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一场登闻鼓捶出的千年制度
开宝六年（973年）春天，汴京城科举考场外的登闻鼓被落第的考生徐士廉捶得响声震天。他的目的是控告主考官李昉“徇私不公“，而宋太祖赵匡胤的悄悄扬起嘴角，处理方式比戏剧还精彩——当场宣布重考，并亲自坐镇殿试把关。这场舞弊案看似平平无奇，实则是赵匡胤借题发挥的政治阳谋：他借机将殿试制度化，从此“天子门生”取代考官门生，皇权牢牢捏住了科举的咽喉。同时这个时代也把科举制度的巅峰与黑暗演绎的深入每个中国人的神经深处。
古代公考的巅峰与暗流
宋朝科举考试是古代科考中的新的一轮巅峰。它在古代选拔人才方面制度已经非常完备，在整个古代考试体系里绝对是不可不提的。北宋加南宋共录取公务员11.5万人，年均360多人，录取人数远超前代，是唐的5倍。穷苦人家的学子如范仲淹、欧阳修借此跃升宰相，创造了“朝处田舍，暮伴天子”的社会流动神话。但是光鲜数字的背后，是统治者与作弊者持续千年的博弈。
神乎其技的作弊与反作弊手段
为防止利益集团大范围操纵考试，有官员发明了密封考生信息的糊名手段和设专人重抄考卷的誊录制度。
有人搞发明，就会有聪明者反向发明作弊手法。誊录院雇佣的“人肉打印机”每月工资仅3贯钱（约合半头牛价），催生了“改一字十文钱”的灰色产业。元丰元年（1078年），考官群体中有人通过送饭小卒传考题以长作弊之风。权贵更开发出“阴阳笔法”：在“之”字末笔添加暗号，仅宣和六年（1124年）就有213份标记考卷被提档录用，占当年录取数的15%。
技术防弊与反制手段的较量同样精彩。大观年间（1107-1110年）推出了一种油墨防伪纸：纸张浸泡桐油与朱砂混合液，干燥后形成疏水层。正常书写时墨迹渗透均匀，若涂改或覆盖，则因油脂阻隔出现墨色晕染或脱落。而考生的破解方法是用蟾酥混合米汤（用毛笔蘸米汤涂抹需修改处，淀粉迅速干燥形成透明膜，暂时覆盖防伪油墨的变色特性）；
权贵子弟采用类似蜂蜡在衣襟微雕四书，体温融化蜡液显字的手法，虽未见正史，但南宋《鹤林玉露》记载“蜡书怀挟”盛行，结合《武经总要》的蜂蜡密封技术记载，这类方法为合理可行的。
苏轼门生李廌的落第故事
宋代公考热流传到了今天，相随的讽刺声也传到了今天。统治者扩招本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却导致徽宗时期乡试入围者达40万，而全国官职仅需4万人的冗官困局。苏轼门生李廌的落第故事就值得深究：这位被苏轼誉为“万人敌”的才子，元祐三年（1088年）参加礼部试，当时主考官恰好是苏门挚友黄庭坚。黄庭坚为避嫌不录其卷，李廌最后名落孙山。南宋《鹤林玉露》将落第归咎于乳母自缢的悲情传说，实则是民间故事对科场失意者的浪漫化补偿：李廌擅写古典奥妙的“春秋笔法式”策论，而元祐年间的科举推崇朴实文风，这种审美风格成为其失利的更深层原因。
大家都晓得的是，民间叙事往往具有更多的戏剧性，却爱模糊制度与人性的真实根源。苏轼提携李廌时曾写下了“此生终独宿，到死誓相寻”的真情诗句，而李廌晚年编纂《师友谈记》记录苏门语录时，字里行间仍透露出对科考场失意的耿耿于怀。
历史和人性规律千年不变
宋代考公录取率虽然高，但贵族学生占比较大，因为能靠财势打通各处关隘顺利到最后一步的只会是富人的孩子。那些“朝田暮相”的传奇，也掩盖不了寒门学子的心在流血，无数考生的试卷，最终成了权贵晋升的垫脚石。各朝各代又何尝不是如此，有考试就会有作弊，历史和人性规律而已。
从赵匡胤敲响的殿试鼓点，到今天考场监控器的红色光点，人类始终在重复一个悖论：制度越精密，作弊越疯狂。与其说我们在对抗作弊，不如说在与人性中的贪婪与侥幸永远在发力。当‘编制崇拜’成为新时代的‘黄袍加身’，我们终在赵匡胤编织的权力之网里，很容易就忘记了自己是谁。
参考文献标注：
《宋会要辑稿·选举》（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
杭州市上城区社科联：《宋朝的科举制度》（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
龚延明：《宋代科举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王水照：《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文学遗产》1996年）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校注本，2019）
曾公亮：《武经总要》（商务印书馆影印本，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