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主力撤围赣州后，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由红1、5军团组成的东路军挥戈东进，连克龙岩、漳州，将盘踞漳州多年的闽南军阀第49师张贞部歼灭大半，计俘敌副旅长以下2359人，缴获步枪3057支、机关枪19挺、各种炮8门。
林彪和聂荣臻在飞机前合影
当红4军11师33团进占漳州桥南机场时，却发现机场上正停着美制柯塞式O3U型侦察机及英制阿弗罗（Avro）616IVM“飞鸟（Avian）”式通信教练机各一架，其中柯塞式O3U型侦察机因为在龙岩进行空中侦查被击伤而已不能动弹，飞机上还留有没擦干净的血迹。而阿弗罗“飞鸟”式通信教练机则正处于发动机运转状态还没升空，红33团的三名宣传队员吴德华、康发起和李云桂眼疾手快冲上前，使用手枪迫使飞行员将飞机停机。
然而这个不老实的飞行员虽然表面上表示愿意为红军服务，暗地里却利用红军战士不懂飞机工作原理的机会，停机不停电，等漳龙汽车公司的张国材、陈文川被红军请来维修飞机时，才发现飞机蓄电池的电早已被全部放光，但所幸飞机其他部件没什么损伤，后来陈文川又找到中兴机器厂，为飞机订制配齐了缺失的螺丝，并使用汽车发电机将蓄电池重新充满。
红一军团长林彪得知缴获两架飞机后，非常高兴，立即指示对飞机要严加保护，不得损坏。随后林彪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在红4军军长王良、政委罗瑞卿的陪同下，到漳州机场视察了这2架飞机，在阿弗罗“飞鸟”式通信教练机前合影留念，并宣布将其命名为“马克思”号。而红33团的一部分战士们则聚集在被打坏了的柯塞式O3U型侦察机周围也拍了一张合影，现在有些自媒体也会把这张照片错误地注解为是“马克思”号。
被红军指战员们围观的柯塞式型侦察机
据百科“马克思号飞机”词条显示：“红军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乘该机从漳州飞回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汇报战况。”笔者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从哪来的，因为聂帅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自己坐飞机回去这一说法，由中央军委认定的官方版传记、出版于2006年代《聂荣臻传》中也没有这一说法，因此笔者认为这又是简中网无良自媒体编的一个故事，毕竟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不同，不会出现军政委陈昌浩坐着飞机轰炸黄安县城这种非常冒险的举动。
起初，林彪和聂荣臻曾想让那个不老实的被俘飞行员把飞机开回瑞金，后据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的童小鹏在其回忆录《风雨四十年》中提到：“周副主席后来批评他们用俘虏开飞机，如有不测，后果难以想象。林彪、聂荣臻遂向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报告，请他们电告上海临时中央设法请一名飞机驾驶员来漳州。几天后，上海临时中央果真派出一名会驾驶飞机的朝鲜籍同志，将飞机驾回了苏区。”
聂帅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由一位朝鲜同志把它开回瑞金。”那么这位会开飞机的神秘的朝鲜同志究竟是何人？一些自媒体作者认为是时任红军总经理部军械科长的陈德群，也有一些作者认为在苏联学过开飞机的黄埔一期生冯达飞烈士。这里笔者可以很肯定的排除冯达飞，因为此时的冯达飞正代理红八军军长一职，在湘赣苏区指挥反围剿作战，直到1932年8月吃了败仗后才被调回江西苏区，中间不可能有空请他专门跑过来开飞机。
蔡孝乾与其回忆录
事实上，把“马克思”号飞机开回瑞金的，正是陈德群，这一说法来自于在1950年台工委被破获事件中被捕叛变的大叛徒、台工委书记蔡孝乾，蔡孝乾在长征前曾在江西苏区参加过教育、反帝工作，他在被捕叛变后，将这段经历撰写成回忆录《江西苏区》，虽然其中出于反动立场的缘故，对红军和苏区有不少污蔑之处，但也有着包括陈德群的故事这类非常罕见的历史资料信息。
由于撰写回忆录时已是多年以后，所以后来蔡孝乾把陈德群的名字错记为是“陈德勤”，据《江西苏区》记载，1932年6月他被分配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开展工作时，就遇到了这位名叫陈德勤（群）的朝鲜飞行员，旁人向他介绍说：“这是『五卅』那天驾红军飞机在漳州上空盘旋的红色航士——陈德勤（群）同志，他是朝鲜青年……”因为蔡孝乾和陈德群都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外族居民，两人之间很有共同语言，因此两人逐渐熟络起来，并经常保持通讯联络。
蔡孝乾还在回忆录中提到，“马克思”号飞回去时，由于航向发生偏差，最后迫降在会昌寻乌之间的农田里，造成“机身受损、红色航空员受伤”。实际上，他可能是把“马克思”号的两次飞行任务搞混了，据资料记载，“马克思”号一共执行了两次飞行任务，一次是由陈德群驾驶从漳州飞回瑞金，另一次则是在1932年5月1日的时候，由陈德群驾驶飞到漳州上空抛洒了大量传单，以纪念五一劳动节，而不是蔡孝乾回忆中的五卅节（这里很明显他又记错了）。
由于红一方面军只在瑞金叶坪为“马克思”号修建了一个简易机场，所以正如蔡孝乾回忆录描述的那样，陈德群在结束了五一节纪念飞行、飞回瑞金的途中，因航向发生偏差而不得不迫降在会昌和寻乌之间的交界地区，使得飞机受了不小的损伤，再加上飞机迫降的地方正是赤白交界地区，这也使得有的领导怀疑陈德群的迫降不是因为技术问题，而是在政治上出了大问题，认为他是是“政治上动摇，企图投敌”。
“马克思”号双视图
正因为此，在挨了组织的一顿批评后，由于“马克思”号已经无法再使用，陈德群便被安排到红军学校担任教官，并与在红校参观的蔡孝乾再度相逢。之后，蔡孝乾、陈德群又被调到苏区反帝大同盟工作，成为毛主席三弟毛泽潭的同事，当时在反帝大同盟工作的有三种人，一种是蔡孝乾这种刚进入苏区的知识分子，一种是毛泽潭、陈德群这种被上级认为犯过错误的干部，还有一种是从基层提拔上来的青年干部。
据蔡孝乾回忆，虽然反帝大同盟内的同事们都对陈德群被扣上“犯错误”的帽子深感同情，但由于这一结论是红军学校政治部做的并已通过上级的批准，故想要为他“翻案”还是比较困难的。在反帝大同盟的组织生活会上，虽然同事们纷纷对陈德群发表了同情意见，但也不得不依照上级结论对他进行了一定批评。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向西突围撤离江西苏区后，陈德群因为犯过错误而被留在江西苏区打游击，蔡孝乾则被红军带走并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最终抵达陕北。之后由于两人已经实质上失去了联络，因此蔡孝乾只能在回忆录中表示他已不知道陈德群最后去了哪里。
关于陈德勤的日文词条
幸好Wikiwand百科词条“陈德勤”为我们补充了更多的信息，相关描述称，陈德勤（群）原名李汉贞（리한설），1902年出生于咸镜北道钟城郡，曾在日本殖民当局开办的朝鲜飞行学校学习，还没毕业就逃亡到中国上海参加独立运动，后加入中共上海韩人支部、上海韩人反帝同盟，并经组组派遣前往江西苏区。
1935年春，在江西苏区九路突围中，留守苏区的陈德勤（群）与另一名朝鲜同志崔音波成功突出重围，并辗转抵达上海。不久，两人即在法租界寻找组织关系时被租界巡捕逮捕，随后被移交给日本殖民当局，并在新义州被判服刑三年。至于出狱后的陈德群的生活如何，则目前尚未看到有其他资料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