功，但并未实现最初削弱国民政府抗战意志的战略目标。

日方在此之后继续向中国增派军队，总共向华北方面派遣了7个师团，向华中方面派遣了9个师团，驻守本土的常设师团只有近卫师团和第七师团（旭川）。另外，为了防备苏联，日军将精锐的常设师团部署在了满洲，上海战役中投入了一部分临时编制的特设师团。特设师团的现役士兵比例少，编制装备也比较差，所以在战斗中伤亡惨重。同时，为了防备苏联，日军采取了逐渐投入兵力的方法，这也是造成上海驻军损失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华北地区，尽管以河内虎四郎为首的参谋本部表明了将军事作战区域限定在河北省的方针，但是，华北方面军违抗参谋本部的指示，不断扩大战线，除了河北省以外，又向山西省、山东省发动了进攻。参谋本部没有能够对当地驻军采取强硬手段，是因为陆军中央内部围绕战争指导方针存在意见分歧。

石原辞职后，河边虎四郎作战课课长、多田骏参谋次长仍然对扩大战线持谨慎态度，但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下村定作战部部长等许多幕僚持强硬态度，主张必须扩大战线，直到给中国军队以决定性的打击。

在华中地区，日军控制上海附近以后，华中方面军为了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要求发动追击战，而参谋本部在河边为首的作战课的主导下，把作战区域限定在苏州至嘉兴一线以东。但是，武藤章副参谋长等华中方面军首脑主张继续向南京乘胜追击。参谋本部的下村定作战部部长也承认需要攻下南京。

而河边作战课课长、多田骏参谋次长反对扩大作战区域和进攻南京，因此参谋本部内部围绕撤销限制线及进攻南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迫于华中方面军的强烈要求和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等多数陆军中央幕僚的意见，参谋本部同意进攻南京。

这样，从1937年12月3日起，华中方面军的各个部队开始对南京发起进攻。12月13日，日军占领了南京，但由于当时几乎没有做好进攻内陆的战前准备，兵站补给不足，在当地发生多起日军掠夺食物和物资的情况。另外，在此过程中，不仅杀害了许多在战斗中抗战的中国士兵，而且杀害了许多败兵、残兵、俘虏和平民(南京大屠杀)。

4、反对进攻南京的声音

河边、多田等人之所以反对进攻南京，有其背景。

这是因为，当时日本正在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调停（陶德曼调停），河边、多田考虑在兵临城下的时候与南京政府举行和谈，对日本最为有利。

10月1日，正值上海的战斗极其困难的时候，近卫内阁在首相、外相、陆相和海相出席的四相会议上决定，制定一定的媾和条件，争取尽快结束战争。

媾和条件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华北、上海划定非武装地带：承认“伪满洲国”；签订日中防共协定；批准华北的铁路、矿业及其他日中合资企业；等等。

根据这些媾和条件，广田弘毅外相表示接受各国在日中之间进行和平调停。德国答应调停。德国一方面和日本缔结了《防共协定》，另一方面向中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团。德国对华贸易额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居第三，因此希望日中之间早日实现和平。11月初，广田弘毅向德方提出了以四相会议上的决定内容为基础的和平条件，陶德曼把它直接转达给了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条件。当时，正在布鲁塞尔举行《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蒋介右正指望会议结果。但是，虽然会议通过了谴责日本的决议，却没有制裁日本，并于11月下旬无限期休会。

在这种情况下，12月初，蒋介石在与陶德曼会谈时暗示在保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前提下，接受以日方的和平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这是蒋介石在日军突破了上海附近最重要的防线并逼近南京的困境下做出的反应。

陶德曼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前把蒋介石的意见转达给了日本政府。但是，日军占领南京后的1937年12月21日，近卫内阁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修改和平条件，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

新的和平条件在原有条件基础上增加了以下条款：在华北、内蒙古建立自治政权；将华中占领区域变为非武装地带；在华北、内蒙古、华中地区驻兵；要求赔偿；等等。

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无法接受的条件，翌年(1938年)1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向日方询问和平条件的具体内容。

在此期间，参谋本部的河边虎四郎作战课课长、多田骏参谋次长等人判断，即使南京沦陷，蒋介石政权也不会垮台。他们认为，出于对苏战备的考虑，应该避免长期战争，因而主张以最初比较宽大的条件与国民政府媾和。但是，近卫内阁和陆军省预测，南京沦陷后，将会削弱蒋介石政权，主张扩大媾和条件甚至停止谈判。

一般来说，参谋本部依靠独立统帅权，一般为强硬派，而陆军省则相对谨慎。但在这一时期，陆军省态度强硬，而参谋本部反而比较慎重。

5、武汉会战前后日本战略方针的转变

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围绕媾和问题一直进行反复争论。1937年11月下旬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以后，按照近卫文麿的提议，成立了大本营，作为战时和事变的统帅机构。同时，还设立了由大本营和内阁组成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这是国家层面的事实上的最高领导机构。

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多田骏参谋次长作为参谋本部的代表，在河边虎四郎作战课课长等人的支持下，反复说明和平的必要性（参谋总长是皇族成员闲宫院，按照惯例不参与决策)。但是，不仅杉山元陆相，而且近卫文麿首相、广田弘毅外相等人也主张对华强硬，多田骏近乎处于孤立境地。

当时陆军省的核心人物由杉山元陆相、梅津美治郎陆军次官、町尻量基军务局局长、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四人组成。町尻量基与田中新一都是一夕会成员。町尻量基在石原调任后出任军务局局长，基本上尊重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的意见（另外，町尻是公家华族，有一定的能力，但可以说是比较温和的类型)。因此，不扩大派的柴田兼四郎军务课课长没有什么影响力，在陆军省内部，主张对华强硬的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拥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杉山元陆相在联络会议上主张对华强硬。

1938年1月15日是日方设定的最后答复期限。当天，日本举行了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近卫文麿首相、杉山元陆相、广田弘毅外相等组成的内阁认为，中方1月13日询问和平条件的具体内容事实上就是拒绝的答复，因而主张停止谈判。对此，多田骏参谋次长一个人坚持反对停止谈判。但是，米内光政海相支持近卫文麿等人的主张，并提到内阁总辞职的可能性，最终多田也只好同意停止谈判。

1月16日，近卫文麿首相发表声明称，“帝国政府以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将期待真正值得合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陶德曼调停宣告结束，日军此后陷入了旷日持久的长期战争的泥潭。接着，1938年4月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电力管理法》等法规，另外，前一年(1937年)10月，为了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设立了直属内阁的企画院。

值得一提的是，前一年的12月，当地日本驻军在华北占领区建立了傀儡政权——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接着，在发表近卫声明后的1938年3月，在华中占领区也成立了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另外，同月，成立了“华北开发”和“华中振兴”两家国策公司，以便进行华北、华中的经济开发。这两个国策公司的原材料和当地驻军的所需物资基本上都由当地供应，而且费用都是以傀儡政府滥发的没有实质担保的纸币来支付。可以说，这是占领之下事实上的掠夺经济。

这份近卫声明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国际社会都具有不可轻视的意义。在当时构成东亚国际秩序的华盛顿体系中，有关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的《九国公约》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作为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合法政权，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均为绕不开的前提。而日本事实上否认了南京国民政府，表明要求成立新的中央政府。这说明，日本在挑衅以往的东亚国际秩序。这引致后来关于“东亚新秩序”的声明。

占领南京后，当地日军为了消灭华中地区北部的军事要地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主力，制定了徐州作战方案。它的目的在于连接华北和华中的占领区，南北夹击和消灭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但是，以河边虎四郎为首的作战课按照不扩大战线的方针，不同意发动徐州战役。此时出任作战部部长的桥本群也赞同作战课的想法。当地的日军派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前往东京，坚持有必要进行徐州战役，但作战课没有同意。

然而，1938年3月，河边虎四郎被免去作战课课长的职务，由军事课高级课员稻田正纯就任作战课课长。

稻田受到属于扩大派的田中新一军事课课长的影响，作为作战课课长批准了徐州战役。这样，随着不扩大派的核心人物河边虎四郎的免职，陆军省、参谋本部全部由扩大派占据了要职，这些人在陆军中央开始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4月上旬，大本营发动了徐州战役。此时，武藤章似乎在考虑，如果能够歼灭中国主力部队，也许能够抓住机会结束战争。但中国方面避免决战，而是选择了退却，5月中旬，日军占领徐州，但没有能够给中国的主力部队以决定性的打击。

接着，当地的日军和陆军中央决定向华中的汉口和华南的广州发动进攻，前者位于长江中游流域的军事要地，后者是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当时，国民政府的主要机构临时设在汉口，而广州则是国民政府主要援助通道——香港通道的一个物资运输据点。当时，日军考虑，如果攻下这两座城市，便能够实质上控制中国的主要城市，以军事手段解决事变。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占领了汉口和广州。但是，已经迁都内陆腹地重庆的蒋介石国民政府仍然坚持抗战，基本上不能指望用武力让国民政府屈服。

截至1938年7月底，日本陆军由34个师团组成，其中，向满洲、朝鲜派遣了9个师团，向华北派遣了9个师团，向华中派遣了14个师团，日本本土只剩下2个师团。而且，派往中国大陆的许多兵力不得不用于维护占领区治安。

因此，日军占领汉口、广州以后，主要负责在剩余的广大地区积极进攻的野战军，只有据点设在汉口附近的第十一军(7个多师团，约20万兵力)。

因此，即使野战军攻取了新的重要地区，部队也不得不返回原驻地。于是，中国军队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术。日本的现有兵力不足以对幅员辽阔的中国实行军事统治。当时担任在华日军要职的武藤章曾经回忆说：日军的控制只停留在城市、铁路、公路等“线的统治”，并非“作为面”来控制占领地区。而且，当时除了配备精锐部队的满洲之外，在派往中国本土的兵力中，只有大约10%是现役士兵，而90%是预备役和后备役士兵。

可以说，随着战线的急速扩大，士兵的质量也出现了脆弱的一面。

这样，日本方面当初尽早解决日中战争的计划，已经几乎没有了可能性。这场战争变成了石原担心的旷日持久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