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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30日武藤章就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后，对于在欧洲爆发的大战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
早在开战后的同年9月4日，阿部信行内阁就发表了不介入欧洲大战的声明。当时的陆军中央也是以局部解决（中日两国之间)中日战争为基本目标，而对欧洲大战采取保持“中立态度”的方针。
在武藤章就任军务局局长后，军务局的核心成员是：
军事课课长岩畔豪雄、军事课高级课员西浦进、军务课课长有末精三、军务课高级课员永井八津次等人。包括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富永恭次在内，统制派掌控了陆军中央的实权（永井与西浦一样，是永田嫡系的统制派)。此外，有末精三不久后调任，由与武藤章关系密切的统制派的河村参郎就任军务课课长。
武藤章认为，在坚持不介入欧洲战争的基础上，建设国内体制即建立“国防国家体制”和尽早解决日中战争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1、南进的真实意图
武藤章所说的“国防国家”，指的是从“平时”开始建设面向“国家总体战”的体制，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处于举国一致态势的国家。换言之，就是按照战争目的，组织和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的全部力量，能够在“有事”时立即发挥“综合国力”的国家。
所谓建立国防国家体制，具体内容就是建设一个这样的国家体系。它可以说继承了永田铁山等人编制的陆军手册《国防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中的思想，主张平时建立起国家总动员的体制。
按照武藤的观点，随着欧洲大战的爆发，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战国时代”，变成了“弱肉强食的战场”。
列强都在竞相建立国防国家体制。在这样的“世界趋势”下，日本不可能置身局外，袖手旁观，因此必须尽快向建设国防国家体制“迈进”。也就是说，为了应对欧洲大战爆发后世界形势的发展，需要尽早建立国防国家体制。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武藤并不把中日战争时期视为战时，而是视为平时。对于当时的武藤来说，建立国防国家体制而防备的“战时”(“有事”)，指的是进入与欧洲列强正式战争的事态。
虽然武藤对于欧洲大战采取当前不介入的态度，但并不是石原莞尔那样的绝对不介入。他认为，现在战争只停留在欧洲附近，但迟早会变成一场世界大战，日本也必须决定何去何从。针对事态的这种发展趋势，日本为了确保行动的自由，不仅要建立国防国家体制，而且必须尽快解决日中战争。
这是因为，他考虑，当时日本在中国大陆投入了大约85万兵力进行中日战争，如果这样下去，日本将难以进行与欧美列强的正式战争。因此，需要缩减在华兵力，恢复作战能力的伸缩性和灵活性，确保国防的后备力量。为此，尽快解决中日战争，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确保军需资源的开发和驻军，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因此，武藤等人采取了两项举措。第一，他试图与重庆国民政府直接谈判，寻求中日和平。武藤在中日战争开始时曾经认为，可以通过武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
但是，在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转战华北、华中时，目睹中国方面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态度，由此对军事解决的可能性感到了怀疑。后来，随着欧洲大战的爆发，他开始希望尽早和平解决中日战争。但是，前面围绕汪精卫的活动(“梅工作”)让汪精卫逃出了重庆，但事与愿违，支持者寥寥无几，事实上以失败告终。因此，他认为，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基础脆弱，有必要与蒋介石为首的重庆政府直接谈判。这就是所谓的“桐工作”。
第二，武藤等人主张，不论与蒋介石的谈判成功与否，都要实施撤军，以削减驻华日军。他们试图由此确保兵力部署的灵活性，使之能够应对世界大战，同时筹措军队装备机械化等需要的扩军经费。特别是在诺门罕战役中，暴露了日军的装备问题，让陆军中央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
一些面向大众的历史书的观点是，日本陆军南进，最终发展到对美开战，是由于难以解决中日战争，日本为了打破僵局而做出的决策。但是，武藤等人根本的问题意识，本来即在于如何应对下一次世界大战，而尽快解决中日战争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对于他们来说，中日战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主要是企图确保中国的军需资源，以防备下一次世界大战。
确实，作为当前的问题，解决中日战争受到了重视，而且，南进的一个目的也是切断援蒋通道（法属印支通道、缅甸通道)。但是，南进并不只是这个目的，它是一个“幌子”。日本是为了建立准备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防国家体制，而试图形成一个包括整个东南亚在内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圈。
此外，武藤就任军务局局长后不久，受畑俊六陆相的委托，邀请民政党总裁町田忠治直接入阁，但被断然拒绝，让他丢了面子。但是，不久之后，阿部内阁宣布总辞职，海军出身的米内光政组成了新的内阁。
2、成立新党的尝试
关于建设国防国家的问题，武藤首先着手制定作为基本计划的综合国策案。1940年初，他作为军务局局长责令军事课课长岩畔豪雄、军务课课长河村参郎负责起草。岩畔等人与企划院的秋永月三（陆军大佐）、国策研究会常任理事矢次一夫（陆军省顾问）等人合作，拟定了草案。当时，还秘密动员了各省主张革新的官僚。
当时，武藤认为，尽管陆军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缺少领导国策的“确实的政策”。武藤的心腹、军务课内政班班长石井秋穗也认为：“日本政治的中心…已经在陆军。但是，陆军没有具体的政策”。武藤企图以这个综合国策案作为陆军的基本政策。
1940年6月中旬，武藤等人按照这份草案，编写了《综合国策十年计划》作为军务局的参考方案。它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要点如下。
(1)作为最高国策，在日本、“伪满洲”、中国结合下，建设“包容大东亚的合作经济圈”，以期充实和发展国力。其基调置于“东亚新秩序”，谋求强化“日满华”结合。尤其是，把“日、满、华北、蒙疆”建设成为“自卫生活圈”；
(2)为了执行这个国策，扩充必要的陆海军军备；
(3)对欧洲战争，维持不介入方针；
(4)对于中国，谋求扶植和发展亲日政权，通过日中经济合作，按照“日满中”经济综合计划，开发重要产业；
(5)在内政方面，确立适应新事态的“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建立“全国性的国民总动员组织”。与此同时，为了发展而解散现有政党。另外，为了扩充生产力，让现有的经济机构适应计划经济，强化国家统制。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日本、“伪满洲”、华北、内蒙古被作为“大和民族”的“自卫生活圈”。以之为轴，设想形成基于“日满华”构成的“东亚新秩序”和“包容大东亚的合作经济圈”的三重结构的地域圈。华北、内蒙古被定位为日本的自卫生活圈。
它继承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后的近卫谈话中要求在华北和内蒙古驻军以及确保资源的内容。这一点为后来日本坚持在华北和内蒙古驻军，埋下了伏笔。
另外，从资源的自给自足等观点出发，不仅东亚，而且包括东南亚等在内的地区都被作为“合作经济圈”，表明了获得南方资源的企图。日本要从东南亚获得的必要资源主要有石油、生橡胶、锡、镍、磷、铝土矿（铝的原料）等。
日本建设“合作经济圈”是为了摆脱依赖美英的经济现状，因为当时美英集团占据了日本进出口之大部分。而对南洋的政策，则是永田铁山等人的《国防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中没有表明的论点，反而是石原莞尔的《国防国策大纲》包含的内容。这种“合作经济圈”的主张，随着欧洲战况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日本划定“大东亚生存圈”和以武力侵占南洋。
不过，早在广田弘毅内阁和阿部信行内阁时期，日本已经把目光投向南洋的资源。但是，像这样把包括整个东南亚的地区全部划为日本的自给自足经济圈，而且把它的建设确定为日本的最高国策，尚属首次。
第二，它明确提出，为了执行国策，要确立“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创立“全国性的国民总动员组织”。
这与原首相近卫文麿的亲信成立新党的运动相结合，通过积极推动所谓的近卫新体制运动，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它的企图是由亲军的政党确立一党独裁，后来演变成通过近卫新党的政治领导力实现“一国一党”下新体制的行动。
这种观点也是在永田铁山处没有明确看到过的。据推测，它是受到了纳粹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继承了石原“一党独裁”的主张。虽然武藤是公认的永田铁山的继承人，但是，也许可以说，他也受到了石原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他与石原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例如，对东南亚的视角、一党独裁论等。
此外，纳粹的一党独裁是众所周知的，而关于苏联共产党，武藤通过庄司健吉（陆军主计军官）等渠道也得到了情报。永田铁山担任军务局局长时，曾经命令庄司健吉驻苏两年。回国后，庄司历任企画院调查官、军务局办事员，还曾经为与武藤章关系密切的矢次一夫等人的“国策研究会”提供合作。
关于苏联的国家体制和共产党，庄司曾经这样指出：苏联的国家体制是能够按照“国家意志”推动全部经济机构的机制，虽然它也有经济上效率低的缺点，但是它能够按照“国家的政策目的”，最有效地发挥“国力”。在这里，共产党作为“国家统治者”统治全国，而且掌握一切“物质方面的权力”。武藤章与庄司一直保持联系，所以二人应该具有相同的认识。
1940年3月左右，近卫的亲信开始了建立“近卫新党”的活动。5月下旬，近卫文詹、木户幸一、有马赖宁三人聚会，会上通过了《关于成立新党的备忘录》。备忘录中约定，以近卫首相的设想为基础，以解散现有政党为前提，组建新党，阁僚由新党任命。此外，5月10日，德国开始向西进攻荷兰、比利时，还有法国。
6月上旬，武藤军务局局长称，全军赞成近卫出马和组建新党，并将暗中支持。这意味着，他设想把近卫新党当作《综合国策十年计划》中的“强大的政治领导力”。而且，他还作为常任理事参与策划了于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的8月下旬成立的新体制准备委员会。
对于武藤来说，这是为了组建具有“强大政治领导力”的亲军的新党。
在此期间，有人批评，新党就是制约天皇统治权的幕府。遭到这种批评以后，近卫文麿产生了动摇，开始对组建新党变得消极。但是，武藤章坚决主张“集结有力的政治实践体”，试图推动建设“一国一党”，亦即“一党独裁”的新体制。
他企图创建一个作为“具有有力的政治力量的组织”的“党”，通过它的“有力的领导”，建立面向国家总体战的新的政治体制。此外，《综合国策十年计划》中还称，为了发展将解散现有政党，以创建全民性的总动员组织。
但是，近卫文麿及其亲信担心被批评为幕府，最终放弃了成立新党。1940年9月下旬，近卫内阁在内阁会议上决定设置大政翼赞会，作为补充行政的精神运动组织。10月中旬，大政翼赞会正式成立。
这样，最初打算建立新党的新体制运动宣告结束，最终诞生了不具有政治领导力的大政翼赞会。武藤等人所希望的树立亲军的“强大政治领导力”这一目标最终没有实现。
3、解决中日战争的紧迫性
近卫文麿希望模仿纳粹德国的欧洲新秩序，实现东亚新秩序，创建一党独裁的新党，并成为它的政治领导人。虽然他认为这个新党能够领导陆军，但是对于不具备独立的政治基础的近卫文麿来说，必须依靠陆军的合作。因此，虽然他认为陆军想把自己当作傀儡，但他也不得不依靠陆军的力量。但是，当有人批评一国一党的新党是幕府时，近卫自己变得左右摇摆，最终放弃了创建新党。
陆军中央企图通过亲军的新党实行一党独裁，从而实现陆军希望的国策。而且，只有近卫文麿能够胜任党首一职。这是因为他在国民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并且有打破现状的态度，对于陆军来说，比较容易控制。因此，在近卫文麿被批评为幕府而产生动摇时，武藤章一直坚持推动他创建一个能够“集结政治力量”的、有力的新党，作为国民组织的核心。
但是，最终，由于近卫变心，9月下旬，武藤章等人创建亲军新党的计划宣告失败不过，武藤章等人的《综合国策十年计划》本身在第二次近卫内阁组阁后（1940年7月26日)内阁会议通过的《基本国策要纲》中得到了反映。
这个《基本国策要纲》的主要内容如下。
(1)建设以“日满华”的结合为根本的“大东亚新秩序”；(2)鉴于国内外的新形势，以“发挥综合国力的国防国家体制”为基础，扩充必要的军备；(3)在内政方面，确立“有力的新政治体制”，谋求国政的综合统一；(4)以日本为中心，按照“日满华”三国自主建设的原则，确立国防经济的根基。
这些内容沿袭了第二次近卫内阁组阁之前武藤直接交给近卫文麿的《综合国策基本要纲》。这份《综合国策基本要纲》是在米内内阁末期的7月上旬至中旬，作为新内阁的政治纲领，由武藤等人根据《综合国策十年计划》拟定的一份文件。
不过，从《综合国策十年计划》到《综合国策基本要纲》有一个变化。前者中的不介入欧洲战争方针，在后者中改为需要“再检讨”“与执行国策步调一致的国家合作”。不过，这个部分没有包含在内阁会议通过的《基本国策要纲》中。这个修改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关系到外交方针，因此需要重新研究。
前者中把“日、满、华北、蒙疆”定位为“大和民族的自卫生活圈”的表述在后者中被删除，这也许是因为文件的性质。因为前者是一种内部文件，而后者则是将被作为近卫内阁的官方政治纲要。此外，前者中的“包容大东亚的合作经济圈”的表述在后者中变成了“大东亚新秩序”。
其次，武藤等人把尽早解决中日战争与建设国防国家一起列为当前面临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他们推动了通过与重庆政府的直接谈判，寻求日中和平的活动（桐工作)。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坚持继续抗战，此项工作最终也宣告失败。
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汪精卫政权，11月日本政府（近卫内阁)承认其为合法的中国政府，并签订了“日华基本条约”。但是，它的实际控制地区几乎只是日军的占领区，完全是一个傀儡政权。此后，日本通过各种渠道策划汪精卫政权与重庆政权合并，以实现日中和平，但都没有成功。
另外，关于削减在华驻军的问题，陆军中央最初考虑分阶段把在华兵力从85万减少到50万。但是，当地日军制定了进攻位于长江上游的宜昌的计划，反而要求增派兵力。对于陆军中央来说，宜昌是重庆物资补给的战略要地，如果日军占领宜昌，将对正在进行的与重庆的和平活动从侧面施加压力的意义。
因此，1940年5月，陆军中央批准了当地军队的增兵要求，决定先增派2个师团，然后年内削减大约10万兵力。此后，日军占领了宜昌，但和平活动几乎毫无进展，最终被迫停止。另外，随着德国开始向西进攻，欧洲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与此同时，陆军中央也开始把关心转向向南方行使武力的问题。
4、对欧美列强的政策
那么，武藤等陆军中央的对外政策是怎么样的呢？
在《综合国策十年计划》中阐述了对欧美列强的政策。
首先，关于苏联，必须扩充对苏战备，在完成充分的战备之前，谋求调整邦交，努力“维持和平状态”。
可以说，不论将来如何，当前要谋求稳定与苏联的关系。
对美国的方针是，防止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时扩充日本的经济力量，摆脱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这与形成“包容大东亚的合作经济圈”、建立自给自足体制，乃是表里的关系。
关于英国，《计划》则明确表示，“要从远东赶走英国和英派势力”。不过，他指出，采取具体行动时，需要审时度势。另外，对英政策与对美政策有“微妙的关联性”，需要注意英美两国的关系。在这里，清楚地表明了从远东赶走英国势力的强硬方针，这一点值得注意。这不仅是因为英国在中国拥有最大的权益，而且是因为他们认为英国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支持者。
武藤等人认为，英国的支持是中方抗日姿态的有力支撑。另外，从封锁天津英法租界可以看出，英国一直在阻碍日本控制华北经济以至中国经济。因此，赶走英国在整个中国的势力，是这个时候武藤等人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而且，从美国由于日本封锁天津英法租界而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可以清楚地了解，武藤等人会警惕对英关系将影响到对美关系。
关于德国和意大利，只是简单地提及，表示要注视欧洲形势的发展，“保持原来的友好关系”。《防共协定》的主要目的是从背后牵制苏联，防止苏联介入日中战争，并非企图在下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意两国合作。
此外，《综合国策十年计划》中的“合作经济圈”的范围不仅包括东亚和东南亚，而且包括西伯利亚东部、澳大利亚和印度。在这些地区中，东亚以外的地区都被定位为“日满华”经济合作中缺乏资源的“补给圈”。
这个“合作经济圈”的范围也为后来的“大东亚生存圈”“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所继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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