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艺凡
孙鸿哲(1876~1937) 字揆百，号寒松，是无锡孟里孙氏第十四世裔孙。早期追随孙中山，是中国同盟会的会员，也是北洋政府"新交通系"的重要成员，一位杰出的革命救国教育家。孙鸿哲早年就读于北洋大学，后赴英留学，学成归国后全心投入国内新兴的铁路交通和工程教育事业，1917年出任京奉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兼工厂副总管（总管为英国人）。1924年至1937年间，他三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長，直至1937年10月病逝。孙鸿哲为国家的交通事业和基建工程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无锡各种版本的名人录中，他却似乎被遗忘了。
从北洋大学到英国爱丁堡
孙鸿哲早年就读于北洋大学，选择学习机械科，是因为他目睹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大修铁路、肆意瓜分中国路权，这一状况令国人既愤慨、又无奈，他立志发奋学习应用学科，就是为了学成以后报效国家。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机械系，继续深造。当时国内的有志之士提出中国教育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国人应“师夷之技以制夷”，孙鸿哲的留学目的正基于此。
留学欧洲期间，他潜心学业，同时积极追求思想进步，他与孙中山先生很早结识并成为挚友，孙中山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他是同盟会中最早的成员之一。孙中山成为大人物后，他却始终不愿公开他是老同盟会员，也从不炫耀自己在中华革命中的贡献。后来有人从吴稚晖先生的文章中才得知他就是介绍吴稚晖与孙中山认识的“中间人”，并且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语动员吴稚晖加入了同盟会。孙鸿哲和吴稚晖都酷爱摄影，是最早的摄影爱好者。孙中山、吴稚晖等在英国活动期间的许多照片均出自孙鸿哲之手。今天，这些照片成了见证历史的最好佐证。
孙鸿哲摄孙中山与吴稚晖
学校经历：从北洋铁路官学堂到唐山交通大学
孙鸿哲曾三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的校长。唐山交通大学创建于1896年，初创时称“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英文名:Imperial Chinese Railway Collego，因此直译名称“中华帝国铁道学院”，是中国近代工程教育之起点。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学堂被迫停办。1905年复校，并迁至唐山，更名为“唐山铁路学堂”，1906年改称“唐山路矿学堂”，该校为中国铁路建设培养的最初的一大批人才，因此被誉为“铁路黄埔”。1913年9月，遵照北洋政府教育部和交道部的指示，该校再次更名“唐山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与上海、北京等地的四所专业学校合并为交通大学，奠定“唐山交通大学”之名。（注：历史上的"交通大学"曾有十八次更名）。
唐山交通大学老校门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 教育尤其是高等专业教育，堪称全社会的一种稀缺资源， 工科大学更是刚刚起步。因为，唐山交大入学考试需考数理化知识和外语，不仅教材都是从国外引进，普通人家的孩子也无缘接触这类知识。当时国内大量私塾教育，还停留在“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教育层面，只有教会中学才涉及自然科学与外语。所以，只有极少数家境富裕的子弟，才有机会进入教会所办的新式学校读书，接受新式教育进而考上工科大学。当时社会，虽然科举没落，但受到“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影响，教育界仍充斥着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现象，很少有学生愿意去做课堂知识以外的事情，如实习、实验等需要动手实践。孙鸿哲领导的唐山交大，是最早开启学生实习并修建实验工厂的大学，不仅注重课堂知识传授，还配备了相应的教育实验设备，加强实践环节, 特别是大四学生在全国率先开启毕业设计，全面检验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和综合应用能力，这在全国高等学校中走在前列，确保了毕业学生的教育质量。
放眼当时的国内高等教育，官设大学，不过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等数所，南京高师正在酝酿升办东南大学，其余多为工业、师范、农业、法政、外语等专门学校，经教育部备案的高等教育机构总数仅百余所。在所有这些高等学校中，交通部的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处于第一阵列。1916年4月，教育部举办了对专门学校的成绩展览和学科评比，在参评的74所学校中，唐山工业专业门学校以总分94分的佳绩名列特等第一，授予“优等”奖状；北洋大学以总分90.8，名列特等第三，授“优等”奖状；北京大学以总分87.9，列甲等，授“一等”奖状；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以83.9总分，列甲等，授“一等”奖状；交通传习所以84.5总分，列甲等，授一等奖。比较之下，可见交通部所属唐山工专的办学成绩是相当耀眼，办学基础相当扎实。
在一百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唐山交通大学共培养了64位海内外院士；3位“两弹一星”功勋人物，他们是姚桐斌（无锡人）、吴自良、陈能宽，还有38位国家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著名桥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茅以升、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以及林同炎、杨杏佛、黄万里等人均毕业于唐山交大。
爱国教育家：三次出任交大校长
在唐山交大办学史上，孙鸿哲曾三次担任校長，知道此情况的人并不多。孙校长平时为人处事十分低调，不喜张扬。他第三次担任唐山交大校长时，一次在办公室中偶尔看到某氏所辑录的《近代中国名人录》，翻阅之下，竟然发现自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他不仅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愤怒地说：“是什么人把我的名字列入，和那些不相干的所谓名流并列在一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硝烟四起，战火不断。唐山交大处在抗日的最前线。孙校長坚守民族气节，带领师生临危不惧，坚持办学，深受爱戴。当时，在冀东的土地上，到处都飘着日本国旗和五色旗，只有在唐山交大，孙校长坚持每天在校内升本国国旗。这面旗帜不仅鼓舞了全校师生，同时也鼓舞了广大冀东人民。孙鸿哲校长的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冒着极大危险的，他说：“人家要我们躺下，我们偏要站起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认为，国旗招展之下是为真正的国土。他的这种毫不动摇和无所畏惧的精神，极大激发了同胞们的爱国热情。孙校長还带头公开捐款，资助抗日，当时很多人捐款捐物但都不愿意暴露真名，怕带来危险。但他说: “我没什么可怕的，最大的危险不过勒令这学校关门，我想学校要因为这光明正大的爱国行为而关门，也关得值价了!”
“九.一八”后在校园里升自己的国旗
在他的坚持下，唐山交大的教学没有丝毫松懈，一批批有志青年在这里获得了知识，为国家救亡图存作出了重要贡献。孙鸿哲放言：“中国现在已处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地，我们的教育也只有跟着走，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在这种艰苦危险的环境中，才能培养出耐得风寒的种子。”“我们不在前线挺着，谁应去挺? 我认为只有在唐山这险恶环境里，才可以培养出真正的救国人才。”正是在他的第三次任内，唐山交大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才，仅唐山交大1933届，就诞生了“一班四院士"（张维、严恺、刘恢先、林同骅），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传奇。
孙鸿哲校长（左三）与毕业生的合影
关于这段历史，唐山交大“五老之一”的黄寿恒教授在1946年的《湘潭复校经过纪事》一文记录道：“本院院址唐山，当津榆冲要，以往每受战争影响，然仅课务稍有停顿而已, 尚无其他损失。自“九·一八”暴日内侵，铁蹄西犯，本院之感受威胁，遂日甚一日。民国二十二年春（1933）暂迁上海，假交大沪校房舍上课，结束该学期课程。塘沽协定后，唐山院舍收回，于十二月复课。斯时冀东政情复杂。二十四年秋，环境愈益恶化，赖院长孙鸿哲应付得宜，秉其刚德、贤愚共钦，国旗巍然飘扬于本院中央，供冀东全境国民之瞻仰。而本院乃如一块净土，师生于中闭户读书, 设备建筑仍得与时增加, 新办之矿科亦日臻巩固渐具规模焉。”
因时局动荡，操劳过度，孙鸿哲校长积劳成疾，于1937年初病倒，并住进了北平协和医院。这一年，国内局势更为严重，时局混乱，同年10月23日孙校长在医院病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沉痛地对前去看望他的学校代表说：“我看中日战争是不可免的了，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但是我们的国家准备太差，这也不知道要牺性多少人民生命才能换取胜利。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狭义爱国主义者，我只知道先把中国弄好，才能谈到全世界，我们怎样能减少我国的牺性呢？”他说这些话时，是那样的悲天悯人，心情沉痛到了极点。
抗战中，学校迁到贵州平越继续办学，为纪念孙鸿哲校长的治学功绩，学校将男生宿舍命名为“鸿哲斋”，后来又将唐山校园湖中的小亭命名为“寒松亭”。如今, 老交大遗址上的“鸿哲斋”和“寒松亭”，历经战乱和大地震已经不复存在，只有留下的校友们的文字记录，还能唤起人们对老校长的深深怀念。但“精勤术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的交大校训，却早已根植于一代代交大人心中。作为从无锡孟里走出去的一代精英，孙鸿哲是孟里的光荣，也是无锡的光荣，不应被家乡所遗忘。
作者简介
曹艺凡，笔名艺凡，无锡文史爱好者，文化企业经营者，孟里风物纪念馆筹划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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