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深秋的巴黎街头，报童挥舞着最新一期《Le Petit Journal》画报，头版插画上一位身着龙袍的东方女性正阴鸷地凝视着行人。
她眉骨高耸、颧骨凹陷，指甲足有三寸长，仿佛随时要掐断谁的脖颈，这是法国画师笔下的慈禧太后。
同一份报纸内页，留着辫子的中国百姓正惊恐地仰望着天空，一架双翼飞机在他们头顶投下巨大阴影。
这两个画面相隔十一年，却共同勾勒出西方视角下晚清中国的魔幻与现实。
1900年8月15日清晨，慈禧仓皇出逃时遗落在储秀宫的象牙梳还沾着桂花头油，而远在巴黎的《Le Petit Journal》画报已刊出最新插画：她站在堆满人头的台阶上，光绪帝蜷缩在龙椅里瑟瑟发抖。
画师用靛青色渲染慈禧的朝服，特意在她脚下画了条吐信的毒蛇，法国读者们对着这"东方女巫"指指点点，却不知真正的慈禧正蜷在骡车里啃着硬如石块的栗面窝头。
这种妖魔化在1908年达到顶峰。
当慈禧与光绪的死讯传到欧洲，《小日报》用整版彩图描绘葬礼场景：送葬队伍里的纸扎人偶面色青紫，侍卫戴着血红尖顶帽，连棺椁上的金漆都画成诡异的幽绿色。
最荒诞的是，画中慈禧与光绪并排躺在灵柩内，这完全违背了清宫"帝后不同椁"的祖制，却让法国人笃信东方皇室充满巫蛊色彩。
1900年某期《Le Petit Journal》的封面，八国代表围坐在绘有中国地图的蛋糕前。
俄国熊掌按着东北，英国刀尖插进长江流域，日本正把福建往盘子里舀。蛋糕旁站着个穿补服的清朝官员，他翘着兰花指想要阻拦，长指甲却勾住了自己的朝珠，这幅漫画在巴黎卖出二十万份，茶馆里的绅士们用银勺敲着咖啡杯说："就该把支那切成慕斯！"
真实的切割发生在1904年哈尔滨街头。
法国记者拍下这样的画面：俄国士兵把中国苦力吊在电线杆上，蘸盐水的皮鞭抽得棉袄绽开。
当苦力昏死过去，行刑者竟往他嘴里塞了块列巴，用生硬的中文说："吃吧，这是沙皇的恩赐。"照片旁注解说："这些黄种人就像西伯利亚的驯鹿，疼痛能让他们更驯服。"
1900年10月，法国《世界画报》刊登了震惊欧洲的照片：北京城墙悬挂着十四颗义和团民头颅，每根辫子末端都系着木牌，墨迹淋漓地写着"拳匪"。
最上方那颗头颅的辫子特别粗，发梢还缠着半截红头绳，那可能是个新婚不久的年轻人。而在城墙根下，法国士兵正教中国孩童唱《马赛曲》，镜头里孩子们僵硬的笑容像糊了层浆糊。
这种荒诞在1912年达到新高度。
当袁世凯剪下辫子时，法国记者如此描述："剪刀咬住发根时他闭上了眼，花白辫子落进翡翠托盘的声音，比玉泉山的瀑布还响。"新军将领们跟着剪发的场景更显滑稽：有人死死攥着断辫仿佛抓着救命稻草，有人对着西洋镜整理新发型却把礼帽戴反了。
这些照片传回巴黎后，沙龙贵妇们打赌"东方人没了尾巴还能否站稳"。
1911年深秋的南京郊外，法国飞行员环龙（René Vallon）驾驶的"桑麻"双翼机正在爬升。
地面上的挑夫扔下扁担就跑，箩筐里的柿子滚了满地；茶馆老板娘抄起铜盆罩住脑袋，滚烫的茶水浇透了绣花鞋；最胆大的货郎爬上槐树张望，却见飞机投下的阴影掠过水田，惊起蛙声一片。
次日《小日报》插图里，中国百姓被画成四肢着地逃窜的猴子，配文是"看见文明的东方人"。
真实的冲击在河北农村更富戏剧性。
老农把飞机当"铁蜻蜓"，摆出香案供奉糯米团子；私塾先生说是"孔明灯成精"，带着学生齐诵《驱邪赋》；最数城隍庙的和尚机灵，连夜推出"避雷符"，说能防"天火流星"。这些荒诞反应被传教士写成游记，成了欧洲人茶余饭后"证明黄种人劣等性"的谈资。
1908年冬，法国画师胡博·华士为慈禧绘制的肖像漂洋过海。
当七十三岁的老太后看见画中自己"年轻了三十岁"，竟对李莲英感叹："洋人到底比咱们的如意馆会画。"她不知道的是，同期《笨拙》画报正在刊登讽刺漫画：她推着载满金银的板车西逃，车轱辘是用《辛丑条约》卷成的。紫禁城的琉璃瓦上，列强们举着望远镜哄笑，宛如观看马戏团表演。
更具隐喻性的是1913年某期《小日报》插图：李鸿章端坐轿中，抬轿的是清兵，护轿的却是日俄军队。轿帘被风掀起一角，露出他紧攥的《中俄密约》文本，纸页间掉落的不是墨迹，而是血滴。
这幅画在巴黎拍卖行拍出三千法郎，买主在日记里写道："东方帝国的命运，不过是我们客厅里的装饰画。"
这些泛黄的法国画报如同多棱镜，既折射出晚清的腐朽与苦难，也暴露了殖民者的傲慢与偏见。
当我们在故宫博物院看到慈禧真实的照片，会发现她并没有画报上那般凶相毕露；而那些对飞机下跪的百姓，后来他们的孙辈正在酒泉发射卫星。历史总是充满吊诡，当年用来丑化中国的画报，如今成了我们解读那段岁月最生动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