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元祸鄂：乱世枭雄的贪婪与覆灭
在清末民初那一段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有一个身影穿梭于历史的腥风血雨之中，他便是王占元。这个从山东馆陶县走出的人物，其一生的轨迹交织着权力的追逐、无尽的贪婪与时代的悲剧，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充满争议与叹息的故事。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王占元呱呱坠地，彼时的他，不过是山东馆陶县一个普通贫寒家庭的孩子，谁也未曾料到，日后他竟能在那个乱世中搅起惊涛骇浪。1886年，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王占元被保送入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学堂中，他日夜苦学军事知识，操练武艺，为自己的未来积攒资本。四年后的1890年，学有所成的他投身宋庆的毅军，就此踏上了更为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并亲历了甲午中日战争的硝烟炮火。战争的残酷并未让他退缩，反而像是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权力核心的门。1895年，他前往天津小站，投身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被委为工程营队官，就此紧紧抱住了袁世凯这棵日后在政坛呼风唤雨的“大树”。
时光流转至1911年，这一年对中国而言，是天翻地覆的一年。4月，王占元获授陆军协都统衔，看似前途一片光明。可仅仅过了半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声骤然响起，宛如一道惊雷，震碎了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根基。王占元所在的第三协奉命编入第一军，南下镇压革命。10月27日，在冯国璋的指挥下，王部如同恶狼一般，伙同其他清军从革命军手中夺取汉口。入城之后，他们完全丧失了人性，纵兵烧杀抢掠，繁华的汉口瞬间陷入一片火海，百姓们的哭喊声、求救声被淹没在枪炮声与掠夺者的狂笑声中，其行径之残忍，令人发指。11月末，王部又配合李纯等部军队攻陷汉阳，革命军被迫孤守武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境。王占元也因这两次“战功”，受到清政府的赏赐，由统领晋级为第二镇统制，成为清王朝苟延残喘的最后“助力”之一。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然而旧势力并未轻易退场。原来进攻革命军的北洋陆军各镇改为师，基本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王占元继续担任第二师师长，驻于保定。1913年春夏间，他移驻信阳，参与镇压“二次革命”，再次站在了维护旧秩序、对抗革命的立场上。1914年3月，他兼任“豫南剿匪总司令”，在信阳以东地区围歼以白朗为首的反袁武装，为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扫除障碍。4月，他又担任湖北军务帮办，权力的版图不断扩张。
1915年，袁世凯妄图称帝，上演了一场复辟帝制的闹剧。王占元为了自己的仕途，积极拥护，曾列名于段芝贵等人的劝进电。10月，袁世凯投桃报李，授以他“壮威将军”。12月底，云南护国军起义反袁，全国上下一片声讨袁世凯之声，可王占元却向袁世凯表示忠诚不贰，袁世凯又授他以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1916年1月，正当袁世凯遭到全国人民唾弃而精神沮丧之时，王占元竟借湖北宜昌附近山洞发现龙骨化石之机，编造离奇的神话，向袁世凯献媚说：“当此一德龙兴之日”“天眷民佑，感应昭然”。这般溜须拍马的丑行，成为当时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却也将他攀附权贵、毫无底线的性格展露无遗。2月18日，他又以血腥手段镇压了武昌南湖陆军第一师炮队的反袁士兵，双手沾满了同胞的鲜血。
6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王占元被授以湖北督军兼民政长，手握重权。表面上，他对黎元洪恭顺有加，可暗中却附和实力派，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寻找自己的利益支点。不久，黎、段之间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2月，吉林督军孟恩远在段祺瑞的唆使下，串通各省督军，领衔要求解散国会，向黎元洪施加压力。王占元毫不犹豫地与孟恩远一道列名通电，为虎作伥。之后，黎元洪特意召见王、孟二人，恳求他们向各省军阀进行疏通，彼时黎元洪的无奈与王占元的冷漠形成了鲜明对比。5月下旬，段祺瑞被免职，九省督军宣布独立，王占元虽表面未曾列名，但实际上仍然与各省军阀沆瀣一气，继续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纵横捭阖。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日益明显地分化为直（以冯国璋为首）、皖（以段祺瑞为首）两系，王占元敏锐地站在了直系一边。9月，孙中山在广州联合南方各省实力派，建立“护法”军政府，反对窃据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此时，直、皖两系由于利益不一致，对护法各省的和战问题发生分歧。冯国璋依靠王占元等长江直系三督军的支持，高唱“和平统一”政策，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11月14日，北洋政府驻防湖南前线的两师长王汝贤、范国璋在冯国璋的授意下，首先通电撤兵，主张和平解决南北争端。接着，18日，王占元又同李纯、陈光远、曹锟联衔发出相同的通电。在直系的和平攻势下，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受挫，军事随之失利，皖系的湖南督军傅良佐被赶出长沙，段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冯国璋取得一时优势，但由于皖系的牵制，对和战犹豫不决。而王占元为保持他在湖北的统治，对和战采取观望态度，企图左右逢源，在各方势力之间寻找平衡，稳固自己的权力与利益。
1918年1月27日，打着“护法”旗号的湘桂联军攻占岳州，局势再度紧张。2月11日，冯国璋免去被联军击败的北洋第二师师长王金镜的职务，由王占元兼代。王占元和江苏督军李纯以南北议和调解人的身份展开活动，示意联军勿再进逼。湘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本就实力有限，为了争取湖北中立，向王占元做出“不入鄂境”的保证。就这样，南北对峙的局面暂时稳定下来，而王占元也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再次保全了自己在湖北的势力。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成了直系首领。王占元迅速附和曹锟、吴佩孚共同对抗皖系。1920年4月，他出席了曹锟为部署反皖系在保定召开的直奉两系联盟会议。5月，吴佩孚从湖南衡阳前线撤兵北上，路经湖北时，王占元慷慨资助饷械，意图通过此举在直系内部站稳脚跟，获取更多的利益。6月13日，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在曹锟的示意下，任命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他的权力达到了新的高峰。7月，王占元又乘直皖战争之机，扣留了皖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并收编了吴的军队，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在湖北的军事实力，在乱世中愈发显得不可一世。
直皖战后，奉系张作霖把触角伸向长江中游，想方设法拉拢王占元，企图在这一地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政府也想依靠他调解直奉两系间的矛盾。1921年4月，国务总理靳云鹏在天津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曹锟、张作霖分别代表直、奉两系外，还邀请了王占元，一时称为“四巨头会议”。王占元在会上大肆吹嘘，捏称“湘川黔滇不日北附”，试图以这种夸大其词的言论向北京讨取更大的好处，尽显其贪婪与虚荣。当时，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另立政府，王占元则尾随曹、张等北方军阀一起通电反对，坚决站在革命的对立面。
王占元在湖北的残酷统治，早已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由于他长期克扣军饷，1921年前半年湖北境内连续发生兵变十多起，其中以武昌、宜昌的两次为最大。变兵们在城中烧杀抢掠，百姓们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遭受惨重损失。民怨沸腾之下，湖北倒王运动迅猛高涨。7月底，倒王运动主持人李书城等，联络湖南军阀赵恒惕，以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任援鄂总指挥，统率一、二两师，由岳州进攻湖北。王占元任命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担任前敌指挥，进行防御和抵抗。然而，他的统治早已失去民心，军队也毫无斗志，不到十天，防线就全面被突破。8月7日，王占元见大势已去，被迫辞职，带着他在湖北搜刮的大批财物，如同丧家之犬一般逃往天津。
王占元被逐出湖北后，贼心不死，派人串通张作霖、曹锟、吴佩孚、靳云鹏等军阀政客，妄图东山再起。他频繁往来于京奉道上，极力巴结张作霖，为了重回权力巅峰不择手段。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又把赌注押在曹锟、吴佩孚一方，在各方势力之间反复横跳。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后，曹、吴失势，张作霖重返北京，对王占元极为冷淡，此时的王占元失去了往日的风光，活动才稍加收敛，但心中的野心依旧在暗暗燃烧。
1926年9月，王占元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邀请，到南京就任孙传芳的训练总监，与孙传芳共同抗拒北伐革命军。他心中还幻想着北伐军和吴佩孚两败俱伤，由孙传芳坐收渔利，从而让自己有机会再回湖北，重拾往日的权势。然而，北伐战争的胜利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迅速摧毁了他的美梦。但他仍不死心，配合英、日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偕同靳云鹏奔走于南京、天津之间，撮合张作霖、张宗昌和孙传芳捐弃旧嫌，共同抗击北伐军。可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他的挣扎而停下，北伐胜利了，北洋军阀被彻底打垮，王占元只好逃回天津，托庇于英国租界的保护，在那里度过他惶恐不安的余生。
回顾王占元的一生，他曾经用搜刮来的钱，先后在北京、天津、大连、保定购买了大宗房产；在山东投资于纱厂、煤矿；在直隶投资于面粉厂、电力股份公司；在湖北等地开设银号，垄断军用品，贩卖黄金、倒运铜元；在直隶南部、山东西部乘灾荒之年购置大量土地；还把大量金钱储存在外国银行。在北洋军阀中，王占元算得上一个大地主兼大资本家。然而，这些财富背后，是无数百姓的血泪与苦难，是他贪婪、残暴统治的罪证。
1934年9月14日，王占元病死于天津寓所，结束了他充满争议与罪恶的一生，可他给那个时代留下的伤痛，却久久难以消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