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小说诗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8月版。
《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再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
《文本﹒史料﹒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月版。
二：论文
《论施蛰存小说中的反讽》《开封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叙事传统的颠覆和诗骚传统的回归——从叙事角度看“新感觉派”小说》《天中学刊（驻马店师专学报）》1995年S1。
《“白日梦”中的自尊与自怜──<春阳>中蝉阿姨情感心态剖析》《开封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论晚清小说的叙事艺术》《开封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论新感觉派小说的叙事语链》《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
《新感觉派小说叙事艺术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1917-1927：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的崛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1917-1927：现代文学批评范式的初步确立》《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徘徊于史实与虚构之间——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观念探询》《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2期。
《1917-1927: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引进》《中州学刊》2002年第3期。
《京派小说的残缺家庭模式及其美学意蕴》《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论京派小说的空间形式》《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京派小说还乡叙事的文化内涵及美学风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象征的诗学——京派小说意象叙事论》《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
《梦想的叙事——京派小说审美回忆论探询》《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在研究方法的更新中拓展与深化——京派小说研究述评》《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儿童视角叙事——京派小说审美回忆论探询》《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回忆的诗学——京派小说审美回忆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阿左林作品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
《时间的静止与叙述的自由——废名的时间意识与小说叙事探询》《西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游走于都市与乡村之间——论京派小说的还乡叙事》《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回叙型叙事——京派小说审美回忆论探询》《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3期。
《<无望村的馆主>的版本问题—— 从“福建本”增加的“跋”谈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
《时间的对照与结构的循环——论沈从文的时间意识与小说叙事》《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交流与融汇——京派作家与外国诗意抒情小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论京派作家的小说文体观》《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历史，该如何叙述？——从<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说开去》《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
《文本阐释的有效性及其限度——近年来<野草>研究的偏至》《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6期。
《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现代性探寻——以京派作家沈从文、废名的小说创作为个案》《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从“文学的国语”到方言创作——四十年代方言文学运动的合理性及其限度》《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京派小说诗学研究论纲》《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语言共同体的形成与方言、土语的规训——共和国初期的语言规划与作家语言观念和创作实践》《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07年第2期。
《现代文学的“创格”之举——新式标点符号的修辞功能探寻》《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国文教学中的文言与白话问题——以三四十年代“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为个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4期。
《“进化”、“革命”与语言乌托邦——<新世纪>派“废除汉字”的语言变革主张及其理论资源》《中州学刊》2007年第4期。
《汉字，文化霸权抑或符号暴力？——以鲁迅和瞿秋白关于大众语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倡导为例》《鲁迅研究月刊》年2007第7期。
《新文学建构中民间资源的探询——高有鹏<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的学术史意义》《文化遗产》2008年第2期。
《刘半农的诗学观念与方言诗歌实践》《平顶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被发现的风景——国语运动与现代儿童文学的兴起》《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语言认同的困境——延安作家的语言观念与创作实践》《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圣书译介与白话文体的先声》《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4期。
《国语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人文杂志》2010年第4期。
《从文本阐释到理论建构——论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及其学术史意义》《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语言共同体的建构与方言、土语的规训——共和国初期的语言规范化与现代作家的语言观念》《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1期。
《风俗美学:历史文化的民俗还原》《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语文学科的独特品格》《河南教育（基教版）》2012年第1期。
《跨学科研究的史料问题——关于寻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的生长点的思考》《平顶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评胡全章著<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7期。
《从史料的发掘整理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立——略论刘增杰的史料研究》《平顶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从文学史研究到学术史创构——黄修己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贡献》《平顶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一部歌谣与五篇序言——<吴歌甲集>引发的方言文学与国语问题》《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
《何谓“大众”,如何大众“语”?——大众语讨论中的文学语言问题》《西部学刊》2014年第7期。
《文言白话之争下的文化隐喻——关于<孔乙己>创作主题另一解》《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9期。
《从无声的文字到有声的国语——国语演讲竞赛与“文学的国语”的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1期。
《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历史的总结与现代小说语言美学的宏伟建构——论刘恪的小说理论及其学术贡献》《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12期。
《孔子形象在文革时期的重塑与传播——以连环画、漫画为中心的考察》《兰州学刊》2015年第1期。
《问题意识与考辨功夫的融会——评高恒文对周作人及其弟子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3期。
《民间的何以成为民族的——文学民族形式论争中的文体及语言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年2015第5期。
《绘画中的孔子形象与图绘意识形态表达——以“文革”连环画为例的探讨》《平顶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是控诉,还是忏悔?——论<认罪书>的叙述策略与道德救赎主题》《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4期。
《方法的有效性及其限度——关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反思》《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文章,应该如何“通俗”?——论1930年代<语文>月刊发动的语言通俗化运动》《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4期。
《乡村风景的发现与乡土空间的重构——从文学地理学视角看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乡土小说》《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5期。
《方言土语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构》《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
《学人的过度阐释与孔子形象的重构——以1970年代孔子研究为例的探讨》《平顶山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历史、记忆与叙述——“五·七干校”的多重书写》《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
《儿童视角与方言叙述——论张新科小说<树上的王国>》《创作与评论》2017年第9期。
《学者之文与主体形塑——杨波散文随笔集<雪满山>阅读札记》《南腔北调》2019年第1期。
《身份认同的困境与决断的勇气——论闽粤时期鲁迅的人生境遇及其抉择》《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3期。
《文本意象、怪诞美学与政治隐喻——从普拉东诺夫的<基坑>到墨白的<风车>》《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俗话雅说、沪语改良与声音呈现——金宇澄<繁花>的文本阅读与语言考察》《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历史、叙事与回忆:<模糊>的艺术哲学》《小说评论》2020年第2期。
《乡土文化的守护与吟唱——评王广太散文集<回望乡村>》《郑州师范教育》2020年第3期。
《<海上花列传>的标点重版与新文学家对吴语文学的发现》《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3期。
《方言、权利与记忆:1980年代以来李锐、韩少功、阎连科的语言自主性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图文互动、观看之道与女性艺术史写作》《粤海风》2020年第6期。
《自由的伦理与沉重的肉身——阅读乔叶小说的一个视角》《名作欣赏》年2021第1期。
《别具一格的书法史写作——从张晓林的<书法菩提·民国河南书法人物志>说开去》《郑州师范教育》2021年第1期。
《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吴岸杰散文集<拈一指流年>阅读札记》《南腔北调》2021年第4期。
《一部优秀民族英雄史诗的诞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1年7月16日第12版。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丰年之路>与中国“三农”问题的现代化探索》《南腔北调》2022年第2期。
《幻美的追求与幻灭的实践——张竞生阅读札记》《郑州师范教育》2022年第2期。
《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问题——郑敏访谈》《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4期。
《历史小说写作的辩证法——从柳岸的“春秋名姝”系列<西施传>说开去》《快乐阅读》2022年第7期。
《个性主义、阶级立场与人民本位——论郭沫若的儒家文化观与孔子形象的书写》《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3年第1期。
《滑稽文体与孔子圣像的衰落——论民国初年通俗文学中的孔子书写》《天中学刊》2023年第2期。
《个性叙事、回眸姿态与文化记忆——张新科小说阅读札记》《周口师范学院学报》年2023第3期。
《延安文学研究的新收获与学术史研究的新尝试——论《延安文学批评研究（1937—1977）》兼及学术史写作的思考》《郑州师范教育》2023年第3期。
《中国现代节奏诗学的系统探讨与体系建构——论王雪松《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兼及现代解诗学的新路径》《学术评论》2023年第3期。
《新文化运动非儒批孔的思想资源——诸子学的兴起与孔子形象重构》《长江学术》2023年第3期。
《北中原记忆、消失的风景与物哀美学——冯杰诗文阅读散札》《南腔北调》，2023年第6期。
《亦严亦慈的恩师——悼念刘增杰先生》《名作欣赏》2023年第7期。
《学者的“文学之文”——从杨波的散文集<月光堂堂>说开去》《快乐阅读》2023年第11期。
《现代报纸副刊作家佚文的发掘与学术研究空间的拓展及深化》《鲁迅研究月刊》2023年第7期。
《从“目视的文学”到“耳听的文学”——解放区的方言写作与文体形式的创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孔子的故事”及其他——论李长之对孔子形象书写的演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2024第3期。
《孔教刊物与孔子“救世”形象的重塑与传播——以<爱国报>为中心的探讨》《平顶山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
《传记写作的不同路径与80年代的孔子形象书写——以匡亚明的<孔子评传>、张秉楠的<孔子传>为例》《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6期。
《文本重写与思想对话——郭灿金<重写“野草”>与鲁迅<野草>的文本对读》《南腔北调》2024年第8期。
刘进才师兄发来新著《记忆、书写与伦理——当代河南文学管窥》，嘱我作序。我自知人微言轻，无法为本书增光添彩。但同时，我也明白他这么做的用意——为了让我写下一点东西，作为对师兄弟多年交游的留存和纪念。
我与进才师兄相识于1993年河南大学文学院的研究生面试考场，距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时间虽然已经过去那么久，乍见时他留给我印象依然非常清晰。那天他打着领带，一身西装穿得非常挺括，皮鞋擦得明光锃亮，头发刚理过，一头板寸齐齐整整，而且打过摩丝。可见，对于这次面试，他相当重视，为此作过一番很精心的准备。他虽然和我一样，个子不是太高，但却昂着首，挺着胸，整个人显得非常有精气神。记得在面试的预备教室等待的间隙，我们两人还有过彼此介绍和短暂交流，三十年的交往就此开启。
入学后，我和师兄又刚好分到一间宿舍，一年级与现代汉语专业的韩玉国兄合住，到了二年级，玉国搬出，我们两人同居一室，朝夕相处，彼此交流的机会更多。进才稍长于我，我称他师兄，时间长了，直呼其名，他也不以为忤，后来感觉称名不妥，就叫他才哥。师兄自幼聪慧，初中毕业就考上了本县的汝南师范学校，后在汝南师范附属小学任教。由于工作早，社会经验、人生阅历比一直待在学校的我丰富多了。在日常交往中，从他那里，我也受到他不少社会人生方面的启蒙，包括生活的艺术。当时的研究生年龄差异大，有的已接近四十。许多大龄研究生不习惯学校伙食，有的家庭拖累大，想节约，所以，许多研究生就买来煤油炉自己做饭。对于学生做饭，负责管理研究生的老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作过多干涉。这样以来，一到每天吃饭时间，进入研究生宿舍楼的长长走廊，就会看到壮观的一幕，走廊内几乎每个宿舍门口，都摆放着一个煤油炉，燃着蓝莹莹的火光，发出煤油燃烧后特有的气味，炒锅内则是勺子擦锅底的沙沙声、热油刚入锅的刺啦声，颇有点人间烟火气息。看到别人做饭，我们也按捺不住，各自找来煤油炉架起锅。师兄读研期间，他的弟弟恰好也在河南大学读书，为改善生活，也为节省，兄弟俩便搭伙在一起做饭。一般人做饭用煤油炉，他们用的则是更高级的煤油气化炉。每到饭点，弟弟会准时来到，搬出气炉，打上气，随着“嘭”地一声响，火打着了，开始炒菜做饭。做饭上两人各有分工，你洗菜，我炒菜，彼此配合默契，兄弟怡怡，令我非常羡慕。进才和我皆是农家出身，他虽然上过班，爱人也有工作，经济条件自然比我要好一些，但他生活上却很节俭，为改善生活，在这上面花费过不少心思。印象最深的是他买来冷冻的鸡架炖了吃。鸡架又称“鸡壳子”，这个称呼很形象。一只鸡，去掉鸡肉，不就成了壳子？但鸡壳子炖萝卜实在也是一道美味。当然，没出锅时闻着可能更香。我仿照他的办法，买来加萝卜炖了吃，营养又解馋。生活上诸如此类，得益于他的很不少。作为兄长，他还关心我的个人生活。看到我形单影只，曾费心给我介绍女朋友，还不止一次，虽皆以不了了之收场，但至今仍感念在心。
研究生毕业后，才哥留校，我到上海读书。随着我爱人留校，家在河大，回开封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每次从上海刚一回来，才哥总是马上召集其他师兄弟，大家一起相聚小酌。两千年毕业返回母校后，与师兄的交往更加频繁。也是缘分使然，后来我们各自搬家多次，但最终又搬到同一小区，同住一栋楼，他住在一楼，我住六楼。他和嫂夫人是美食家，每次做好吃的，都会喊我下来共享。才哥善做汝南名吃“煎鸡面片”，这道美食，不知在他家蹭吃过多少次。当然，更多的是拉上师兄弟们到外面下馆子，这些小聚，事后追忆，皆为人生美好的回忆。在一本书后记中，我曾特意提及于此：“工作之余，他时不时会叫上我与三五友好到他家，或北郊快活林，品尝他新酿的蓝莓酒或葡萄酒。无边夜色之中，一盏青灯之下，就着小菜，品着美酒，微醺之际，朋友之间任意放谈，若人生有真欢喜真快乐，当不过如此。”想起这些，总会想起一句诗，“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才哥平日与人为善，谦和厚道，但骨子里孤傲狂放，洒脱不羁，暗含锋芒，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他有时会白眼相向，酒后更是如此。他的模仿能力很强，酒酣兴高之时，会模仿起某些人物的做派和话语，神态毕现，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当然，许多情况下对于大家酒后有些偏激的放言高论，他有时可能并不认同，却往往一笑置之。这又见出他性格中和而不同、仁厚宽容的另一面。有时我想，才哥这种模仿能力应该得益于他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细致琢磨，或许正是因为此，他的作家作品评论才能够在知人论世中走入作家的内心，成为其理想读者和批评者。
任访秋先生《谈交友》说得好：“什么是朋友？朋友是两个人彼此间借着友谊的联系，而产生出的一种结合。这种友谊的构成，一部分是基于感情的相互融洽，一部分是基于理智的相互了解。这种友谊，在道义上说，是举行的切磋与琢磨；在功利说，是事业的互助与提携。”进才兄与我的相处之道，庶几近之。在事业和工作中，进才兄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比我更为深刻。他很早就意识到科研工作和科研成果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执着努力，斐然成章，很早就解决了副教授、教授。而我在博士毕业后，却产生懈怠心理，且受黄侃“五十以前不著书”观念的影响，认为自己读书太少，怯于作文，懒于作文，对于发文章、报项目、评职称皆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以至于毕业两年后，连无须评审即可通过的讲师职称也忘记按时申请。看到我的这种状态，恩师刘增杰先生曾给我善意的敲打和提醒，而作为兄长的才哥同样为我着急，私下不时在多种场合，给予我委婉提醒和规劝。为了给我评教授创造条件，他还主动把一篇权威刊物的约稿机会让于我，逼迫我写了一篇文章。可以说，此后能认识到读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改变对于发文章、报项目的消极态度，并顺利解决职称问题，既得益于刘增杰先生及其他恩师的督责，同时也与进才兄长般的时时提醒、帮助，有莫大关系。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进才兄以直道对我，确为难得的益友、畏友。交友之真意与价值在此，朋友之令人难忘和感动者，亦在于此。
工作之余，买书是我和才哥的另一共同爱好。读研初期，才哥和我一样，虽爱书，但买书很少。不是不想买，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后来，当我们到老师家中拜访，出入于刘增杰、关爱和、解志熙、沈卫威诸位先生的书房，他们丰富的藏书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其中，志熙师书房最大，呈东西长、南北短的大长方形，为多放书，解老师随形就势，把书架从东到西按排一共摆放了六七架，宛如一座小型图书馆，满架的藏书红黄绿紫，令人读之欲罢不能而又不知从何下手，带给我们巨大的心理冲击。此后，随着参与高招、自考评卷，有一点评卷费收入，特别是工作后经济条件好转，才哥和我买书的兴趣就越来越浓。周末两个人经常相约一起逛开封龙亭或内环路的旧书市场，平日无事也会一起到河大西门的路边书摊转悠；挑选到好书，也往往会第一时间告知对方，共同分享买书的快乐。他有时看到好书，若是两本，会买下送我一本；我看到好书，若是两本，也会买一本送给他。记得旧版的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在旧书店买的，共两本，一本给了他。共同买书之外，才哥和我还经常一起外出开会。开会既是学术交流，也为我们到各地探访旧书店提供了绝佳机会。至今还记得我俩在浙大开会期间，趁开会间隙，寻访杭州旧书店，淘得大量旧书，每人各自有两大摞，以致使我们的归程有“积重难返”之虞，多亏一位热心旅客的出手相助，我们才得以顺利出站。由于我们两个都姓刘，个头又差不多，都留着平头，所以，许多次与会专家分不清此刘与彼刘，在北京、南京的两次会，都发生了专家把我们彼此搞混的情况。就在今年9月份我俩又一起到武汉开会期间，在中南民族大学遇到久违的陈子善先生，善于考证的子善先生一见面就用手一一指着我俩确认道：“你是刘进才？！你是刘涛？！”直到我们各自点头称是，他才满意地放心落座。和我们熟悉的子善先生尚且如此，其他学者将我俩搞混也就能够理解了。记得二十多年前在湘西凌宇先生举办的沈从文研究会上，当时还在社科院工作的张中良先生看到我俩，曾说出他有趣的发现：“你们来自河南的两位都是平头啊？”由于我们两人曾经常光顾一个饭馆且稍稍有点频繁，一次，饭馆师傅实在无法抑制好奇心，悄悄在才哥耳边诡秘地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才哥脱口而出：“我们是同事，也是兄弟。”
师兄毕业于汝南师范学校，考研前的大学课程都是通过自学完成的，但是，他的学术认知和研究水平，并不逊色于一般科班训练出来的同行。其实，现代时期的许多学术大家，如钱穆、陈垣、余嘉锡、朱自清、叶绍钧等等，皆非科班出身，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最后成为一流的学术大师。在我看来，与理工学科重在实验不同，人文学科重在阅读，学问从读书中来，与学历学位并无必然联系。对于人文学者，学历学位再高，倘若自傲自是，不善读书，最终都很难有大出息。在与师兄学术交往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客观清醒的自我认知和坚持不懈的自学精神。他经常对我说，自己没有接受过大学的系统训练，要补的短板很多，比起其他人来，要付出更多，才能做到更好。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师兄沉潜下来执着坚持，广览博取，努力补课，在学术上勇于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从京派文学研究到现代文学语言运动研究，从重在文本解读到文学思潮及文学现象的历史研究，他不断尝试文学研究的多种路径，最终使自己的学术境界大有拓展与提升，并形成自己独到的学术路径和研究风格。他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文学的现代建构》等论著出版后，引起学界多方关注，尤其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反响。这些成就的获得，与他一以贯之的坚持和努力分不开。
师兄和我专业一样，皆为现当代文学，我们平时在闲谈散步中，围绕专业的学术问题，多有交流和彼此的提醒，但我们的学术兴趣与学术方向并不完全一致，不过，在这不一致中，我们还是有一点相同和相通，那就是对河南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对于河南现代文学，师兄关注过师陀的系列创作，发表过《〈无望村馆主〉的版本问题——从‘福建本’增加的‘跋’说起》《师陀小说〈果园城记〉的时间意识与悲悼情调》，对于河南当代文学，师兄的关注范围更广，既涉及阎连科、田中禾、墨白、冯杰、乔叶、柳岸、张新科、张晓林、王太广这些已经成名的作家，也涉及一些尚未成名的作家，同时还包括学院派作家郭灿金、杨波等人。河南作家外，刘恪、解志熙两位先生，虽籍贯不属河南，但他们都在河南工作过，对河南这块土地有很深的情感，所以，同样在他的关注、研讨范围之内。在专业学术研究之外，进才不惜花费时间，把一大部分精力用于河南作家的研究和批评，这出自他对河南文学重要性的认知和甘愿从事河南文学批评的自觉担当。他认为：“作为地方高校的文学研究者，理应关注河南的当代文学，关注身边的文学创作现象和作家作品，这是一种应该自觉担负的责任和使命。”进才兄在关注大家、名家之外，还尤为关注那些挚爱文学的无名作者。他经常给我讲，做人既要锦上添花，更应雪中送炭，这一点也体现他的文学批评方面。我虽然关注河南当代文学，发表过一些比较零碎的批评文章，但多停留在印象批评的阶段。与此相对照，进才在从事河南当代文学批评时，更追求批评的学术史广度和理论观照的深度。例如，他在评析墨白小说《风车》时，把这部小说与苏联作家普拉东诺夫的《基坑》相比较，在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内认识墨白小说，这就不是一般的文学批评，而是具有学术深度的比较文学研究了。他对柳岸小说《西施传》的批评同样如此。该文把《西施传》放置于现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文学史背景中考察，发掘柳岸历史小说创作的独异性和价值所在。其他，如对刘恪小说理论与学术贡献的评断，对阎连科小说的语言探索的分析，对乔叶小说《认罪书》的分析，皆能从史的角度，来定位分析批评对象的特质和价值，这已经成为进才河南当代文学批评的自觉追求，而这一点，也使他的当代文学批评具有了学术研究的厚度、理论探讨的深度与研究视野的广度，成为他批评的自觉追求和特色。现在，他把这些批评文章结为一集出版，对河南当代文学感兴趣的朋友，阅读本书后，相信会得到和我大致一样的感受吧。
我和进才兄交往整三十年，三十年时光匆匆过，三十载交游不寻常。回首过往，拉拉杂杂写这么多，以作为我们珍贵交谊的见证。最后，还是引用任访秋先生《谈交友》的一段话作结：“我认为所谓真正的朋友，乃是一种气味的投合，互相了解，互相同情，两人相对，或纵谈终日，或默默无语，而彼此心灵互相了然，而达到如渊明诗中所谓‘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的境地，是多么有意味啊！”
刘涛，男，1971年生，河南省邓州市人，博士，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博士生导师。从事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具体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等。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文章70余篇。专著有《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中国现代小说范畴论》等。主编《民国新诗话新诗论》第1辑、第2辑、《朱自清散文》等。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主持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主持并完成教育部项目1项。参与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11&ZD110）。主持并完成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项。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项，获得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特等奖2项。
这个集子中的大部分篇目都是我近些年来参与河南当代作家座谈或研讨提供的评论文章，大部分已经刊发。我是做现代文学研究的，从事当代作家评论只能说是“客串”，并非我的特长，当代河南文学也不是我特别熟悉的专业领域。近些年陆续写下来，竟然积累了三十余篇二十多万字，把它们集中起来，我也惊诧于这样的数量。
现在很多学人似乎并不看重这样的文章。这种观念由来已久，记不清哪位学人曾经讲过，当下的文学还没有被充分历史化，没有被历史化的文学就不宜入史。因而，对当下文学的研究也大多停留于文学赏析或文学评论的层面。即便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学者，也多半将关注和评论的目光投向那些声名鹊起的名家、大家。锦上添花固然是人之常情，雪中送炭则更为必要。只要翻阅我集子中评介的对象，其中有早已成名的作家，但更多的是刚刚在河南文学界崭露头角或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有的是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人，有的是在校大学生，有的是在基层从事文字工作，也有的是公务员而喜欢写作……他们的年龄、职业、身份不同，但共同的是对于写作的偏爱。有位老者在他八十岁生日之际，将他一生中写作的文字积累起来精心结集出版，这是他将要告别人世的最后愿望，希望有人能够对他的写作进行品评，也算是找到了他在世时的文学知音。这些文字，在某些方家眼中，或许有的篇目从纯粹的文学审美上并不能称得上真正的文学，但仍有其特殊时代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心态史意义。
当下的社会早已进入了开放而多元的“流动性”社会，人们之间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交往比任何一个时期更加密切，人们得以借助互联网、移动传媒、直播、抖音、微信等电子媒介方式了解与认识世界，地球上不同角落与不同文化空间的人们得以通过这一虚拟空间加以共时性呈现。在这样的传媒语境下，谈论地方文学似乎不合时宜。但只要稍加观察就会发现，无论我们借助电子传媒认识多么遥远的世界，但我们依然身处某一个地方，我们所感同身受的依然是每一个个体所生活、工作的主要区域。即便是人类社会大踏步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但全球化依然不能完全笼罩地方性表达。因而，为地方文学发声仍然不会过时。
河南是一个文学大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涌现出了一批各领风骚、风格鲜明的文学作者，为当代中国谱写了浓墨重彩的文学华章。但河南要从文学大省成为文学强省，这不但需要作家更加精勤的努力，也需要文学批评的助推与引导。与河南当代文学巨大的创作群体和已经取得的文学实绩相比，河南的文学批评家队伍显得相对弱势。尽管我们也有河南文艺评论家协会，但真正开展的文学批评活动还十分有限。就我本人而言，在高校从事现代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平常有自己特有的研究领域和教学工作。我写作这些批评文字，一方面是出于参加相关学术会议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作为地方高校的文学研究者，理应关注河南的当代文学，关注身边的文学创作现象和作家作品，这是一种应该自觉担负的责任和使命。这让我想起了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刘思谦先生，她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对当代河南文学进行跟踪式的评论，从李准、张一弓到乔典运、李佩甫、李洱……这些河南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刘思谦先生的文学评论相得益彰，他们后来也都成为享誉国内的文学名家，刘思谦先生的文学评论也成为当代学术界令人瞩目的一道独特风景。
文学批评家应该成为作家的知音和诤友。文学批评是评论者与作家文本之间展开对话与交流的空间，评论者不应该一味板着面孔说教。批评家对于所评论的作家作品应该抱有温情地理解，深入文本肌理，体悟作家甘苦，对于作品进行历史的与美学的分析、形式与内容的考察，发掘作品优长，指出问题和不足，以指示作家未来努力的方向。当然，文学评论在品评作家与作品中也应该引导读者进一步理解作品，呈示进入文本的阅读路径。
这些评论文字，关涉小说、散文、诗词、传记等多种文体，涉及作家二十余位。如果说批评是灵魂的冒险，那么，阅读作品就是进入作家心灵的一次历程，感受作家色彩斑斓的心灵世界。当这些文字在作家那里得到不同程度的回应、认同与共鸣，也更激发了我写作的愉悦感和成就感。这也许是我多年来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
比起我那些引经据典、高头讲章的学术论著或论文，这些评论文字在文本细读方面凝聚着我曾经阅读过的理论著作，流露出我看待文本的眼光，也投射了我的生活经验、看待世界的方式与个体性情，细心的读者或许会从文字里体悟到我的心迹，因而，我也更偏爱这些文字。
当然，敝帚自珍的偏爱心态并不意味着要陶醉在孤芳自赏的迷失状态中。我非常清楚这些评论文字的问题所在。回头再细读，仍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些评论或多或少都具有理论预设的味道，仿佛没有理论就不能欣赏文学，总想方设法用某种理论阐释文本、贯穿全篇，理论概念固然提供了阐释文本的工具，开启了文本解读的空间，但理论预设往往也会遮蔽感性阅读和文学欣赏。理论既是一种洞察与照亮，也可能造成盲视与遮蔽。从文学评论的体式而言，这些评论文章集中起来观之，就显得面目相像。即使只看题目，也都具有“家族相似性”，呈露出太多个人所惯有的话语表达和命名方式。稍加研读，就会发现我的许多评论文章所展开的论证方式也似乎有迹可循，日复一日地形成了自己当初写作未能意识到的程式化表达。处理不同的作家和文本应该有不同的评论风格和文体表达。从这些习焉不察的题目命名以及问题展开的方式，可以清醒地感受到自我的有限性、认知的固化性以及“自我超越”的艰难性。正因为如此艰难，才更应该知难而进，不应该成为自我辩解、原地踏步的自欺借口和美丽托辞。
我知道，前面的路还很长，还有更美丽的文学风景在等待着我们，我没有理由停止……
■本文为《记忆、伦理与书写——当代河南文学管窥》的跋。
■原载《大观-东京文学》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