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朝鲜战争中的韩国军队是由美国顾问从零开始、从无到有一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在这个韩国军队的初创过程中，起到核心指导作用的，不是什么中将、上校，而居然是一个在美国和中国都名不经传的、年仅30岁左右的陆军上尉豪斯曼，这个豪斯曼究竟是何许人物，居然能以区区上尉之地位干出如此大事？笔者这里就有必要要讲一讲豪斯曼在韩国的事迹。
詹姆斯·哈里·豪斯曼上尉
詹姆斯·哈里·豪斯曼（James Harry Hausman），原名小约翰·奥托·豪斯曼（John Otto Hausman Jr.)，1918年2月28日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伦纳米德，其父名唤约翰·奥托·豪斯曼 (John Otto Hausman)，是一名建筑承包商，有德国血统，其母则是一位苏格兰人。高中毕业后，才16岁的豪斯曼就决定投身军旅，然而由于他年纪太小，所以最终参军时顶替了他哥哥詹姆斯的名字。据豪斯曼回忆说，自己决定入伍的原因是因为比他大六岁的哥哥结婚了，家里的大房子里经常只剩他一个人，这让他感到非常的孤独。
参军后，豪斯曼先是被分配到驻缅因州麦金利港的美军第5步兵团，二战爆发后又转移到巴拿马驻扎了一段时间，并于1941年1月24日晋升为陆军少尉，这期间还有了自己的儿子。因为已婚已育，不久上级安排豪斯曼去爱荷华州参与组建美军女子陆军辅助部队，豪斯曼虽然不喜欢这个职位，但考虑到薪水挺高也就服从了。在担任辅助部队长官六个月后，豪斯曼连升两级成为陆军上尉，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部队的组建过程中掌握了日后至为重要的军事管理经验。
二战后期，豪斯曼被调到美军第75步兵师，先是驻扎在密苏里州伦纳德伍德港，后又奉命前往欧洲将在突出部战役中受伤的官兵护送转运回英国，战争末期他还曾短暂担任过第289步兵团1营的情报参谋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豪斯曼又被调回美国本土，并进入宾夕法尼亚军事学校深造。1946年7月，受训完毕的豪斯曼被派遣至远东司令部服役，当时与他一起去的战友都想被留在日本东京好享受当地的花花世界，只有豪斯曼申请前往韩国军管区，这倒不是因为他对韩国人有什么好感，纯粹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么做才像个堂堂正正的美国军人。
抵达韩国后，豪斯曼见到了正在当地的威廉·莱希（William Leahy）五星上将，并声称他不太喜欢军事占领区的管理工作，莱希上将于是安慰他说：“好吧，那你这个新人可以到普莱斯上校那里报道，他正在着手组建韩国人自己的安全部队，当然考虑到政治因素，我们还不能称呼他们为安全部队。”当时，由于美苏双方都不允许对方的占领区内出现由本地人组成的军队，所以南北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把初创之中的军队诡称为是警察的支援部队——国防警备队。
韩国人整理汇编的豪斯曼回忆录（中）
到普莱斯上校那里汇报后，豪斯曼被分配到驻江原道春川前线的国防警备队第8联队，在那里他指导了该联队一个月的扩编和训练工作，事后豪斯曼回忆道：“根据我12年的军事经验，那里没有什么是正常的。”豪斯曼的判断确实没错，当时南劳党军事部部长李在福正潜伏在第8联队里招兵买马，组建地下网络。不久，普莱斯上校觉得这个才28岁的美国小老弟干得确实不错，便慧眼识珠将豪斯曼调到汉城，担任自己的参谋长。
由于普莱斯上校经常要处理一些军队事务以外的政务，所以才只是个陆军上尉的豪斯曼，便经常以国防警备队代司令官的身份，行使事实上的司令官职权。这个高效而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很多事情，比如他曾深度参与了韩国《军事训练法》、《军事管制法》和《军事刑事法》的编纂过程，其措施包括让金完龙和李俊亨翻译美国的同等相关法案，以及通过与与英语对比，创造出为警备队所使用的现代新军事术语。
豪斯曼刚到国防警备队任职时发现，警备队与警察的冲突非常频繁，且有被左翼分子从基层逐渐渗透的危险，所以在警备队成立之初，豪斯曼便遵循严格务实的录取标准，优先考虑那些拥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人充当军官。那么在当时的韩国，哪一类人群的战斗经验最为丰富呢？当然是上过日本人的军校、曾在旧日军和伪满军服役的亲日派基层军官们，于是，在豪斯曼的提携和赏识下，李亨根、蔡秉德、丁一权、白善烨等亲日派军人纷纷得到了提拔。
相比之下，豪斯曼对于出身于韩国光复军的人却相当不屑一顾，他甚至曾公开嘲讽说，韩国光复军只不过是“蒋介石用过的一台旧机器……有很多让人抱怨的地方”。豪斯曼不喜欢韩国光复军的一个深层原因是，由于参加过抗日活动，所以韩国光复军往往并不敌视那些左翼分子，反而对亲日派军人们充满了不满和鄙视。这一观点正与成为韩国总统的李承晚不谋而合，后者曾一直声称金九的极右翼阵营正与军队内部的韩国光复军势力相互勾结，并试图发动叛乱，所以光复军势力最终也被清洗出军队。
蔡秉德讲话时在一旁监督的豪斯曼（右一）
当其他美军官兵还在担心何时才能回国时，豪斯曼却在不断尝试学习和理解韩国文化，甚至还学会了韩语，再加上在国防警备队组建之初，他曾在全国各地奔走，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支军队内部的矛盾和弱点，从而成为一名最了解韩国军事状况的美国“韩国通” ，之后来到韩国的美国将校们也因此更依赖豪斯曼的情报和建议，好评估他们所制定的政策是否适合韩国的局势、是否能得到韩国军政人士的认可。而对于韩国军官们来说，如果能得到豪斯曼的青睐，那等于更是掌握了一条晋升和获取荣誉的捷径。
比如李承晚曾计划将韩军首任参谋总长蔡秉德解职，由自己所青睐的金锡源接任，因为当国防部长李范奭试图从蒋介石那里进口一批武器时，遭到了蔡秉德的反对，大家之间弄得很不愉快。但豪斯曼却并不同意这么做，在他看来，生性残暴的金锡源根本不像个军人，当李承晚坚决要求替换时，豪斯曼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总统先生，如果您真的要将蔡秉德从参谋总长职位上撸下并换上金锡源，我将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
后来，在朝鲜战争初期，蔡秉德因为指挥失误而导致韩军损失惨重，李承晚终于找到了替换蔡秉德的理由，但也只能礼貌地询问豪斯曼该换谁。豪斯曼则趁机“推荐”了他所器重的青年将领丁一权，就这样，他等于是掌握了韩军高层人事事务的任免权。因此在回忆录中，豪斯曼也忍不住得意洋洋地宣称：“当时，所有指挥官的解雇和任命都由我决定，我是指挥官和美国总统之间的联络人，也是两者之间的唯一沟通渠道。我可以直接与任何人交谈，如果我想，我可以直接与国防部长交谈……如果我不知道某件事，那某件事就是不存在的。”
当然，人无完人，从事实上来说，豪斯曼也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家伙，他也一度差点中了南劳党间谍的诡计。比如曾极度受他青睐的陆军士官学校二期生金钟硕，因为能力极强而让豪斯曼对其印象深刻，并称赞他是未来韩国军队的支柱，据说甚至连蔡秉德之后的参谋总长职务都是准备留给金钟硕的。可惜金钟硕的身份最终暴露，此时的豪斯曼则展现了他作为职业军人的极为冷酷的一面——他亲自前往刑场观看了这位好友被执行死刑的全过程，并将其用16毫米电影摄像机拍摄下来，再将其作为“处决韩国左翼分子的视听教科书”来播放给他的其他韩国朋友们观看。
豪斯曼（右）在金钟硕被处决前前往探望
1949年，驻韩美军大部分撤走后，剩下的500名美军官兵被改组为美国驻韩军事顾问团，豪斯曼原本也在被撤走之列，但由于他精通韩语，和很多韩军指挥官又有引荐和提拔之恩，通过他可以掌控整个韩军军官团的大致情况，所以韩国总统李承晚最终申请把他留了下来。之后李承晚常把豪斯曼请到青瓦台，询问韩军的各种情况，甚至还亲口说道：“如果军队中有任何人不执行你的命令，请告诉我，我将撤换他。”
所以，只是区区顾问团少校（1949年晋升）参谋长的豪斯曼，包办了初创的韩国国防军的全部行动命令，包括各级指挥官的任免，各联队、旅团的部署和编成，以及对中队、大队、联队各级指挥官的职责监督，甚至还包括1948-1949年间对反游击战战果的核实和确认。在行动中即使是遇到比他军衔高的韩军将校，豪斯曼也可以轻松指挥他们，比如在一次反游击战行动中，丁一权想走另一条道路，豪斯曼却一本正经地说道：“丁，你是副参谋总长，我是参谋总长的顾问，所以我命令你往这边走。”
在1948年10月镇压丽水-顺天兵变的行动中，豪斯曼被派往匆忙在光州成立的兵变镇压司令部，担任驻韩美军顾问团司令部特使和陆军司令部顾问，并公然宣称，他将全权负责支持和监督镇压司令部的一切组织和行动。这件事原本该由顾问团团长威廉·罗伯茨准将亲自过问，但因为准将实在太忙了，经常要回美国出差，便再次让只是少校的豪斯曼代行司令官职能，这也使得豪斯曼在韩国反倒可以经常随心所欲地向驻韩美军的各级上校、中校发号施令。
1950年4月，李承晚总统和蔡秉德将军邀请豪斯曼观看了为庆祝李总统75岁生日而进行的阅兵式，当韩军首都师团和骑兵联队的官兵们从检阅台前昂首阔步地走过时，李承晚转身对豪斯曼说：“我敢打赌，你一定为你的部队感到骄傲。”豪斯曼礼貌地回答道：“这支军队是韩国和总统的军队。”李承晚则谦虚地说：“不，这是你的军队。”
1961年，韩国政变后的豪斯曼（右）
正因为对韩国军队的组建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并将这一影响力一直施加到上世纪60年代，所以区区一个陆军上尉的豪斯曼在多年后吹嘘自己为“韩国军队之父”，并以此作为自己回忆录的标题。但在今日初版的韩国高级将领——比如丁一权、白善烨等人——的回忆录中，却又很少提及豪斯曼的存在，是因为豪斯曼做了太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如果全抖出来，等于是在告诉世人，堂堂韩国军队居然被掌控在一个美军小上尉手中，实在是过于丢脸。
研究朝鲜现代史的美国学者卡明斯就曾撰文称，豪斯曼是在韩国待了30年之久的最重要的美国特工，他充当着美国和韩国军方以及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沟通纽带，是“一个狡猾的特工，会把自己的技能隐藏在乡巴佬的言行举止背后”，是韩国版的爱德华·兰斯代尔(1908-1987)。兰斯代尔即菲律宾国防军之父，他在二战后帮助菲律宾军方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情报机构，协助菲军方镇压左翼组织的起义，还充当了时任菲律宾国防部长拉蒙·马格塞塞与美国军方之间的沟通联络官，其在菲律宾的行为简直就是豪斯曼在韩国的所作所为的翻版。
1951年，豪斯曼曾一度离开韩国，被调回美国本土的国防部国防情报局（DIA），担任负责韩国事务的情报局长。随后，李承晚马上向美国人抗议说，如果豪斯曼还在韩国，韩军就需要一位总参谋长顾问，如果豪斯曼不在了，那么这个职位也就不需要了。于是豪斯曼在次年又返回韩国“重掌大权”，不过到1956年3月，由于战争已经结束，他的职务被变更为驻韩美军司令部特别助理。
1960年3月1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前45天，豪斯曼准确判断出韩国军队内部将出现动乱，并向时任韩军参谋总长张都英提出了警告，可惜后者只是给他回复了一句：“别担心，我会照顾好韩国军队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很难让人判断张将军究竟是早就和朴正熙通过气了，还是真的自以为稳如泰山。在军事政变发生后，豪斯曼也与朴正熙见了面，毕竟后者当年能在肃军运动中存活下来，也是靠他点了头。豪斯曼随后飞回美国对政变进行了汇报，并担保曾是南劳党叛徒的朴正熙并不是一位左翼主义者，所以美国方面也干脆顺水推舟改口支持朴正熙上台。
晚年在美国养老的豪斯曼（右）
1968年，豪斯曼以中校军衔退伍，但仍被任命为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部特别助理，继续留在韩国施加其影响力，直到1981年7月1日才正式回国，最终于1996年10月7日逝世，终年78岁。豪斯曼去世时，白善烨、刘载兴、闵基植等约100多位韩军退役和现役将官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虽然豪斯曼没有亲自撰写过回忆录，但1990年10月至1991年6月间，《朝鲜日报》连载刊登了记者郑日华在豪斯曼家中与他的访谈记录，并于1995年豪斯曼去世前夕将其汇编整理为《感动韩国总统的美军上尉：豪斯曼的证词》一书，姑且也算是一本豪斯曼的回忆记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