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人有时候需要一个机会。”母亲轻轻摩挲着那封发黄的信纸，眼里含着我读不懂的光芒，“就像当年那个孩子，他也只是需要一个机会。”父亲沉默地转过身去，我们都知道，有些往事终究无法被时间掩埋。
01
1995年的除夕，北方的寒风刮得窗户咯吱作响。我叫钟思怡，那年十八岁，正在为高考做最后的冲刺。我们家住在河北一个名叫清水镇的小县城，父亲钟德民是县中学的语文老师，母亲宋雨梅在县医院当护士长。我们家不富裕，但在那个年代，双职工家庭已经算是小康了。
母亲在厨房忙着准备年夜饭，案板上的饺子皮码得整整齐齐。我贴好最后一个“福”字，满意地看着它倒着贴在门上。
“思怡，把葱末剁细点，饺子馅儿要鲜香。”母亲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知道了，妈。”我放下红纸，走进厨房，看见母亲正在揉面。她的手上沾满了面粉，额头上有几滴汗珠，但脸上的笑容却很温暖。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问。
“学校有点事，说是晚点回来，让我们先准备着。”母亲说着，抬手擦了擦额头的汗，留下一道白色的印记。
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父亲去学校加班是常事。每次期末，他都要改完所有学生的作文才肯回家。母亲常说，你爸爸这人，认真得有时候让人心疼。
厨房里飘着饺子馅的香味，母亲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我们有说有笑地包着饺子。这是我们家的传统，每年除夕都要吃饺子，寓意新的一年“更上一层楼”。
“思怡，去把存钱罐拿来，我们数数今年攒了多少。”母亲突然说。
那个红色的陶瓷存钱罐是我们家的“岁末仪式”。全家人平时的零钱都放在里面，每到除夕，我们就会打开它，数数一年的收获。
我放下手中的活，走向客厅的柜子。柜子上空空如也，存钱罐不见了。
“妈，存钱罐呢？”
“就在电视机旁边的柜子上啊。”母亲边说边走了出来，“昨天我还看见了。”
我们在家里翻找了一遍，却没有找到那个罐子。母亲的脸色变了，那个罐子里可是有我们全家一年来的零钱积蓄，少说也有三千多元。在1995年，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会不会是被偷了？”我小声问道。
母亲摇摇头：“门窗都好好的，怎么会有人进来？”
就在这时，我听到杂物间传来一声轻微的响动。那是我们家堆放杂物的小房间，平时很少有人进去。我和母亲对视一眼，悄悄走了过去。
我慢慢推开门，黑暗中，一个人影猛地窜出，撞倒了我，向门外冲去。
“啊！”我惊叫一声，摔在了地上。
母亲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那个人。那是个年轻男子，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穿着破旧的棉袄，头发乱糟糟的，眼神惊恐而绝望。他手里紧握着我们家的存钱罐。
“别动！”母亲的声音出奇地平静，“把罐子放下。”
年轻人颤抖着，把存钱罐放在了地上。他没有反抗，只是低着头，肩膀微微抽动。
“你叫什么名字？”母亲问。
“王海。”年轻人的声音几乎微不可闻。
“为什么要偷钱？”
王海沉默了片刻，然后像是决堤的河流一般，言语开始涌出：“我爸...我爸得了肝硬化，医院说需要手术，要五千块钱...我们家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我走投无路了...”
他的声音哽咽，抬起头时，我看到他眼中的泪水。
“求求您，别报警...我从来没偷过东西，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我看着这个小偷，心里充满了愤怒和不解。无论什么理由，偷窃就是错的。我拿起电话，准备报警。
“等等。”母亲的话让我停下了动作。
02
母亲的眼神很复杂，她看着王海，似乎在思考什么。然后，她做出了一个让我震惊的决定。
“思怡，去我卧室，床头柜第二个抽屉里有个信封，拿来。”
我不解地看着她，但还是照做了。信封里装着五千元钱，那是母亲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准备给我做高考补习班的学费。
“这些钱给你。”母亲把钱递给王海，“但你要写个欠条，答应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好人，有能力时把钱还回来。”
王海愣住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您...您要给我钱？”
“拿去给你父亲治病吧。”母亲的声音很平静，“人这一辈子，总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无法理解母亲的决定：“妈！他是小偷啊！您怎么能把钱给他？这是我的补习费啊！”
“思怡，”母亲转向我，“有些事情，比补习班重要。”
王海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大娘，您是我见过最好的人...我一定会报答您的，我发誓...”
母亲让他写下了欠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家乡和欠款数额。然后，她打开了门，让王海离开了。
“记住你的承诺。”这是母亲送他离开时说的最后一句话。
王海离开后，我质问母亲为什么要放走一个小偷，还给他钱。母亲只是说：“有时候，一个人需要的只是一次机会和一点信任。”
我们的争执被父亲回家的声音打断。父亲听说了这件事，勃然大怒。
“你疯了吗？那可是五千块钱！你知道我教多少节课才能挣这么多钱吗？”父亲的脸涨得通红。
“德民，我相信那孩子不是坏人。”母亲平静地说。
“不是坏人？他偷了我们的钱！你还给了他更多的钱！这简直是鼓励犯罪！”父亲咆哮道。
我站在一旁，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年除夕的年夜饭，我们在沉默中度过。电视里春晚的欢声笑语与我们家的凝重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
母亲的决定像一块石头，投入了我们平静的生活，激起了无数涟漪。这件事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母亲是对的吗？善良真的比正义更重要吗？
03
时间像流水一般冲刷着记忆。那件事过后，我们家很少再提起它。父亲似乎选择了遗忘，而母亲则守口如瓶，仿佛那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插曲。
我顺利考上了大学，学习法律。也许是受那晚事件的影响，我选择了追求公平与正义的道路。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北京，成为一名律师，专门处理刑事案件。
随着年龄增长，我与家人的联系渐渐减少。每年春节，我都会回家看望父母，但时间总是很短暂。父亲因为腰椎间盘突出提前退休了，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母亲依然在医院工作，只是头发已经花白，眼角也爬上了皱纹。
2010年初，一个电话改变了一切。
“思怡，你妈病了，挺严重的。”父亲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异常低沉。
我立刻请了长假，赶回家里。医院的诊断结果很残酷：肝癌晚期。治疗方案有限，预期寿命不超过半年。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我心如刀割。她瘦了很多，皮肤呈现出不健康的黄色，只有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明亮，充满了温暖。
“妈，您怎么不早点检查？”我握着她的手，强忍泪水。
“工作忙，没时间。”母亲微笑着说，“别担心，妈妈不怕。”
回到家中，父亲变得格外沉默。他会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远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知道，他在后悔，后悔这些年来的疏远，后悔没有更多地陪伴母亲。
“爸，您别太自责，妈会好起来的。”我试图安慰他。
父亲摇摇头：“你不明白，思怡。人生最大的遗憾，是当你想做些什么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商量着为母亲寻找最好的医疗资源，但专家的答复都很相似：晚期肝癌，治疗效果有限。我们只能尽量让母亲舒适地度过最后的时光。
一天下午，当我整理母亲的衣物时，一张发黄的纸片从她的日记本中掉了出来。那是十五年前王海写的欠条，已经被时间侵蚀得有些模糊，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今借宋雨梅大娘现金5000元，用于父亲医疗费。我王海立誓，此生定当归还，并以善报善。1995年除夕。”
我愣住了，没想到母亲一直保存着这张欠条。这些年来，我几乎忘记了那个除夕夜的小偷，但母亲似乎从未忘记。她相信那个年轻人会信守诺言吗？还是仅仅将它作为一个温暖的记忆保存？
04
就在农历新年前一周，一个意外的包裹来到了我们家。
那天，我正在厨房准备午饭，准备给母亲做些容易消化的食物。父亲在门外喊我：“思怡，有你的快递！”
我走出厨房，看到父亲拿着一个包裹。包裹不大，牛皮纸包装，没有寄件人信息，只有我们家的地址，收件人写着“钟家”。
“是谁寄来的？”我好奇地问。
父亲摇摇头：“没有写寄件人，可能是什么广告吧。”
我拿过包裹，感觉分量不轻。我正要拆开，父亲却制止了我。
“别急着拆，现在什么诈骗手段都有。万一是什么危险品呢？”父亲谨慎地说。
我犹豫了一下，决定先放在一边。晚上，当我陪母亲聊天时，无意中提到了这个神秘包裹。
“包裹？什么包裹？”母亲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就是一个没写寄件人的快递，爸爸怀疑是诈骗的。”我解释道。
“拿来给我看看。”母亲的语气出奇地坚定。
我有些疑惑，但还是照做了。当我把包裹拿到母亲面前时，她的手微微颤抖。
“打开它。”母亲轻声说。
在母亲的注视下，我小心地拆开包裹。里面是一个精致的盒子，上面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我打开盒子，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