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图片系AI生成，与内容无关）
作者 | 邹成效
最近看到这样的法治新闻：
河南省南阳市一名基层法院的法官毕祺祺，2021年底，他的父亲、母亲、外公、舅公、大舅、小舅、叔叔、姨妈等十几位亲属被公安带走，指控涉嫌“黑社会”犯罪等。
2025年2月12日，毕祺祺法官接到了河南省南阳市淅川法院分案审理的通知，出于对案件能否公正审理的担忧，毕祺祺法官决心作为辩护人为他的母亲辩护。
2月17日，毕祺祺法官将为母亲冀廷梅辩护的手续递交给了淅川法院。与此同时，还递交了另外的三份申请：对分案的异议申请、作为辩护人的阅卷申请及会见申请。
直至2025年3月底，毕祺祺法官递交的手续及申请，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
据说，关于毕祺祺法官能否作为其母亲的辩护人参与庭审，淅川法院也正在等待同是毕祺祺法官工作单位的上级法院——南阳中院的答复。
这起法治新闻，听起来就透着一股子特别荒诞的味道。
我们前段时间都在网上看到，警官、检察官、法官在网上为自己、为亲人控告申冤的视频，但是正经看到法官希望作为辩护人为母亲出庭辩护的，还是第一例。
按理说，这是好事啊，这不正是一次展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成果的绝佳机会吗？
一方面，可以显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哪怕就是法官的母亲，涉嫌犯罪也是一并处理；
另一方面，也可以显示，法官也可以参与庭审为其母亲辩护，忠孝两全，特别符合我国传统道德观；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宣传部门还可以在当庭宣判后，让法官噙着热泪对着镜头说：“我是一名法官，但我还以一名辩护人的身份参与了全部庭审，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充分保障了所有被告人的诉讼权益，我的亲人们罪有应得，虽然我爱我的母亲，但我更爱法律！”
这么好的宣传机会，为什么不让法官做他妈的辩护人呢？
可能这里还不是朝鲜，时间也不是六十年前。
还是回到毕祺祺法官的申请，道德是否合理合法？
先说法律规定，我认为，在法律上不存在任何障碍。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三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一）律师；
（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
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条：
第四十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应当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利。
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辩护人辩护。下列人员不得担任辩护人：
（一）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处于缓刑、假释考验期间的人；
（二）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三）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
（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的现职人员；
（五）人民陪审员；
（六）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
（七）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
（八）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前款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人员，如果是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由被告人委托担任辩护人的，可以准许。
这两条已经非常清楚， 毕祺祺法官完全可以担任他母亲的辩护人。
但是，法条归法条，我认为毕祺祺法官要担任他母亲的辩护人，还是会存在巨大的障碍。
第一、案件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
涉黑案件，稍有刑事诉讼经验的朋友都会认可这一观点，这里就不展开细说了。
第二、南阳市淅川法院承担不了舆论监督的压力。
一旦毕祺祺法官真的以法官身份担任了母亲的辩护人，必定会成为引爆舆论的法治大热点，涉黑案件由淅川法院审理，本身就承担着很重的政治任务，再让法院成为焦点，一定不是审理法院和上级部门愿意看到的。
第三、法官所在工作单位不希望看到法官为母辩护
毕祺祺法官所在的工作单位是南阳市镇平县法院刑庭，同属南阳市， 镇平县和淅川县也就相距80多公里，自己法院的法官跑到兄弟法院的审判庭上，作为辩护人参与庭审，还指摘兄弟法院的各种问题，最后还可能因对判决不满而提出上诉。这种事情，对于以和为贵的司法部门来说，怎么能任由其发生？
在这里，祝 毕祺祺法官好运，能够早日成为他母亲的辩护人，顺利坐到辩护人席位上。
最后再多说一句，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任何人，都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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