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肝癌患者占全球近半数，五年生存率却不足13%。在手术与药物之外，一束看不见的射线正悄然改变晚期患者的命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肿瘤放疗科主任徐向英教授深耕放疗领域40余年，带领团队将肝癌放疗有效率提升至国际前列。放疗为何被称为“隐形手术刀”？哪些患者能从这项技术中重焕生机？徐教授深度解析肝癌放疗的突破性进展与临床实践。
放疗技术进化：从“粗放轰炸”到“精准制导”
上世纪50年代，全肝移动条照射因“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被弃用。徐向英教授回忆，彼时放疗如同“蒙眼打靶”，肝脏轮廓模糊，剂量分布不均，疗效与风险严重失衡。而如今，影像引导放疗（IGRT）与生物靶区勾画技术，让放疗精度跃升至毫米级。
以立体定向放疗（SBRT）为例，通过多角度射线聚焦，单次高剂量照射即可摧毁肿瘤，正常肝组织损伤率不足5%。徐教授团队引入精准放疗设备与呼吸门控技术，实时追踪随呼吸起伏的肿瘤。“过去照射误差达厘米级，现在目前的精准放疗可以做到六维床及控制在1毫米内。”一名28岁患者肝S5段肿瘤紧贴大血管，经SBRT治疗后6个月肿瘤完全消退，AFP指标恢复正常。
尖端设备更让放疗迈入“秒杀时代”。质子重离子技术利用“布拉格峰”效应，在肿瘤处释放最大剂量后迅速衰减，对周围器官近乎零损伤。徐教授透露，中山三院已启动质子中心建设，质子重离子放疗对组织的损伤更小，对局部杀伤力更大。如此，不仅对肝癌，对所有的肿瘤均可提高疗效，减少损伤。而Flash放疗的动物实验显示，超高剂量率照射可在0.1秒内“秒杀”肿瘤，为无法耐受分次治疗的患者带来曙光。
治疗策略革新：从单打独斗到多学科“组队出击”
“十年前，外科医生视放疗为‘抢病人’，如今主动将疑难病例送上门。”徐向英教授感慨。国家卫健委2024版指南首次明确放疗在肝癌全周期的价值：早期不可手术者采用SBRT根治；中晚期联合介入、靶向、免疫实现“降期转化”；术后辅助放疗可将复发风险降低30%。
一名30岁男性患者左肝肿瘤伴肝门淋巴结转移，介入联合靶向治疗无效后，经放疗病灶缩小60%，最终成功转化切除。术后病理显示肿瘤完全坏死。“这种‘接力治疗’需要外科敢于放手，放疗敢于担当。”徐教授强调。目前，中山三院肝癌放疗患者中，27%为早期病例，这一比例甚至超过部分专科医院。
团队协作更体现在全流程质控。从医生勾画靶区、物理师设计计划，到技师执行治疗，17个环节环环相扣。徐教授展示了一例巨大肝癌病例：剩余肝体积仅666ml，通过剂量-体积优化，将正常肝受照剂量控制在安全阈值内。“放疗不是单兵作战，而是物理、生物、临床三大学科的精密交响。”
破除认知误区：放疗不是“最后稻草”
“患者带着腹水、黄疸来求放疗，我们痛心却无力回天。”徐向英教授直言，我国仅26%的肿瘤患者接受放疗，基层医院仍将其视为“姑息手段”。实际上，放疗在早期治疗中优势显著：90岁患者肝癌复发后，经5次无创放疗存活逾5年；肝硬化Child-Pugh C级患者接受个体化放疗，严重毒性反应发生率低于10%。
认知落差背后是教育缺失。徐教授团队统计发现，初诊肝癌患者中，超70%从未听说放疗可根治小肿瘤。“首诊医生若推荐手术或介入，患者便与放疗擦肩而过。”
技术普及同样关键。广东省放疗机构7年内从60家增至150家，但设备分布不均、人才缺口仍在。“如调强放疗（IMRT）需物理师全程参与，而部分基层医院由技师代行计划设计，如同让司机造汽车，隐患无穷”。她呼吁建立区域性放疗质控中心，通过5G远程会诊实现资源下沉。
随着Flash放疗、自适应放疗等新技术进入临床，肝癌治疗或将迎来“无创时代”。徐向英教授透露，团队正探索放疗与免疫治疗的协同机制——“放疗摧毁肿瘤释放抗原，免疫药物激活全身杀伤，这种‘远隔效应’有望突破晚期治疗瓶颈”。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辅助靶区勾画、自动化质控系统正在研发，未来或使放疗从“经验医学”迈向“标准化生产”。
在徐向英教授的构想中，肝癌诊疗将形成三级网络：社区医院完成筛查与转诊，区域中心实施精准放疗，国家级平台攻坚疑难病例。“当放疗成为肝癌治疗的首选项而非备选项，中国患者五年生存率才有底气追赶发达国家。”
她告诉南都记者，放射治疗虽非肝癌首选治疗方案，但其作用日益被认可。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恶性肿瘤总体五年生存率已提升至40.5%，但肝癌等消化系统肿瘤仍长期徘徊在12%-15%。要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提高15%的战略目标，仅依托肺癌等成熟癌种的诊疗水平提升已显不足——以鼻咽癌为例，其五年生存率已达85%以上，提升空间有限。因此，聚焦肝癌等五年生存率低于20%的肿瘤，将成为达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路径。
采写 南都记者 王道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