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尔的战争计划，野心有多大？如果执行，抗战历史能否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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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以后，在斋藤实内阁、冈田启介内阁下，日中关系一直比较稳定。由于国际联盟和美国没有对日本采取具体的制裁行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也开始改变方针，采取对日和解的路线。

然而，到1935年，在中国驻屯军（天津)、关东军的主导下，日军开始了企图把华北地区变为日本势力范围的所谓华北分裂活动。同年5月，在天津日本租界发生了亲日派报社社长被暗杀的事件以及日中两军之间的小规模战斗。

虽然当时这样的事件并不少见，但当地的日军以此为由，向中方要求国民党各机构撤出华北东北部。6月，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日军把国民党势力赶出了华北东北部的河北省、察哈尔省。

谈判期间(6月初)，正在当地视察的永田军务局局长给本国的桥本虎之助陆军次官发电称，“箭已离弦”，陆军中央也应该给予支持。另外，同一时期，永田批准把一部分关东军集中到满洲西部的锦州附近等地，对中方施加军事压力。

与永田关系密切的矶谷廉介驻华大使馆武官也在同一时期表示，即使行使“一定的武力”，也应该“整肃华北”。值得一提的是，“何梅协定”规定国民党势力撤出河北省，而它的草案乃是在永田军务局局长的指挥下，由片仓衷（属于军务局）起草的。

1、华北“自治”运动的缘起

此前热河战役的时候，永田就同意板垣等人在长城以南的天津等地开展建立亲日“满”政权的谋略活动，他早就主张“凡是不符合日本根本要求的主义和党派，唯有（从华北）铲除”。而且，他认为国民党的“革命外交”本质上是排日的。另外，对于此后冈田内阁时期广田弘毅外相采取对华绥靖政策(“和睦外交”)，他也持反对态度，认为“大张旗鼓宣传的日中亲善之类，可视为风马牛不相及。事宜进时，则进”。

进而，同年8月6日，桥本陆军次官向关东军、驻屯军等发出了《对北中国政策》的通知。通知内容包括：将河北省、察哈尔省、山东省、山西省、绥远省“华北五省”变为不受“南京政权政令”影响的“自治色彩浓厚的亲日满地带”；消除华北地区的“一切反满抗日策动”，日“满”两国之间实现“经济文化融合和合作”；等等。

这个通知指示实现华北五省“自治”，让其脱离南京政府。也就是说，它指示了分裂华北的活动。其目的在于，稳定“伪满洲国”的后方，同时形成由日本、满洲、华北组成的经济圈，获得华北五省的资源和市场，将其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另外，以永田为首的军务局不久设立了国策公司“兴中公司”，企图通过它推进华北的经济开发。此外，永田的盟友、当时担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的冈村宁次当时也认为，“不应该让中国统一”。有些人认为当时永田等陆军中央反对分裂华北活动，这是不准确的。

不过，当时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企图在华北建立“自治”的“独立政权”，企图直接实现极具侵略性的政策。

因此，《对北中国政策》中表明的永田等人的分裂华北方针——形成“自治色彩浓厚”的亲日“满”地带一虽然方向相同，但相对而言更为慎重和渐进。这也许是它照顾到了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始分裂华北活动之前的同年3月，纳粹德国宣布重整军备，背弃《凡尔赛和约》，着手急剧扩张军备，由此导致了欧洲凡尔赛体系破裂，德国周边的国际形势骤然紧张。欧洲动荡的形势让人觉得时刻有可能发生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那样的军事纠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经不是单纯的未来假设，而是越来越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永田当然也看到了这样的国际形势。永田等陆军中央在这个时候开始分裂华北活动，也许与这种欧洲形势不无关系。

永田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起于德国，从欧洲开始爆发。由于德国背弃《凡尔赛和约》和正式重整军备，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考虑到不久的将来发生大战的可能性，永田开始意识到，为了应对将来的国家总体战，确保资源已经成为现实的要求。

永田考虑，为了将来的国家总体战，不仅需要满蒙，而且还需要华北、华中的资源。因此，继满蒙之后，把华北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已经成为下一个课题。

2、日本何以着急？

这是因为，从国民政府的排日姿态来看，他认为依靠通常的办法不可能确保稳定的资源。但是，在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以后，出于国际形势的考虑，永田对把华北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采取了慎重的态度。然而，随着德国宣布再整军备，下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可以说，永田已经开始将其作为一种现实的要求来考虑确保资源的必要性。

实际上，四年后，德国便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另外，同年7月，永田强烈主张更换真崎教育总监，让林铣十郎强行罢免真崎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欧洲形势越来越紧迫。同年3月之前，柳川平助（陆军次官)、山冈重厚（军务局局长）、山下奉文（军事课课长)、松浦淳六郎（人事局局长）、秦真次（宪兵司令官)等皇道派的主要成员已经被调离重要职位。

陆军中央中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胜负已定，仅从派系斗争上来看，并不需要那么急于强行处理真崎，因为他们也可以采取逐渐孤立真崎、事实上让他失去势力的方法。

然而，我们可以推测，纳粹德国宣布重整军备后，欧洲形势变得紧迫起来，这样的形势使得永田急于建立陆军的内部统制，以构建国家总动员体制。但是，《对北中国政策》通知发出大约一周后的8月12日，永田便在陆军省办公时惨遭杀害。

此后，日本开始正式推动华北分裂活动。11月，在河北省东部建立了亲日的“冀东防共委员会”（委员长：殷汝耕)，次月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了所谓的“冀东政权”。这样，在华北的一部分地区诞生了事实上处于日本操纵下的“独立政权”。另外，同年12月，日方提出要求后，与国民政府达成妥协，成立了跨河北省和察哈尔两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作为日中之间的缓冲地带。

接着，1936年1月，冈田启介内阁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企图让整个华北五省实现自治的《第一次北中国处理要纲》。但是，由于南京中央政府的抵抗以及没有获得中方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合作等原因，进一步分裂华北的华北“自治”活动没有能够轻易推进。

另一方面，在永田铁山担任军务局局长时期，陆军中有势力的政治团体包括以永田为首的统制派、以真崎为首的皇道派、以南次郎为首的宇垣派三大派系。永田铁山遭到暗杀后，皇道派基本上被赶出了陆军中央，宇垣派也没有能够在陆军中央东山再起。

虽然统制派失去永田铁山，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在中坚幕僚中，还有武藤章、影佐祯昭、池田纯久、片仓衷、真田穰一郎等有影响力的成员。另外，冈村宁次（当时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矶谷廉介（翌年任军务局局长）、渡久雄(翌年任情报部部长)等非皇道派一夕会成员，虽然未必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活动，但是却与宇垣派、皇道派保持距离，相对接近统制派。

3、二二六兵变的影响

永田铁山被暗杀的翌年，1936年初，发生了二二六事件。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安藤辉三、栗原安秀等军队青年将校国家改造团体的一部分成员，率领第一师团和近卫师团的大约1500名士兵发动了武装暴动，企图通过政变达到改造国家的目的。

他们杀害了内务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但是，最终政变失败，军队青年将校的国家改造运动就此覆灭。与他们联系密切的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柳川平助、小畑敏四郎等皇道派也被编入预备役，事实上被赶出了陆军。

另外，南次郎、阿部信行、建川美次等宇垣派也同时变成了预备役，具有政治色彩和影响力的高级将官几乎全部离开了现役职务。

二二六事件后成立广田弘毅内阁时，陆军的最高领导包括寺内寿一陆相、闲院宫参谋总长、杉山元教育总监。这三人政治色彩淡薄。这种人事安排明显反映了中坚幕僚层的意向。另外，二二六事件以后，陆军的政治发言权迅速扩大。

在这样的陆军政治状况下，陆军省的军事课高级课员武藤章、参谋本部的作战课课长石原莞尔开始拥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二人都是永田铁山担任军务局局长时分别安排到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但石原到任是在永田被暗杀的当日)。

武藤章是永田嫡系的统制派核心成员，二二六事件后，推动有末精三等军事课员迫使荒木、真崎、林铣、阿部等老军事参议官辞职，并达到了目的。另外，他还与石原莞尔一起参与了把寺内寿一推为陆相的活动。广田弘毅内阁成立时，他与陆相候选人寺内寿一一起介入了组阁工作，在陆军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矶谷廉介、军事课课长町尻量基都是非皇道派一夕会成员，赞同武藤章等人的行动。此外，永田铁山的心腹东条英机此时赴满洲就任关东宪兵队司令官。

虽然石原不是统制派成员，但他是非皇道派一夕会成员，在陆军内部作为主导满洲事变的人物而拥有很高声望，并且，在作战课课长这一陆军军令机构的核心职位上，事实上领导着参谋本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参谋次长是西尾寿造，作战部部长是桑木崇明，这二人都没有政治色彩，石原莞尔的发言权尤为突出。

在以武藤、石原等人为核心的陆军压力下，1936年5月，广田弘毅内阁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1913年，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废除了军部大臣现役规定，任职资格扩大到了预备役和后备役。这一次又重新限定为现役武官，这是武藤章为首的陆军省军事课起草的方案。不久以后，在后宇垣一成拜辞敕命即宇垣内阁流产时，体现了这件事的影响。

6月，武藤章因负责一系列政治活动，调出陆军中央，赴满洲担任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便在陆军中央发挥主导作用。

石原推动西尾参谋次长等陆军高层，改组了参谋本部的编制。首先，于同年6月在作战部内新设了战争指导课，专门负责制定国防战略和战争指导计划及做出形势判断。他把这个课确定为参谋本部业务的核心，并亲自担任首任课长。此外，以往形势判断是情报部的重要任务之一，但他把这项任务转移到了战争指导课。

另外，他把当时属于总务部的编制动员课合并到了作战课，从而以战争指导课和作战课为核心，构成了作战部。通过这些改组，形成了参谋本部主要权限集中在作战部的一个系统。

翌年即1937年1月，石原任代理作战部部长（作战部部长空缺)；3月，正式就任作战部部长。

4、石原莞尔的“战争构想”

这期间，就任作战课课长不久的石原便得知日本的驻满兵力只有苏联远东军的大约30%，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且坦克和航空兵力也只有苏联远东军的大约1/5，感到非常吃惊。他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石原认为，由于苏联远东军迅速增强军备，“满洲国的国防正濒于危殆”。

1935年，苏联在远东的兵力为14个师，飞机950架，坦克850辆。日军为5个师团，飞机220架，坦克150辆。石原在该年底决定，作为国策的重点，为了让苏联“放弃在远东的攻势”，有必要在中国大陆部署至少相当于苏联远东军80%左右的兵力。这是因为，他认为日本的对苏战备需要足以“在开战初期能够给予有力的一击”。

1936年6月，石原为首的战争指导课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并获得了参谋总长的批准。此时，石原已经由作战课课长变为战争指导课课长。

这份大纲首先强调，要全力以赴让苏联放弃“在远东的攻势政策”。为此，需要扩充航空兵力等，同时以“日满和华北为范围”，准备对苏联的持久战。虽然日本最希望不通过战争就能达到这个目的（苏联放弃在远东的攻势)，但是，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日本必须打败苏联。另外，为了打败苏联，日本必须与美英保持友好关系。

因此，“对华活动”要限制在能够与美英保持友好关系的范围。《大纲》在阐述了这些内容后，进一步做了如下展望：

如果让苏联放弃攻势或者让苏联屈服，接着就应夺取英国在“东亚”（包括亚洲东部、东南亚）的根据地，赶走英国的势力。由此，让亚洲东部、东南亚的被压迫民族获得独立，进而侵占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从而排除白人对“东亚”的“压迫”，确立日本“东亚保护者、领导者的地位”。然后，进一步领导这些“东亚各国”，准备与美国进行“大决战”，即世界的最终战争。

可以说，这里表明了石原宏伟的战争计划。石原早已在设想日本与美国之间最终的世界战争，主张为此而形成以“日满中”为核心的东亚联盟，从亚洲赶走白人势力。因此，这种东亚联盟的主张并不局限于日本、中国，而且还设想扩大到东南亚，以确保石油、橡胶以及其他资源。虽然《大纲》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海军的意见，但这种构想也是石原自己的想法。

然而，这个《大纲》由于主张优先实行对苏战备，因此没有得到海军的同意。这是因为后者更加重视南进的战备。在此前后，海军废弃了《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军备不再受到条约限制，正在准备与美国进行造舰竞争。所以，他们必须优先获得建造军舰的预算。

最终，陆海军共同制定了《国策大纲》，确定了同时增强陆海军军备的方针。同年8月7日，依据这个《大纲》，在广田弘毅内阁的五相会议（首、陆、海、外、藏五相)上，决定了南北并进的《国策基准》。

1936年6月，采纳陆海军的主张，对《帝国国防方针》《用兵纲领》进行了第三次修订。在这里，主要的假想敌国并记为美国和苏联，在其之后新加了中国和英国。另外，战时所需陆军兵力为50个师团、航空142个中队；海军兵力为军舰12艘，航空母舰12艘；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第二次修订的时候，主要的假想敌国为美国，其次是苏联。另外，战时所需陆军兵力为40个师团、飞行中队若干，海军兵力为军舰9艘、航空母舰3艘，等等。因而，在第三次修订中，陆军方面增加了10个师团，大规模扩大了航空战力；海军方面则企图大幅度强化航空母舰由于优先对苏战备的主张没有能够成为国策，因此，以石原为首的参谋本部开始在陆军中独自按照《国防国策大纲》的路线推进国防政策。

5、石原莞尔制定的战争准备方案

1936年7月，以石原为首的战争指导课制定了《战争计划准备方针》。

在该方针中，计划在五年后的1941年之前完成对苏战争的准备工作，它的核心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扩充军备，尤其实现空军飞跃发展和增强驻满兵力；第二，以“日、满、华北（河北省北部和察哈尔省东南部)”为范围，大力发展持久战所需要的产业，尤其是迅速开发“伪满洲国”，确立能够在中国大陆生产大量军需品的生产体系。这个方针提出在今后五年内完成对苏战备，同时实现生产力的飞跃扩充，以备持久战同年初秋，石原莞尔作为战争指导课课长，与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町尻量基、军务课课长石本寅三通过协商，决定了增强对苏战备、飞跃扩充生产力等内容。

在此之前的8月，陆军省也进行了机构改组，设立了主管全面政治对策的军务局军务课。这是为了强化在政策方面辅佐陆相的体制。

这样，石原莞尔、町尻量基、石本寅三这三位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负责业务的核心人物开始推进石原的构想。值得一提的是，石原莞尔与町尻量基都是一夕会成员，而且是陆军士官学校同期同学，后者一直从陆军省方面支持石原莞尔的工作。

这一时期陆军省的基本阵容是：

寺内寿一陆相、梅津美治郎陆军次官、矶谷廉介军务局局长、町尻量基军事课课长。

由于寺内政治色彩淡薄，而且完全没有军政经验，因此军政上的决策几乎全权委托梅津美治郎等人。梅津美治郎是业务型军事官僚中实权最大的人物，但他没有特定的政治性，因而在这个时候能够容忍石原莞尔等人的行动。另外，矶谷廉介与石原莞尔、町尻量基同样属于一夕会，赞同石原莞尔等人的行动。此外，这个时候，作战课课长是一夕会会员富永恭次，他也是永田嫡系的统制派成员。

同年11月，陆军省制定了《军备扩充计划大纲》，计划到1942年之前配备41个师团和142个飞行中队，在满洲和朝鲜部署13个师团。大纲决定了军备扩张方针，以扩充对苏战备。

为此，广田弘毅内阁在1937年度预算案中批准了陆军7.28亿日元、海军6.82亿日元的预算，比上一年度总共增加了3.5亿日元，实施大规模扩军。进而，作为扩军计划的后续费用，给陆军列入了13.9亿日元的预算。整个预算方案金额为30.39亿日元。年度支出的46.4%为军费，比上一年度膨胀了7.27亿日元。

由于发生了二二六事件，内阁对陆军的财政控制已经几乎形同虚设。

另外，1936年8月，石原莞尔让早先设立的“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提交了作为研究成果的《日满产业五年计划》。

“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是以满铁调查部的宫崎正义作为参谋本部顾问，让其设立的一个机构。

石原莞尔等人的《日满产业五年计划》于1937年5月作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移交给陆军省实施。

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国家主导下，用五年时间把基础产业提高到目前的2~3倍，飞机生产提高到10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