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天，我穿着新军装挤在铁皮车厢里晃荡了三天三夜。火车小窗口外掠过的平原越来越荒，最后停在河北南部的小站。新兵连三个月后，我被分到军分区通信班，成了机关里年纪最小的兵。
军分区挂着正师级牌子，院里却冷清得很。分区除了我们独立连百来号人，还管着周边百多个基干民兵。训练场上常见穿蓝布褂子的民兵和穿绿军装的混在一起练队列，远远看去像麦田里掺着几茬韭菜。野战部队的老同学来信说每天要跑五公里，我们的训练比较简单，我总觉得占了便宜。
事情发生在我当兵的第三个冬天。军分区突然搞野营拉练，机关干部、独立连战士加上民兵，浩浩荡荡几百号人天没亮就开拔。我们通信班跟着司令部机关走，半道上有几个兵被叫去坐首长的吉普车，剩下的人背着电台继续赶路。
第三天傍晚，我们这群人走到东竹昌村，后勤的人已经安排好住处。我们班九个人睡在一个旧仓库里，墙缝里塞的稻草被山风吹得簌簌响。房东大爷佝偻着背抱来稻草铺地，大娘提着热水壶挨个给我们倒水。河南兵小王要帮忙挑水，大爷指着黑漆漆的村道直摆手："井台结冰滑得很，摔着可了不得。"
当天晚上我们吃的是萝卜炖粉条，班长多盛了碗米饭给房东老大爷送去。老大爷捧着搪瓷碗的手直抖，山羊胡上沾着饭粒。夜里我们烫完脚，老人又搬来三个炭盆，铁皮箍的盆沿都烧变形了。
大爷蹲在地上扒拉炭火："这屋顶漏风，凑合着暖暖身子。"火星子噼啪乱蹦，映得墙上人影直晃。
后半夜我被尿憋醒了，刚要起身就听见"咚"的一声。挨着我睡的四川兵小张栽倒在地，身旁的搪瓷缸子滚出老远。
接着又是几声闷响，屋里像下饺子似的接二连三有人摔倒。我摸黑往门口挪，太阳穴突突直跳，喉咙像塞了团棉花，呼吸有些困难。
我跑出门外，被冷风一吹终于清醒了些。回头看见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人，有个兵正往门口爬，半道上哇地吐了一地。我抄起刺刀划开窗户纸，寒风卷着碎纸片往屋里灌。
我意识到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了，出门找人救人，我们住的旧仓库不远是作训科住的厢房，里面还亮着煤油灯，我跌跌撞撞闯进去，把随行军医叫了起来。
军医打着手电跟着我走，我们到旧仓库时，房东老两口披着棉袄站在院门口，他们看着卫生员将里面中毒的几个人抬到了屋外，半个小时后又将他们送去了医院。
天亮后，县里来了三辆吉普车，公安的人把老两口请到隔壁问话。村里人围在院墙外探头探脑，几个半大孩子被大人拽着耳朵拖回家。军分区首长和县领导在堂屋谈了一个上午，最后决定让我们原地休整三天。
那几天，村里赤脚医生天天来给我送草药汤，房东大娘顿顿熬小米粥。班长烧得说胡话还念叨电台电池要防潮，河南兵小王躺在担架上背密电码。第三天早上军医说中毒的那几个能下地走路了，
老大爷蹲在门槛上抹眼睛："对不住啊同志们，本想给你们驱寒......"
回驻地后政治部首长认为，我们拉练借住大爷，本身就是给他添了麻烦，虽然大爷好心办了坏事，导致一个班的战士集体一氧化碳中毒，差点牺牲，但是部队方面也有疏忽，给当地领导和村里群众，特别是大爷大娘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后来，首长专门派人去村里给大爷大娘赔礼，带了两袋白面和一袋水果。村支书接待了部队代表，还召开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村支书搓着手说："老大爷也不是有意的，希望能从轻处罚。”
政治部领导笑着说：“是我们管理不当，不怪大爷。我们这次是专门来感谢大爷大娘的。”
这事过去小半年后，指导员叫我去办公室，指着墙上的安全守则说："下月军民联欢会，你给新兵讲讲防煤气中毒。"后来每次拉练宿营，我总要多看两眼门窗缝。
去年回老部队参观，新兵宿舍装了暖气片，窗台上摆着绿萝。档案室的老文书翻出当年的事故报告，泛黄的纸上还粘着炭灰。他说东竹昌村前年通了暖气，再没人用炭盆取暖了。
上周接到个河北口音的电话，说是房东大爷的孙子。年轻人说老房子改成了民宿，问我要不要回去看看。我说：“等有时间了，一定回去转一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