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的冬天，苏轼在汴京的牢狱中写下绝命诗。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彼时的他，因“乌台诗案”沦为阶下囚，每日听着御史台的拷问声，连遗书都备了好几余封。这场文字狱牵连三十九人，其中便有他的挚友王巩。
王巩何许人？他是宰相王旦之孙，诗酒风流，家中藏书画千卷、美妾如云。当苏轼在狱中数着铁窗外的寒星时，王巩正被押往岭南宾州（今归属广西南宁）——那个“瘴疠横生，人烟稀少”的绝地。
那日雪落汴梁，苏轼获释出狱，听闻王巩的侍妾宇文柔奴自请随行，惊得手中茶盏坠地。在男尊女卑的时代，一个女子放弃锦衣玉食，甘愿踏入蛮荒，这需要何等勇气？他望着黄州的残月，忽然懂得了：世间最重的不是黄金，而是绝境时依然相守的心。
在宾州的四年，是王巩与柔奴生命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岭南湿热，毒虫横行，王巩水土不服“瘴烟窟里五年”，昔日贵公子须亲自垦荒种菜。柔奴采草药治他的热毒，用木棉织布御寒，甚至以琵琶声驱散蛮荒的寂寞。某夜山洪冲毁茅屋，她抹去王巩额角的血痕，笑指残月：“此间月色，倒比汴京清澈三分。”
对于王巩，苏轼的心中一直有愧，他在给王巩的诗集作序时提到：
“如今王定国因为我的缘故而获罪，被贬谪到海上三年，一个儿子死在贬谪之地，另一个儿子死在家中，王定国自己也差点病死。我猜测他非常怨恨我，不敢写信给他通报消息……”
为了弥补自己的愧疚，苏轼在黄州垦荒东坡时，总将最好的茶饼托商队捎往岭南。
他像老父亲般絮叨：“须少俭啬，勿轻用钱财……每日饮少酒，摩脚心法可御瘴气。”信中夹着自绘的《养生图》，连腌菜的盐量都细细标注。
而王巩的回信总带着岭南的暖意：柔奴酿的荔枝酒清冽如泉，瑶寨孩童围着她跳月下舞，木棉絮飘进诗笺竟似雪片。
几年过后，王巩北归返京与苏轼会宴。席间，柔奴为苏轼劝酒，酒过三巡，苏轼凝视柔奴指尖的茧痕，带着一丝愧意和紧张的情绪问道："广南风土，应是不好？"
柔奴抬眸一笑，眼波如月下清溪："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八个字落地时，苏轼手中的酒杯顿在半空。他忽然看见那个汴京雪夜：柔奴抱着琵琶跪在囚车前，雪花洒落在她身上；看见宾州暴雨中，她拆了罗裙为药囊填絮……
苏轼心中很钦佩柔奴，也为友人能找到这样一个贴心的人而欣慰，便写了这首《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用来夸赞柔奴：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琢玉郎”三字写得遒劲——那是苏轼记忆中王巩抚琴泼墨的贵公子模样；“点酥娘”却蘸着岭南的梅香——柔奴在瘴烟里采药酿酒，指尖的茧比汴京歌姬的蔻丹更艳。最妙是“雪飞炎海变清凉”，岭南酷暑化作漫天飞雪，不是仙术，是柔奴月下教瑶童唱《诗经》时，山风卷起的木棉絮。
“万里归来颜愈少”——苏轼望着柔奴鬓间的素馨花，恍见岭南崖缝里倔强的野梅。她哪里是容颜未老？分明是把蛮荒岁月酿成了骨子里的清气。
当士人们纠结于“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时，一个歌姬用四年的陪伴悟透了：真正的归途不在他方，而在心能安处。
这首词没有华丽的典故，却让后世吟诵近千年。
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读这首《定风波》，依然能触摸到那份穿透时空的温度。
正如梅尧臣所言“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原来治愈人间漂泊的，从来不是什么海誓山盟、名车珠宝，而是一句简简单单的：
“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用笔墨为柔奴立了一座无字碑，碑上不刻功德，只映着每个时代寻找归途的倒影。这便是宋诗的最高境界：以最平淡的句子，道破最深的生命禅机——心安之处，四海都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