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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51
山山记水程
——李贽在晚明
李 舫
“啪！”
一滴血滴在地上。
“啪！”
又一滴血滴在地上。
“啪，啪，啪，啪……”
血流像一根凝重的红丝线，不，红丝线比这要纤细得多，这分明是一条曾经丰盈现已濒临干涸的溪流，曾经鼓荡的生命，正渐渐变成无限的哀婉和叹息。
血，滴在冰冷的地面上。
死神在不远处纵声大笑。他常年游走在监狱的高墙之内，看惯了刽子手砍下犯人的头颅，麻利得如探囊取物。他不相信这个衣衫褴褛、像乞丐一样的糟老头子能挺多久。可是，这一次，他竟然在这里等了整整两天。这个苟延残喘的躯壳里到底有着怎样顽强的意志？他揣摩不透。李贽躺在冰冷的地面上，他用最后残余的力气凝视着死神，以及死神身后遥远的远方。巴掌大的窗口里，只有巴掌大的蓝天，枯索的双眸里，满是慈悲和傲岸。这不屈服的眼神，逼得死神偃旗息鼓，节节后退。死神怀着从未有过的惊恐向后张望，仿佛自己的身后，还站着另一个死神。
李贽早已说不出话来，他的喉咙被割断了，伤口溃烂得像残败的罂粟，腐败的气息游荡在这残败的躯体里。苍蝇嗡嗡叫着一群一群地飞过来，吃得脑满肠肥。血，快要流尽了，从喷涌而出，到干涸如斯。
前不久，有消息传到狱中，某个内阁大臣建议，既然不能将李贽处以死刑，不妨将其递解回原籍，借以羞辱之。李贽闻之大怒：“我年七十六，作客平生，死即死耳，何以归为！”
士可杀，不可辱！
两天前，李贽要侍者取来剃刀为他剃头。花白的头发披散着，如同废弃的麻绳，他要理一理这三千烦恼丝。可是，侍者未曾料到，稍不留意，李贽便抢过剃刀用力割开了咽喉。他已经年逾古稀，狱中的粗茶淡饭、离群索居，耗尽了他最后的元气，包括力气，否则，他会一剑毙命，哪怕剑锋指向自己。
颈上血流喷涌而出，整整两天，血流不止。
朝廷无人过问，只有年轻的侍者守在身边，痛哭不止。
“和尚，痛否？”侍者握住他干枯的手，颤抖地问他。
“不痛——”李贽气若游丝。
“和尚何自割？”侍者哽咽。
李贽黯然神伤，他已经说不出话来。
李贽用尽力气，牵过侍者的手，在掌中一笔一画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袁宏道记载，李贽在自刎后两天，方才死去。
血泊中辗转两日，这究竟是怎样撕心裂肺的痛苦？悲恸中一心向死，这又该是怎样一往无前的决绝？袁宏道不敢想象，只能饱蘸笔墨，奋力写下两个大字：“遂绝”。
遂！绝！
李贽的慷慨刚烈，尽在这真气淋漓的两个字中。
李贽想要用自己枯瘦的双肩托住黑暗的闸门，放久被压抑的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可是，过于沉重的闸门却非李贽的双肩所能承受。这一刻，这黑暗的闸门终于重重地落了下来。
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
一颗耀眼的流星，划破暗夜沉沉的天际，倏尔陨落。
一、志士在沟壑，勇士丧其元
将头临白刃，一似斩春风。
其实，李贽早就准备好了，将“荣死诏狱”作为最后归宿。
多少个贫病交加的惨淡黄昏，多少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多少个彻夜参悟的饮露清晨……李贽拖着孱弱的身躯，在逼仄的狱室里走着，椎心泣血，思绪万千。
他要以死明志，用死来了结这场官司。是的，士可杀，不可辱！
万历三十年的春天，乍暖还寒，御河桥边的冰凌开始融化，棋盘街旁的杨柳开始吐绿。可是，春的讯息藏不住北京城的波谲云诡、杀机四伏。
一场政治阴谋在悄悄酝酿着，这阴谋直指李贽和他的异端思想，株连他的朋友们，扫荡他的追随者，甚至祸及利玛窦之类西方传教士。
从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向万历皇帝神宗上疏弹劾李贽、要求逮捕高僧达观，到礼部尚书冯琦上疏焚毁道释之书、厉行科场禁约，再到礼部上疏要求驱逐西方传教士，这些事，都紧锣密鼓地发生在二月下旬到三月之间短短一个月内。有明一朝逾二百年矣，政治机器运转得如此高效、如此整齐划一，这或许还是第一次。
去年的这个时候，曾经写《焚书辨》声讨李贽的蔡毅中在辛丑科的会试中中了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蔡毅中心中恨恨，他的老师耿定向对李贽太多隐忍，现在，他终于有机会了，他要效法孔子诛少正卯，要置李贽于死地而后快。
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开始在京师流传，其中之一就是李贽公然著书诋毁内阁首辅沈一贯。沈一贯闻知此事，大光其火，却苦于找不到李贽的把柄。他思虑再三，决定以“刊异端以正文体”为名，发动一场清除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异端的政治运动，先从李贽下手，再逮捕高僧达观，进而驱逐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
如果你认为，迫害李贽的都是宵小之徒，那你就错了。
在这个向李贽投出匕首和刀剑的队伍中，不仅有观风派，有保守派，有激进派，而且有担当社会进步的贤达先驱、治世能臣。
张问达，东林党中享有盛名的君子之一。《明史》记载，张问达，与东林领袖顾宪成乃同乡。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历官知县、刑科给事中、工科给事中、吏科给事中、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吏部尚书等职。当万历皇帝派矿监税史对商民进行掠夺时，张问达上疏“陈矿税之害”，为民请命。万历三十年（1602）十月，他又乘天上出现星变之机，再次上疏请“尽罢矿税”。巡抚湖广时，正值万历皇帝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要湖广出资420万两皇木银两费，张问达又“多方拮据，民免重困”。
闰二月乙卯（廿二日）这天，张问达呈送的这份奏疏便摆在了神宗的案头：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捧咒念佛，奉僧膜拜者，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
康丕扬，以贤能著称，先后任宝坻县知县、密云县知县、山西道监察御史监管河东盐政、辽阳巡按兼学政，后署理两淮盐课。他中进士后，先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任宝坻县知县，后调密云县知县。他在宝坻、密云六年间，清理垦田，裁撤县内不必要的建设项目；施行清丈土地安置回乡灾民、平反冤假错案、重修白檀书院。万历二十七年（1599），康丕扬在赴京等待重新安排职务期间，根据密云的战略地位与地形，写出《千秋镜源》六十卷，为山海关一带的治乱和战备，提出诸多颇有建树的见解。
三月乙丑（初三日），山西道监察御史康丕扬向神宗递上了参劾李贽及僧人达观的奏疏：
僧达观狡黠善辩，工于笼术，动作大气魄以动士大夫。……数年以来遍历吴、越，究其主念，总在京师。……深山尽可习静，安用都门？而必恋恋长安，与缙绅日为伍者，何耶？昨逮问李贽，往在留都，曾与此奴并时倡议。而今一经被逮，一在漏网，恐无以服贽之心者，望并置于法，追赃遣解，严谕厂卫五城查明党众，尽行驱逐。
如此密集的箭矢让李贽无处躲藏。神宗见张问达、康丕扬等人奏疏，批复道：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以刻未刻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
李贽旋即被捕入狱。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可是他还是没有料到，他将在狱中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记录了李贽被捕时的情况：
至是逮者至，邸舍匆匆，公以问马公。马公曰：“卫士至。”公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马公愿从。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马公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门之牍尼马公行者纷至，其仆数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马公不听，竟与公偕。明日，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崛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
落难狱中一个月，李贽陆续写下《系中八绝》，不妨看看他在这八首诗背后的情感历程。第一首题为《老病始苏》：“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遍历名山大川，却独独未曾进入过监狱的大门。刚刚入狱的李贽，将坐牢也视为人生的体验，这是何等的超然！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李贽在狱中愈来愈绝望，他用《不是好汉》为第八首题名：“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从第一首的超拔淡薄，到第八首的唯求速死，难以想象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情感变迁。时间，像一把钝刀，一下又一下，割着他的感觉，也割着他的灵魂。走笔至此，李贽已经明白，寄希望于皇恩浩荡，那无异于白日做梦。他下定决心——
以身殉道，唯求速死。
李贽的学说使他处于万历年间中国社会时代矛盾的焦点上，这就是——继续维护传统的泛道德主义、用“死的”来拖住“活的”？还是冲破传统的泛道德主义，用“新的”突破“旧的”，替朝气蓬勃地创造自己的新生活的人们打开一条新路？
破旧不堪的青布直身宽大长衣，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边角磨圆了的黑色纱罗四角方巾，折叠得整整齐齐，码放在一边。原以为对人生还有所留恋，可是，这些天写完这部《九正易因》最后一个字，李贽明白了，“未甘即死”是因为这部著作还未完成。周文王的易经、孔子的易传，被后人穿凿附会到不成文理，如此这般，何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在，书稿终于完成，他此生了无遗憾。
可是，《九正易因》撰成，李贽的病却更重了。他写过一篇谈论生死的短文，题目叫《五死篇》，列举了人的五种死法：“人有五死，惟是程婴、公孙杵臼之死，纪信、栾布之死，聂政之死，屈平之死，乃为天下第一等好死。”为义而死，死得壮烈。谈到自己的死，他写道：“第余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英雄汉子，无所泄怒，既无知己可死，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李贽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早有预感，“春来多病，急欲辞世”，二月初五，他提笔写下遗言：
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摇动人言，急于好看，以伤我之本心也。虽马诚老能为厚终之具，然终不如安余心之为愈矣。此是余第一要紧言语。我气已散，即当穿此安魄之坑。
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头照旧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单总盖上下，用裹脚布廿字交缠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开门时寂寂抬出，到于圹所，即可妆置芦席之上，而板复抬回以还主人矣。既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阁了，仍用芦席五张铺于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筑实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园书之，想彼亦必无吝。
遗言如此冷静，仿佛不是在谈论自己，而是谈论旁人的日常琐事，却读来让人五内俱焚。李贽担心自己的死给大家平添烦恼，在遗言中特地叮嘱，用五张芦席安顿我的魂魄就可以了，不要用板材，不要用棺木，落葬的时候穿着平时的旧衣服即可，不需要更换新衣。甚至，他还不忘提醒朋友，一定记得将抬尸骨的木板还给主人。他了无挂碍，更不希望朋友们因为他的离去而痛苦，更不希望自己的离开给朋友们留下任何烦扰，“我心安焉，即为乐土”。
遗言行至后半部，李贽愈加冷静、清醒：“我生时不着亲人相随，没后亦不待亲人看守，此理易明。”他希望干干净净，了此一生，生生死死都无牵挂。在遗言的结尾，李贽又反复叮嘱：“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幸听之！幸听之！”
呜呼！卓吾远矣！
一身犹在，乱山深处，寂寞溪桥岸。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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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祁创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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