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谷山下
黄启国
我的老家在四川东部的邻水县,境内华蓥山、铜锣山、明月山由西向东呈南北走向平行展布,大洪河、御临河蜿蜒其间,形成“三山夹两槽”的独特地貌,是一方美丽富饶的土地。
华蓥山(图源:邻水发布)
宝谷山,这个名字充满神奇、美好和哲理。我不知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有多少小地名叫宝谷山的。在邻水东槽的复盛镇,也有一个不大的山头叫“宝谷山”。20世纪50年代初,我就出生在宝谷山下的光明村。小时候,大人们津津乐道宝谷山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宝谷山上有一座庙,一度香火很旺,后来慢慢破败,只剩下两师徒在此修行。一日,老和尚要出外云游,小和尚送行时珠泪如雨,担忧日后生活会成问题。老和尚顺手一指,一道石缝就淌出一颗一颗的谷子来。老和尚指着这道石缝,嘱咐小和尚日后生活接谷度日,但万万不可滋生贪心。老和尚走后,小和尚每日接谷,每次总是淌至足够小和尚吃时,谷粒就一下止住。若来了僧俗客人,石缝又多淌出一些,仍是足够小和尚和客人吃了就停。时间长了,小和尚渐渐起了贪心,打起了囤谷发横财的主意。于是,他用錾子凿起石缝来,满以为里面必有一个装满稻谷的大仓库,缝大流谷就多。岂知凿开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小和尚的两锤反而打瞎了自己眼睛,一錾子凿穿了自己肚子,惨号一声死去。现在,附近一带的人们还将这件事作为讽鉴,流传着“宝谷山的和尚——心大”的歇后语。
我的童年少年就在宝谷山下度过,在近18个春夏秋冬的艰苦生活和读书的点点滴滴,至今历历在目。或许怀旧是年老后的特性,就这样我无事找事地把那些“陈谷子烂芝麻”记了下来。
一支钢笔挂帽
20世纪50—60年代初期,小学生读书,大多数都是使用的铅笔。一来铅笔便宜,可能一分钱可以买几支。二来清洁,不至于像毛笔、钢笔那样容易将墨水、墨汁弄到手上、衣服上到处都是。三是易改错。如果错了,用橡皮擦擦了重写,很方便的。但是,也有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学生使用钢笔的。在那个年代,钢笔算是洋货了。钢笔写出来的字,很亮堂、好看,不像铅笔写出来的字“模楚楚”(模模糊糊)的。所以凡是有钢笔的学生,就有一种自豪感、优越感。我家经济条件算差的,自然买不起钢笔。于是,看到有使用钢笔的同学就羡慕不已,以至于做梦都想有一支钢笔。
说来很巧,在我日夜想有钢笔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捡到了一支钢笔的挂帽。虽然没有钢笔的“内核”,不是真正的钢笔,我还是把它挂胸前,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自挂上钢笔帽后,就感觉走路腰板都挺得直一些。开始一两天,没人注意到,我还感觉失落。过了两天,有要好的同学知道了,也很兴奋,都爱不释手,把玩一阵才甘心。有一个同学还借去挂了一天。
但是,假的毕竟不是真骄傲的资本,挂上它还是有一些“心虚”。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一群小孩嘻嘻哈哈走在路上,一个与我不怎么要好的孩子知道我的钢笔只是一个帽子,下面没有笔杆和笔芯。他走到我跟前,故意把我挂在胸前衣服上的钢笔帽取下来,当着一群同学的面揭穿了我的秘密。我当时感觉受到了很大的侮辱,很没有面子,于是就和那个同学厮打起来。然后,有帮助我的,也有帮助他的,还有劝架的,一群孩子乱成一团。
从生产大队小学(村小)回家路程也不远,一路上,都有生产劳动的社员,听到小孩打闹,也就赶过来制止。我的父亲和那个小孩的父亲也赶来了,双方各自把自己的小孩拉回家。
回家后,父亲狠狠地刮(批评)了我一扽。指出我不该把钢笔帽当真钢笔挂在衣服上,家里穷就穷,没有就没有,冒充不对。还有就是不能与同学打架。
待到好几年以后,大约是读初中了,我终于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钢笔。我是何等的兴奋,每次写了后都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小心翼翼地装进书包里。
童年中最好的一顿美餐
民以食为天,吃饭在人生中既是普通事,又是大事。一日三餐,人的一生要吃很多很多顿饭,但可称为“美餐”的,又各不相同。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富裕人家可谓顿顿美餐。然而对于食物匮乏的年代,能吃饱一顿货真价实的米饭,就应该算是美餐了,而且那种幸福感是永生难忘的。
在我的一生中,印象最深,认为最美的美餐,既不是过年过节吃的丰盛的大餐,也不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后偶尔有钱朋友请客吃的山珍海味,而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顿特殊“饱饭”。
大约是1962年,我读小学3年级左右某一天中午回家,好像是在学校轮到打扫卫生,回家晚了一些,大人们都吃过午饭了。到家里我已经很饿了。母亲在家里等我吃饭。按照平时,我们家吃的饭,基本是白米饭通过甄子蒸好后,舀一部分出来,放在铁锅里,和上许多的蔬菜、红薯等杂粮,里面很少一点米饭粒。对于这样的饭,小孩是很不情愿吃的。但是没有办法,还是得吃,而且能吃饱就不错了。那时如果看到别的家吃白米饭,就羡慕得嘴馋。但是,那天很奇怪,母亲叫我吃饭时,说饭在甄子里,没有菜了,只有萝卜干咸菜,你自己舀着吃吧。我拿着碗到蒸子边舀饭,一看,蒸子里面有很多白米饭。我急急忙忙地舀了一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感觉好香。妈妈在旁边看着说,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今天你随便吃饱。于是我的速度减下来,但是却并不客气。那一顿,我记不得吃了几大碗,反正是撑得再也吃不下了才放的手。其实萝卜干咸菜只吃了一点点。这真是太美太美的美餐了。母亲一边看着我吃饭,一边宰猪草,看我吃胀了不再吃了,过来收拾碗筷。我看到她满心高兴,流露出一种作为母亲的自豪,她终于让自己的孩子吃了一顿白生生的大米饭饱饭。
在那个食物紧缺的年代,粮食特别是被称作细粮的稻米、小麦面更是金贵,一般穷人家根本没有条件吃白米饭和面条、馒头之类。加上粗粮、蔬菜能吃饱,就是非常好的了。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少地方都饿死了人。我家处在邻水县东槽被称为鱼米之乡的复盛公社,土地肥沃,人民勤劳,人均土地面积比例也偏高,粮食产量比好多土地贫瘠和人均土地少的地方要好。我们生产队饿死人的情况基本没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过得非常艰难,经常是端着碗就发愁,面对的都是难以咽下去的青菜萝卜汤水(不少地方是吃树皮、草根,甚至泥土),里面的粮食面粉像撒盐巴一样把汤都混不浑。我们小孩子挑嘴,往往喜欢多喝汤少吃菜。可是那汤喝了,一会儿就饿了,总是吃了上顿想着下顿。在记忆中,那个年代我还真没有完完全全、敞开肚子吃过一顿纯粹的白米饭。
后来我常常想,母亲为什么要让我放肆地吃这一顿纯白米饭,一方面是母亲对儿子的爱,同时也还是因为情况有了好转。这个时候,大约是进入1962年下半年了,三年自然灾害基本过去,我们那里农村悄悄地实行了包产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的粮食比往年多了一些,特别是农民对未来抱了希望。
我印象最深的美餐,竟然只是一顿光白米饭,现在写出来,很多人会质疑:难道你家就没有吃过肉吗,过年要杀年猪,要吃丰盛的团年饭的,肯定比一顿白米饭要好。我也承认,我小时候不可能没有吃过肉,吃肉的香美肯定超过只吃白米饭。但是,我小时候对于比这顿纯白米饭更美的美餐,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我想,这有2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小时候我们家里的确很困难,吃肉非常少,即使很久吃一次,肉的数量非常有限,不可能让小孩子尽情地吃饱吃畅快,所以印象不深。那个年代,我们家因为人口多(父母加我们4个兄妹,小妹妹是1964年出生,后来我们是5兄妹),母亲常年生病,养猪养到能卖两个现钱时就卖了,根本等不到过年杀了自己吃,所以杀年猪的年份很少。至于自己拿钱买肉吃,是基本没有的情况。第二种解释,人在特别需要的时候得到东西最记得,那也许是一个“雪中送炭”胜过一百个“锦上添花”。过去读过一则短文,说某皇上在落难时吃了山民给的野菜馍馍,解了饿,救了命,印象非常深,回到宫中后,要厨师做相同的馍馍给他吃,可怎么也没有那个好吃的感觉。或许就是这情理吧。
红苕的面子
红苕,是我们老家一带对红薯的普遍叫法。按照有关资料介绍,红薯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有“长寿食品”之誉,有抗癌、保护心脏、预防肺气肿、糖尿病、减肥等功效。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有“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并说海中之人食之长寿。中医视红薯为良药。
红薯(蓬州闲士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虽然红苕的优点很多,但作为食物,它却是再普通不过了。如果按照营养价值高低、生产获得难易、多寡珍贵程度看,它都只能算是“等而下之”一类。现在的人们,对它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一部分人把它作为辅助食物,用来调节和补充身体的某些成分;还有一部分中老年人很讨厌红薯,说小时候吃腻了,现在看到就发呕,根本不再吃。不过,对于像我这样经历过生活困难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对红薯却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和难忘的情结。
红薯曾经让我很烦。小时候,自我能够独立吃饭开始,红薯几乎都是我摆不脱的主要食物。家里细粮不够,红苕、蔬菜往往成为主要食物。经常吃,在正餐期间天天吃它,吃得伤胃,吃得想呕吐,真的很烦。
红薯又让我很亲切、很骄傲。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1961年,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很长时间都是吃的蔬菜、草根之类,没有吃有粮食的饭了,就连一度感到厌烦的红苕都没有吃过。忽然有一天,我们家里来了几个客人,我的爸爸妈妈忙里忙外准备做饭招待他们。客人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显然不是亲戚什么的,但为什么爸爸妈妈特别热情、重视?过了一会儿,从爸爸妈妈与他们的交谈中,我知道了是媒婆带着年轻姑娘来给我哥哥提亲的。我的哥哥比我大5岁,那时已经十四五岁了。在农村,普通人家无论日子怎样艰难,到了年龄,谈婚论嫁还是得照样进行。我看来了客人,觉得肯定有一顿比平时好的饭可吃,于是就在旁边看热闹等着。我看见,父亲拿来平时很少使用的梯子,从只有半边楼板,平时堆放柴草的楼上取下一个瓦缸,然后从里面取出来10多个红苕,又从上了锁的柜子里拿了一个不大的口袋,舀了2碗米出来。在父亲取出这些东西时,媒婆讲话很得意,夸赞我们家条件不错,公婆如何会理家,姑娘如果嫁到这样的人家,一定过上好日子。我的父母亲也自然露出自豪的表情。当我看见那几个红苕的时候,一扫平日对红苕厌烦的伤情,觉得它们是那么可爱,胖乎乎的,母亲洗它们时,还活蹦乱跳的。我们家这个时候还能藏有这等宝贝,心里的确为哥哥感到高兴,认为那个姑娘没有理由拒绝我们家。那天中午,我们的确吃了一顿红苕蒸饭,久违的一顿美餐。那几个红苕,还真给我们家撑足了面子,光彩得很。
好长一段时间,我总在想,这门亲事肯定是说了很久的,这点大米和红苕完全是父母特意藏在那里,为这一天用的。父母为了操持一家人的生活和儿女的终身大事,可真是操碎了心啊!(当然,那个姑娘最终没能成为我的嫂子,是因为我哥哥后来没有同意,这是后话)。
人生中最初的两笔“创收”
一个人的一生,会有若干靠自己的能力获得的单笔性收入,我姑且把它称为“创收。”而最初的“创收”,往往会留下难忘的记忆。
20世纪50年代,我出生在农村,家里特穷,什么压岁钱、零花钱,通通地没有。读小学后,有用钱的概念了,看到有的同学买这买那,总想有一点自己的零花钱买喜爱的学习用品或供玩耍的如小皮球之类。父母能让一家几口勉强度日就很不错了,我自然无法开口向他们要钱,即使要也没有。于是就寻思在哪里可以挣一点小钱。
大约已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我十一二岁了,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个靠养马拉煤卖的单身男人,他喂马的草都是拿钱从周围农民中收购的。有比我大一点的男孩给我说,他在那个喂马拉煤的男人那里卖草挣了一些零用钱。于是,我向爸爸妈妈请求在做完作业后去割草卖。爸妈同意了。
一连几天下午放学后,我都背上背篼去田边荒坡割草。由于人小力气弱,一次也割不了多少。积累了几天,有了几背篼,就很兴奋地背到那个喂马人那里卖钱。称称算账后,我得了5分钱。这便是我人生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挣的收入(创收)。我很有“成就感”,回家给爸妈“表功”后,受到大大的称赞。但那笔钱后来怎样用的,自己记不清了,或许是“上缴财政”给“贫困家庭”“统筹”了(5分钱在当时是足可以买一些盐巴的)。反正我的学习用具没有增加或更换,日夜梦想的小皮球也没有买。自然,“割草卖钱产业”就没有继续了。
我的第二笔创收,是上初中第一学期的事。我是1965年秋天考上邻水县复盛中学的(那时以毕业为级,称为初68级)。那时三年自然灾害过了好几年,社会生活比较好,物价也很便宜。记得每个学生每学期在学校的生活费是2元钱,粮食由学生交稻谷等实物。学生的学杂费也很少。个人的零用钱也就因人而异了。我的家庭状况,父母给的零用钱极少,在同学中属于寒酸的一类。有一天,我看到学校里有收废品的小贩收废纸等(当然主要是老师们的废旧书报)。我去看了一下,也有学生卖废旧的作业本和纸张的。我脑筋一动,觉得有一个门路可以为自己找一点零用钱。那以后,我每天都很留意把人家不要的废旧纸张捡起来,积累起来。下课放学时,我故意最后一个离开,看教室地上有没有同学丢弃的废纸,然后像小偷一样慌慌张张急急忙忙捡起,放入自己的小课桌里。然后又找机会带回房间,放在床垫下。特别是轮到我扫地的那一天,就有可能是比较“丰收”的日子。这样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积累了一个多月,觉得可以出手了。待我到“收荒匠”那里出售时,“收益”令我“大失所望”。收荒匠说,本来你的废纸只值一分钱的,看你小孩“造孽”(太苦),给你两分。我先是感激,觉得这个收荒匠心真好。继而又有些不服气,心想,值一分两分三分,还不是由你说,说不定还不止2分呢。但我不能与他再说什么,拿着两分钱悻悻走了。
我人生最初的两次“创收”,第一次给我留下的是“成就感”,而第二次留下的则是“伤心感”:费那么多时间精力,还是悄悄咪咪的,才得那么点小钱,又觉得很伤“自尊心”,真是不值得。不过,它在我的人生中却是一笔非常丰富的“精神创收”。后来直到现在,我常想:穷则思变,是人的本能,也是一种进取精神,为了改变贫穷的现状,寻找一点可能的出路,值得肯定。但是,穷不择路,寻求的找钱方法、事项不当,是不会有好效果的。更重要的是要立足长远,以知识为力量来改变现状,才是正途(当学生最重要的是读好书)。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自然是封建帝王笼络古代知识分子的诱饵,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产生金钱,无疑是真理。马克思对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划分道理也正在于此。还有,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得对挣钱(创收)的项目进行优选,讲究“投入产出”。
龙门桥下的有惊无险
人生是要经历许多惊奇危险的,特别是有成就的传奇性人物,所以古语有“化险为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等等说法。但是,有些惊奇危险,并不是来自特殊的困难和必须的历练,就谈不上怎么的刚毅、伟大和给人启迪。
在我的一生中,有过几次危险,就属于平淡和偶然,我度过这几次危险也没有什么惊险和惊喜。当然,发生危险,又度过危险,与条件和环境是有关的,也毕竟是幸事。
我经历的第一次危险是读初中时。我于1965年考入邻水县复盛中学读初中。邻水县复盛中学,在那个年代的邻水县是很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前,整个邻水县只有7所中学,县城的邻水中学是最高学府,是一所高完中,其他6所中学只有初中,分别设在几个人口较多的区。邻水县当年的行政区划有10个区、54个公社(乡、镇),实行的是县管区、区管公社(乡、镇)。也就是说,当时有4个区都没有中学。复盛中学的地理位置在邻水县东槽5个区的中间,属于丰禾区的范围,而且还涵盖了没有中学的石永区、袁市区的部分公社。我在1965年考入复盛中学时,当时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大约是1/10。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邻水中学、邻水二中在县城,另外的4所都在区所在地,唯独复盛中学建在丰禾区的复盛乡,并不在区所在地。据说在建复盛中学时,选址是因复盛中学在大洪河左岸上,地势较高,不易受水灾,环境也很优美,而丰禾整个场镇地势都比较低洼。
我们刚读了半个学期的书,“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1966年上半年,学校上课处于时断时续阶段,又没有宣布停课放假。于是,我们一群学生在学校里,闲得无事,就喜欢到学校下面大洪河里游泳。其实,说游泳比较高雅、规范,准确地说我们还算不上游泳,因为只能简单地浮得起,还不能自如地游较长的距离,我们俗称“跘澡”。
那是一个下午,我们几个喜欢打闹的同学去学校旁的大洪河里跘澡。学校旁边的河在邻水县叫东河、东溪,后来因长寿县(今重庆市长寿区)建大洪河电站,改名大洪河。发源于邻水县东北八耳乡上面的明月山,流经复盛乡、丰禾镇、九龙镇,到幺滩乡进入御临河,再进入长寿县境内。学校旁正好有一个水文站,工作人员与我们这些学生关系很好。我们每次去玩耍跘澡,水文站的工作人员都会提供方便,将他们的救生圈借给我们。我们有了救生圈游泳,胆子就大了。
复盛公社场镇就在大洪河东(左)岸,大约一公里左右,连接东西岸有一座桥,是石板桥,历史比较悠久,名字很好听,叫“龙门桥”。桥的上游水流平坦,碧波如镜。可是一过桥,下游就是大约几百米的坡崖,乱石林立,水流湍急,浪花飞溅,涛声轰鸣。到了涨水季节,鱼儿活蹦乱跳直往上游蹿,真是一幅“鱼跃龙门”的壮丽图景。我不知我们的先人给这座桥取名时是否受到了这个启发,是否“触景生情”。不过,桥在我们学校附近,对学子们还是有很好的寓意,只要成绩好,将来考上更高的学校,就能够跳出龙门(“农门”)了。
我们几个同学一边嬉戏,一边游动。我游在最前边。因为精力集中在玩耍上,不知不觉,就临近桥边,水流突然加速,我感觉有些不对劲,后边的同学也大声叫起来:“危险,赶快往桥墩上靠,抓住桥墩”。我猛一回头,桥墩已经就在身边了。慌忙中,竟然还靠在了桥墩上了。后面的同学随之跟上来。待我们惊魂定下来,才顺着桥墩的线路往回游,进入缓缓的河水中,再上岸。
龙门桥是由大约七八个桥墩和上面的石板构成的。虽然现在看起来比较简易,但在那个年代还算远近闻名的建筑工程了。至少他避免了这一段人过河的轮渡之烦。靠桥墩的水要分流通过桥孔往下流,水和任何物品一旦流过桥孔,往下就只有“粉身碎骨”的分了,即使要“收尸”,也要到下游二三公里的平坦处。当时我幸好处在桥墩边上,如果在桥孔中间,水流急,就可能靠不上桥墩被冲下去。我的这次危险就这样化解了,有惊无险!
其实,人的一些意外悲剧就是在大意之中发生的。许多年以来,每年暑假,总有一些学生因去自然的河流游泳而不小心被淹死。这些人中,如果没有出现意外,或许要取得非常的成就,温暖家庭,贡献社会。所以,尽管我现在老了,但每每想到此,就心有余悸,成为我不得不写的内容。
挑 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国家的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在许多农村,农民不仅食品匮乏,而且获得做饭的燃料也极其艰难。我的家乡属于丘陵平坝地带,农民做饭燃料的自然来源主要是农作物秸秆、树丫树枝树叶、草皮草根之类可燃性物质。问题在于人口多,人均土地少,地上长出的燃料远远不够。因此,有一半多的燃料要靠从远处挑(运)煤、挑柴来解决。而用煤还是用柴,又显现出两个不同“层次”。家里能烧煤的,显然要高一个“层次”。因为煤是要钱买的,煤的耐燃性比柴高得多,买和挑一担煤,可以烧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家里有钱,自然会选择买煤挑煤。钱再多一点,买了煤不用自己挑,用马拉车运。挑柴就不一样了,柴是不要钱的,适合缺钱的人家。但柴要到山上去自己打(砍),要走较远的路。特别是每次挑的柴,烧的时间不会很久。因此挑柴用的时间和花费的精力就比挑煤多得多,属于低一个“层次”。
我家在宝谷山下复盛乡光明村一组,属于邻水县东槽中段中间,西边是铜锣山,东边是明月山。宝谷山其实山不大,上面基本变成了种庄稼的坡地、山地,没有柴可砍、可打、可挑。我们那里的村民买煤挑煤,是到八耳公社山下的国营风洞煤厂,离我们生产队10多华里路。挑柴主要是到明月山的几条沟、坡、山头。根据走的不同线路和打柴的质量,路程一般也都在10多华里左右。挑柴需先砍柴,再捆好,然后挑走,要花费大半天时间,一般上午七八点钟出发,下午三四点钟回家。
我的家解决燃料问题基本上是挑柴,很少有买煤的时候。从我十二三岁开始,到十八岁的五六年间,每年都要挑无数次的柴。上学那些年,挑柴基本是寒假期间和星期天。暑假天太热,不适合挑柴。停课务农那几年,农闲时就挑柴。
挑柴对我来说虽然很辛苦,但也常常感到很欣慰很愉快。我在家里是老二,是男丁,应该出力,能为父母分忧出力,也展现自己的能力,自然很欣慰。这是其一。挑柴要约上几个要好的同伴,一起说说笑笑,去回都开开心心。挑柴最重要的是选择线路,往什么地方去,才有好的柴供你砍、割。有树枝,特别有干枯的树木之柴,那就是最好的了。干枯的树木耐烧、火力大,挑起来也不沉。鲜活的树棒、树枝也属上等。如果找不到树木之类的“硬货”,就只能割一些荆棘、杂物之类,看起来堆头大,挑起来轻,但不经烧,不划算。如果那一天挑的柴是“硬货”,就像捡到便宜一样,就会很开心。
挑柴的艰苦程度,在冬季和春季是不一样的。冬季天气寒冷,一早出门,手脚都是冻僵了的,风霜雾也大,需有“顶风冒雪”的勇气。同时,冬天白昼时间短些,有时柴还没有挑回家,天就黑了。最让我们小孩感到难受的是,冬天挑柴不能带什么吃的,整个过程时间长了,到下午就饿得不行。春天就好多了,不仅天气暖和,白天时间长,更主要的是,刚刚过了年,农民家家户户还有一点“年货残余产品”,比如爆米花、炒干胡豆、米花糖等等,可以带着,到返回时饿了“加点能量”。个别条件好的,还有“腊肉”之类的“高档食品”。即使没有“干货”可带,天气暖和了,不怕凉胃,也可以带点炕饼、红苕之类充饥。当然,对于我来说,家里条件不怎么好,挑柴享受有“补充能量”待遇的时间不多。
挑柴的“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在于“砍柴”。那时还没有“封山”一说,只要不是不准砍的“大树”,山崖上的小树,大树上的枝丫,是可以砍的。而如果砍到这样的柴货,那就是上等货了。所以,挑柴人最想要的就是“木柴”而非“草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寻找到这样的好柴,自然不可能在山门边,得深入沟里、山坡、山顶才能砍到。我挑柴的质量是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的。12—14岁时,胆小,是不敢爬到悬崖上去砍的。到了16—18岁,那就“艺高人胆大了”。当然,到悬崖边砍柴,其实是有危险的,不小心摔下去,那就很可能受伤,甚至摔死。在我停课回乡务农后,就听说一位同学因为砍柴被摔死了。我为此难过了很久,以后就再不敢冒险了。
我挑柴的路,除了在山区是山间小路外,一旦进入农区,基本是石板大路。有的地段平直,有的弯拐就很大。其中最让挑柴人头疼的是有一段,被一条流入大洪河(旧称东河,发源于大竹县八渡乡张家寨,流经复盛等11个乡镇,最终在长寿区洪湖镇汇入长江)的小溪在入口处截断。入口处没有桥,过桥需转右大约半华里路,然后再折转到对面继续前行。小溪多数时间水很浅,可以卷起裤子涉水而过。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力气。我们挑柴的人大都这样过河。但久而久之,就给挑柴人带来一个问题,走热的大腿,特别是膝盖,突然受冷水刺激,是容易得关节炎的。我后来有一段关节炎比较严重,也许与这个有关。
我家乡挑柴的队伍,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一道风景线。一到冬春之间农闲时节的下午3—5点钟,很多从山区到平坝的路段,挑柴的队伍连接不断,大有“喜看柴捆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盛况。
也许小时候的记忆是最难忘的,小时候对事物产生的感情一辈子都有牵挂。虽然随着生产力发展,时代进步,农村后来有了沼气,再后来通了电,用柴草煮饭早成历史,我也18岁就离开家乡修铁路、上大学、进城工作了,但说起来我自己也感觉怪怪的,多年以来,直到现在,我对于木棒、树丫之类的东西都有一种“亲近感”。一看到小区里、城市街道搞树木修枝,砍下来一些木棒、枝丫堆在地上,心里就想:这些东西不知现在做了怎么的处理、怎样的利用。要是当年可是烧火煮饭好东西呀,宝贝呀!当然,我也知道这种想法太落后,且不说现在做饭用不了烧柴,更不能允许烧柴污染空气。看到社会的进步,憧憬未来更大的发展,但愿我的儿时回忆、陈旧想法,连同我自己一起早早掉进历史的天坑吧!
一床草席
1970年初春,在毛主席指示国家实施大规模三线建设的大背景下,铁道兵第七师来四川的部分地区招收修建襄渝铁路的民工(后来改称民兵)。邻水县列于其中。我在1969年没有能够当上解放军的情况下,离开农村外出闯荡的心更加迫切了。当民工的条件比较低,招收的人数也比较多,我自然上了名单。
修建襄渝铁路时,国家经济很困难,要求民工自己带一切生活用品,包括席子、被盖、盆子、碗筷等等,这可难倒了我。在我家里,床上用品,包括铺的席子、盖的被子,属于大件物品,根本没有多余的。我是与父亲同睡一张床,下面铺的是谷草,上面一床篾席子春夏秋冬通用。被子也是面子补过多次,里面的棉花已经成坨坨状。当然也没有钱买新的。于是乎,我找到了我们生产队要和我一起去当民工的冯永明,请他带被子,我带席子,算是打伙。他同意了。于是,我买了一床草席,与冯永明同伴参加了修建襄渝铁路的大军。为什么买草席,我是经过“科学”考虑的,一来草席比较便宜,二来草席夏天不是很热,冬天不是很冷,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春节刚过,我们搭上了去达县的货车。襄渝铁路是从湖北襄樊到四川重庆的铁路。我参加的是铁道兵5831部队民兵第5连。5831部队是铁道兵第七师31团的编号。这个团的施工地段在达县(今达州市达川区)境内。修建襄渝铁路,算是军地合建,铁道兵也要直接参加建设,一些技术要求高的工作,主要是部队干。同时,部队要领导很多的民兵连队。5831部队就领导了30多个民兵连队,包括达县的10几个、邻水县的5个、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的10多个等等。我们第5连,主要是邻水县复盛公社和八耳公社、建鹿公社的民工。
当天从复盛公社(现复盛镇)出发,拉我们的是大货车,每个货车装30多个人,是连人带行李混装的,空间有限,人基本上是站着。一路颠簸,尘土飞扬,到了天黑才到达县河市区州河边上的覃家坝。在一处转弯处的山坡上,我们连队驻扎下来。部队先在一片坡地上搭建了牛毛毡棚。连队的食堂、住房都是在牛毛毡里面。因为牛毛毡棚棚不够用,吃饭还是在露天坝。我们睡的都是用木棒、竹竿扎的通铺。就这样,冯永明就与我同床共枕了一段时间。直到几个月后,部队统一给每个民兵发了一床被子、床单、棉袄,我俩就分开了。领到部队发的床上用品,我兴奋了好多天,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份“家产”。
这次参加修建襄渝铁路,成了我“跳出农门”的起点。以后从铁路上去读大学、再参加工作,“宝谷山”也就成了家乡的代名词。在和好朋友吹牛时,我曾夸耀自己是“一床草席闯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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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黄启国(中共四川省委原副秘书长,四川省文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