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种传统，一种文字干预的传统。
传统的干预不仅仅是对文学内容的干预，也包括文字的使用；这个结论也适用于今天所有的网络平台。
比如老子的《道德经》，算是中国文化的顶流了，那也不行，中国人习惯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要避讳。河上公版中的首句是“道可道，非常道”，而帛书版却是“道可道，非恒道”，为什么恒道变成常道，因为汉以后避汉文帝刘恒的名讳，这“恒”字就不能用了；于是“恒道”便成了传世本的“常道”。
其实这两个字差别还是很大的，常是久，不等于永在；恒不但是永在，而且是唯一，它并不平常，既不是林中小道，也不是通往罗马的大道。
古代人有文字狱，现代人更是津津乐道文学不能离开政治，而且要接受政治的审判。
其实，往往所谓的政治并不是文化意义上的政治，而是权力意志，弄得不好，就堕落成了恒字讳这种低俗的政治中了。
文学作品一定要歌颂政治吗？
这个问题大约只有在中国才会提出来，因为历史上的成名之作，鲜有歌颂哪个必然逝去的政权，《飘》中的希礼很怀念奴隶主庄园的政治，但郝思佳却说他是个空壳。文学写人，写人的社会，当然要涉及政治，甚至也有作家注入在其中的鲜明的倾向，这说明文学不是世外桃源，注定离不开政治，但是，并不存在文学一定要歌颂哪一种政治的创作规律，能不能写出传世之作，既不取决于文学作品批判了哪一个时代，也不取决于歌颂了哪一个时代；不然历代王朝哪里还用得着培养御用文人？政治的本质是平衡，它从来也不代表真理。
文学作品一定不能歌颂政治吗？
这也完全没道理，批判与歌颂都不是文学的内在规则与逻辑，即便是为了歌颂而歌颂的作品，也可以是好的文学欣赏，风雅颂中的颂，就是歌颂文学。
那什么是文学的内在逻辑？
当然是情感逻辑，文学是形象的语言，自然是形象大于思维，这是政治所容纳不了的。同样是看《飘》，有的读者看白瑞德简直是个大混蛋，有人看的却是新时代的符号；我看《红楼梦》怎么也不喜欢林妹妹，觉得薛宝钗靠谱，这没什么政治原因。文学是人学，人学又是一花一草，一人一文学，装入政治的逻辑语言中，一定是文学的死亡。
从更宽广的视角，我接受结构主义的观点。
什么文学不文学，好与坏，错与对，批判与歌颂，最终还是让社会去下定义，也就是说，大众也是作品的参与者，大众不接受，再讲政治也没有用；历史上很多传世之作，曾经都是禁书。越是禁书，还越是珍贵，《金瓶梅》是禁书，改革开放时，政治有了些许的宽松，可以看了，从图书馆要借出来，还得是教授；这就是权力政治的荒唐，凭什么教授可以看，我一个学生就不可以看？这是文学的品味，还是政治的等级制度？
七十年代，中国差不多烧掉了所有的书，明清四大名著，唐诗三百首也不放过，如果这就是所谓的文学的政治性，那就太可悲了；然而一位文化旗手却提倡在小范围看六本书，六本地地道道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书；原来，文学的政治性也分等级。
六本书是《简爱》《基督山伯爵》《俊友》《红与黑》《飘》《根》，的确很经典，都值得看，请问这些书的政治性是什么？
那时就在想，会不会又要来一次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