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如何以下克上，一步步逼内阁同意占领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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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建川美次抵达奉天数小时后，1931年9月18日夜10点20分左右，日军炸毁了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立即炮轰北大营，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则开始进攻奉天城。19日凌晨1点多，关东军又向各部队发出了进攻命令，同时要求朝鲜驻屯军也前来支援。至19日早晨，日军攻陷了北大营和奉天城，同日占领长春、奉天、营口、安东等满铁沿线相关的18个南满的主要城市。

19日凌晨1点多，东京的陆军中央接到奉天的第一封电报，电报称“暴戾的中国军队”“炸毁了满铁铁路”，两国部队发生了冲突。接着，凌晨2点，又接到了第二封电报，称中国军队“炸毁”满铁铁路，目前正在交战。之后，电报接踵而至。

上午7点，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了联合首脑会议，协商九一八事变的对策。出席人员包括陆军省的次官杉山元、军务局局长小矶国昭以及参谋本部的次长二宫治重、总务部部长梅津美治郎、作战课课长今村均（代替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情报部部长桥本虎之助，此外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按照今村的说法，永田实质上是局长待遇，即使在这样的局部级以上的会议，也特别被允许出席，小矶和建川都对永田高看一眼。

在此次会议上，小矶军务局局长发言称：“关东军此次行动完全恰当”，全体对此没有异议，并决定向内阁会议提议增派兵力。会议决定，由今村均率领作战课制定增派方案，由永田率领军事课准备向内阁会议提交的方案。

会议没有对满洲发生的事件内容进行任何调查和核实，便立即同意全面出动关东军，并决定增派兵力。从动作如此迅速可以看出，在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这一级别上，至少主要人员已经预料到，不论发生的日期是否是9月18日，不久（大概9月27日左右）将要在满洲爆发事变。

上午8点半，陆军省接到了朝鲜驻屯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的报告。报告称，已经命令飞行队二中队赶赴增援关东军，并且正在准备让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平壤）向奉天方面出动。但是，决定向海外派兵，不仅需要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的批准，还需要内阁的批准，然后，必须天皇批准并下达奉诏命令。另外，必须在内阁会议上批准相关的经费支出。

因此，参谋本部认为朝鲜驻屯军不宜擅自行动，指示部队暂缓行动，同时打算让内阁会议批准往满洲越境派兵。

但是，上午10点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币原喜重郎外相向南次郎陆相出示了一份奉天领事馆发来的电文，这份电文暗示，柳条湖事件是关东军按照计划发动的。

这样，南次郎陆相无法再提议增援关东军，最终会议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

同日上午，杉山元陆军次官、二宫治重参谋次长、荒木贞夫教育总监部本部长三人在陆军省会合，就以本次事件“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动机”的方针达成一致。

这里所说的解决满蒙问题，意思是“完全确保条约上的既得权益”，并不涉及军事占领整个满洲。此时，以宇垣派为核心的陆军高层与永田等人的一夕会不同，他们把保障条约上的既得权益作为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重点。

金谷参谋总长听取了南次郎陆相有关三人同意不扩大方针的报告后，向内部表示，“有必要立即对事件进行处理，恢复原来的状态”。但是，作战课课长今村均提出了反对恢复原来状态的意见，称“箭已离弦，不得不发”。下午，作战课拟定了《满洲时局善后对策》，得到了参谋本部首脑会议（次长、部长级）的批准。

这份善后对策认为，“断然不可”“让军队恢复原状”，应该维持现状。如果内阁不批准，陆相就该辞职，即使因此“政府瓦解”，也“丝毫不必担心”。

进而，《对策》认为，此时陆军大臣应该以“最后的决心”向内阁会议提出，逼迫中方解决有关满蒙的各种问题9月20日上午10点，杉山元陆军次官、二宫治重参谋次长、荒木贞夫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这三大部门首脑确认了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为此“即使政府垮台也毫不在意”的方针，并拒绝恢复原状。

另外，以永田为首的军事课根据上述作战课拟定的《满洲时局善后对策》，制定了如下“时局对策”，并得到了三长官会议（南次郎陆相、金谷范三参谋总长、武藤信义教育总监)的批准，其内容是：

没有必要反对“努力不扩大事态的内阁会议决定”，但是，它与军队的行动应当另当别论，军队为了完成任务，应该审时度势，“见机行事”，其行动不受中央的“拘束”；只要不消除满蒙问题的“根本祸根”，“断然不可让军队恢复原状”；出动关东军是出于“发动帝国自卫权”，应该以“最后的决心”迫使内阁一并解决满蒙的各种问题。

9月21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召开了内阁会议。

会上，对于一并解决满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就关东军的态势，主张维持现状和主张恢复原状的各占半数。另外，关于从朝鲜驻屯军增兵的问题，若槻首相同意陆相的意见，但其他内阁成员都表示反对，会议最终没有做出任何具体决定。

关东军中的石原、板垣等人从一开始便企图军事占领整个满洲，但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拥有兵力大约40万人，而关东军的兵力为1万多人，要占领整个满洲，无论如何需要兵力增援。因此，石原等人策划20日由特务机关在满铁沿线之外的吉林制造混乱，21日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让第二师团主力进攻吉林。然后，以满铁沿线兵力薄弱为由，要求朝鲜驻屯军前来增援。对于满铁沿线以外的地区，关东军在条约上不拥有驻兵权，因此，这样的出兵是一种越权行为。

担任朝鲜驻屯军司令的林铣十郎擅自命令混成第三十九旅团越境，部队于下午1点越过边境，进入满洲。

参谋本部接到这个消息后，决定由总长单独上奏天皇，以便让天皇直接批准派兵。当日下午5点多，金谷范三参谋总长秘密向南次郎陆相透露后，入宫参见天皇。但是，上奏之前，他接到了参谋本部的电话，让其停止请求派兵之事，后来，按照担任裕仁天皇武官长的奈良武次的建议，金谷仅仅报告了擅自越境的事实。

这个电话是因为以永田为首的军事课强硬反对。永田等人的反对理由有二：

其一，“需要支出经费的增兵，不经内阁会议批准，而仅由统帅系统直接上奏，极为不妥。”

其二，不与军务局局长、军事课课长商量，仅仅得到陆相的理解，这样的直接上奏意味着“对局长、课长的不信任”。

当天夜晚，陆军内部讨论了如何应对次日将要召开的内阁会议。他们得到了情报，内阁和民政党把朝鲜驻屯军司令林铣十郎擅自发出的越境命令视为“干犯大权”，因此，有可能在内阁会议上成为问题，需要协商对策。

经过讨论，最终约定，如果内阁会议上被视为“干犯大权”，陆相和参谋总长便宣布辞职。

次日召开内阁会议之前，小矶军务局局长请求若槻首相理解朝鲜驻屯军的行动时，若槻表示了认可的态度，说：“既已出动，岂非无奈？”

在上午的内阁会议上，对于朝鲜驻屯军的擅自出兵，既没有内阁成员提出异议，也没有人表示赞成。而且，既已出动，内阁成员便全体承认了这个事实。既然承认了这个事实，便支出所需的经费。内阁会议做出这样的决定后，由若槻首相把结果上奏给了天皇（出兵吉林也置之不问)。

那么，为什么若槻首相认可朝鲜驻屯军进入满洲呢？这是为了避免因南次郎陆相辞职而造成内阁总辞职。因为他预料，当时陆军中央一致要求批准派遣朝鲜驻屯军，如果陆相辞职，将难以觅到后任陆相适任者。

若槻根本不想在事变爆发后事态紧急的情况下，提出内阁总辞职。这是因为，如果政权瓦解，事态进一步扩大，那么，势必将根本破坏浜口内阁、若槻内阁两届民政党内阁的外交政策。

此后，由陆相、参谋总长向天皇上奏了向满洲派遣朝鲜驻屯军部队的事，得到了天皇的批准。至此，朝鲜驻屯军的擅自出兵，通过事后批准而成为正式的派兵。

但是，币原外相后来在内阁会议上，对主张维持关东军现状的南次郎陆相仍然反驳说：“最终应该恢复原状”。

虽然若槻和币原基本同意支出经费，但仍然一直努力控制陆军，想要实现撤军。

在此期间，上述七课长会议连日聚会，有意识地让形势向“有利于关东军展开活动”的方向发展。

而关东军以9月21日甘粕正彦等人在哈尔滨制造的爆炸事件为由，22日要求出兵哈尔滨，保护日本侨民。但是，陆军中央没有批准。这是因为南次郎陆相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接受了内阁会议“不扩大事态”的决定，而二宫治重参谋次长、建川美次作战部部长等宇垣派首脑也警惕苏联介入，对出兵北满持慎重态度。

同日，若槻首相上奏了应对发生爆炸事件的哈尔滨和间岛（今延吉市）事态的方针，危急时，将采取撤侨措施，而不是在当地实行保护。

9月23日，杉山元陆军次官、二宫治重参谋次长、荒木贞夫教育总监部本部长、小矶国昭军务局局长进行会谈时，决定了把关东军占领范围从满铁沿线向两侧大幅度扩大的方案。但是，南次郎陆相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对此强硬表示反对，拒绝批准。

这是因为内阁已经制定了“不扩大”的方针。

接着，南次郎陆相按照内阁的意见，向杉山元次官等人说明了“将全部兵力撤回（满铁）附属地以内”的方针。9月24日，金谷范三参谋总长不顾今村均作战课课长、建川美次作战部部长等人的反对意见，命令除吉林外，“从满铁外侧占领地点撤回部队”，同时对关东军也下达了撤回附属地以内的命令。

另外，内阁当天发表了《日本政府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声明中称，由于一部分中国军队炸毁了满铁铁路，并攻击日本方面的守备队，因此日军反击，排除了危险原因；并声明在确认日本侨民安全之后，将撤退到满铁附属地以内。

9月26日，金谷范三参谋总长不顾建川美次作战部部长等人的反对，下达了从吉林撤退的命令。但是，这些撤军命令在当地并没有得到实施，最终不了了之。不过，南次郎陆相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的这种姿态——虽然两者本来属于宇垣一派，尊重内阁的决定，都未必是出于自己的政策信念，而是夹在内阁和中坚幕僚层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9月28日，关东军再次试探出兵哈尔滨，但陆军中央考虑到内阁的方针，没有同意出兵。

另外，在9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若槻首相要求一律不得干预满洲建立新政权。南次郎陆相也表示同意。会后，金谷范三参谋总长指示各部长，“完全不要干预这种（建立新政权的）运动”。

同时，南次郎陆相也给关东军发了电报，“严格禁止”干预建立新政权的运动。

这是为了阻止关东军建立新政权的活动。关东军按照9月22日制定的《满蒙问题解决策案》，已经开始为建立独立政权而活动。

石原、板垣等人最初计划“占领满蒙”，但是，在与9月18日来满洲的建川美次作战部部长会谈时，石原等人占领满蒙的主张与建川美次建立独立政权的主张(在中国主权下)发生了分歧。

9月20日，建川美次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重申“建立独立政权是日本的国策”。9月22日，受此影响，关东军着重“实质上取得效果”，制定了大致以建立独立政权为内容的《满蒙问题解决策案》，并报给了陆军中央。

《满蒙问题解决策案》的内容是：

针对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东三省以及热河省在内的地区，建立一个以宣统皇帝为首的独立政权（中国政权），由日本掌控国防、外交、交通、通信等部门。

此外，当时建川美次对向长春以北的北满派兵也持反对意见，而石原等人从一开始就考虑武力制压整个满洲。

但是，9月21日建川美次离开满洲后，关东军再次开始推动建立独立国家。10月2日，石原、板垣等人拟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案》，主张“把满蒙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置于我保护之下”，并相互约定，如果政府不接受这个建立独立国家的方针，“将临时脱离日本国籍，全力以赴实现目标”。

另一方面，在陆军中央，9月25日永田等人召开了七课长会议。会议违背南次郎陆相和金谷参谋总长的指示，起草了一份包括建立满蒙新政权在内的《时局对策案》。另外，建议将中国班班长根本博等人派往满洲以实行这一方案。但是，金谷范三参谋总长对此勃然大怒，立刻让中止派遣活动。

但是，七课长会议继续按照《时局对策案》的方向进行讨论，9月30日完成最终方案，称为《关于解决满洲事变的方针》。这个方案的要点是，建立“独立政权”，以便将满蒙地区从中国本土“在政治上分离”，而“帝国从背后操控这个政权”，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日中之间的问题。

这一方案中其他引人注意的内容是，由于将建立一个独立政权，预料其将与中国本土政权之间产生相当长期的纠纷。为了改善关系，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需要清除华北地区的张学良势力。为此，要利用华北的反蒋势力和旧北洋军阀势力。

第二，支持国民党反蒋派建立的广东政府，策划瓦解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

第三，通过日本的善意支持，在华北和华中建立政权，缓和对满蒙新政权的抗争态度。

这就意味着，永田为首的七课长会议判断，满蒙新政权与蒋介石国民政府难以共存。

永田为首的七课长会议，不顾南次郎陆相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不干预新政权运动”的指示，强行推动建立新政权。可以想象，七课长会议的这种行动背后有一夕会派中坚幕僚团体的支持。另外，建川美次等宇垣派的部分人也支持建立独立的新政权。

中国方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主力13万人开赴北平（今北京），蒋介石为了“讨伐”红军，离开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正在南昌前线亲自指挥。接着，长江流域由于大雨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洪水，受灾人数将近6000万人。

张学良早已下令自己在东北的军队慎重对待日军的挑衅，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爆发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仍然禁止抵抗日军，命令在满洲的部队不扩大战斗。蒋介石也企图避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因此他支持张学良的方针，9月21日向国际联盟提起诉讼。

9月22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受理了中方的诉讼，将之列为一个正式议题。最后，包括日本在内，全会一致批准了要求日中双方不扩大事态和两军撤退的通告。

30日，国际联盟理事会正式通过不扩大事件的决议后，开始休会两周，而对日本撤军并没有特别规定期限。

但是，到了10月，南次郎陆相和金谷范三参谋总长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0月1日，南次郎陆相在内阁会议上发言称：

“如果现在撤军，日本将会陷入非常困难的立场”，阐述了反对撤军的意见。当时，币原外相表示：“应该在撤军以后开始谈判”。对此，南次郎陆相主张：“在问题解决之前，绝不应该撤军”。进而，10月5日，南次郎陆相在内阁会议上提议：“满洲的独立（建立新政权），由政府决定”。12日，他又表示对满洲的新政权表面上不加干涉，但肯定了从背后操纵的态度。

也就是说，从原来的“从满铁沿线撤军，不干预新政权”的态度，转变为拒绝撤军、同意操纵新政权。而追随南次郎的金谷范三也持同样的看法。

10月8日，南次郎陆相、金谷范三参谋总长、武藤章教育总监组成的三长官会议制定了《时局处理方案》，决定与新政权谈判，根本解决满蒙问题。这个方案依据9月30日七课长会议拟定的《关于解决满洲事变的方针》，决定表面上避免干预新政权建立，而背后提供帮助。

次日，《时局处理方案》被提交给若槻首相。

南次郎和金谷范三有关撤军和不干预新政权的言论，并非出自自己的政策信念，而是按照内阁的决定而发表的，因此，他们的态度本来就摇摆不定。

所以，他们没有向关东军下达撤军命令，而且，在要求陆军内部不干预满洲新政权的指示在七课长会议上实际被无视的情况下，受到一夕会派中坚幕僚的强大压力，他们最终转变了态度。

10月8日，关东军未经陆军中央批准，便轰炸了锦州。当时，被赶出奉天的张学良政权把政府临时设置在位于辽宁省西部的锦州。这次轰炸违背了日本政府此前不扩大事态、逐步撤军的承诺，震动了若槻内阁和国际社会，而这正是石原等人的关东军目的所在。

在南次郎陆相转变态度的同时，若槻内阁的方针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与朝鲜驻屯军擅自越境时一样，这是为了避免一直对内阁持合作态度的南次郎辞去陆相一职。

轰炸锦州的第二天，若槻内阁拒绝了中国国民政府提出的在10月14日前撤军的要求。12日，若槻内阁向中方做了答复：日中之间就铁路问题、经营权等达成一定协议后，日本将撤军到满铁附属地以内。这是对撤军附加了一个新的条件。

在此之前，若槻内阁一直要求日中之间直接谈判，但对于撒军本身，则表示除了保障日本侨民的安全以外，并不附加特别的条件。

另外，10月中旬(16日以前)，日本内阁就在满洲建立新政权达成了一致意见：不允许公开援助，但是，“如果是背后进行，则是事不得已”。也就是说，尽管是背后，但是容许干预满蒙新政权，在态度上发生了转变。

进而，10月26日，内阁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声明称，如果把部队全部撤回满铁附属地以内，将会进一步恶化事态。声明彻底改变了此前的撤军方针，表示了承认既成事实的态度。

另外，同一时期，内阁宣布，张学良政权作为东三省的政权已经没有意义，应该促进“发展中方的地方治安维持机构”，从而提出了促进建立满蒙新政权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