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 学引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

内容简介

国学的主流在儒学,儒学的核心在经学,经学的精华在四书,四书的纲领在《大学》。《大学》的重要不仅在于为儒家修身为学确立门径和规模,还在于始终与儒学义理结构的衍化相伴随并为其提供立论依据。本书采取专题化的研究视角,对《大学》影响下儒家的理论范式、政教结构、脉络谱系、资料整理等方面分别予以专题探索。本书提出《大学》具有“儒学代数学”的理论特质,着力于通过《大学》诠释与理学建构的互动关系来揭示《大学》学和宋明理学的思想内涵,强调《大学》不仅为宋明理学提供了发论依据,还塑造着理论范式的演进大势,使理学整体呈现为从朱子“格物教”到阳明“良知教”到蕺山“诚意教”再到船山“正心教”的逻辑演进。本书还从《大学》图的角度对《大学》学进行了脉络梳理,为图式四书学提供了典型例证,进而拓展出了四书图学的研究方向。

作者简介

程旺,男,哲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第二个结合”,主要关注四书学、儒家教化思想、中医人文相关研究。出版专著《教化之后:儒家教化的德育诠释》、编著《新时代中医人文导引》,在《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国学研究》《道德与文明》《中医药文化》《光明日报》等发表文章多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十余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等相关研究。


目 录

引言
一、《大学》思想之旨趣
二、“儒学代数学”的路径指向
三、《大学》学的内在驱动
四、本书的框架结构及主要内容

内篇 思想支点与范式转进——《大学》学的理学演进
一、收摄的 “格物”
二、统摄的 “致知”
三、归密的 “诚意”
四、持定的 “正心”
五、小结:《大学》宗旨与宋明理学的范式转进

外篇 教而化之与内圣外王——《大学》学的政教理念
一、身心相应
二、家身相关
三、家国一理
四、治平同道
五、明新合一
六、小结:《大学》理念与儒家政教的理论品格

附篇 以图解经与因图设教——《大学》学的脉络谱系
一、《大学》图释源流及其典型范本
二、《大学》图的主要类型
三、《大学》图与思想内涵之关联
四、《大学》图的理论价值与局限
五、小结:《大学》图谱与经典诠释的新面向

结语

附录一 《大学》古本与改本举隅
附录二 《大学集说》校点
附录三 《〈大学〉沿革论》《〈大学〉沿革后论》校正
附录四 正统与异端之间:《大学》的诠释学契机
附录五 从 《大学》图到四书图
后记


序一

李景林

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传统儒学与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或者可以说,儒学的核心就是经学(李学勤先生语)。儒家有一个源远流长的经典诠释传统,其主要的立言方式,就是通过经典的诠释来表出思想,创构义理的系统。这种思想生产和立言的方式,注重经典和文化的生命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与西方哲学那种“载之空言”,偏重认知和逻辑的思想建构方式,有很大的区别。

上世纪初以来,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现代转型,经历了一个依照西方学术概念框架的学科化建构过程,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学术,被纳入到“哲学”这一学术框架下来作新的系统建构。这一学术转型,当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也带来了不少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范式、诠释原则的“拿来”性和外在化所导致的儒学精神特质和生命整体性意义的缺失。近年来,关于经学、经学与哲学、经学与理学关系的讨论,成为儒学、儒家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便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有密切的关系。 回归儒家的经典诠释传统,基于经学和经典系统内在生命的整体性来重新理解儒学,成为儒学、儒家哲学研究一条新的思想和学术进路。程旺博士 《 < 大学 > 学引论》一书,就是一部在这一方面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著作。

本书并不是一般性地讲经学和经学史,而是从宋明儒《大学》诠释与理学建构互动关系的角度,在“《大学》学”的历史和逻辑展开历程中,来具体地揭示宋明理学哲学精神之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

儒家据经典的诠释以立言,各个时代面临不同的问题,其思想的取向与关注的经典亦因此有别。宋儒以“心性义理之学”名,其经典的依据,乃由汉唐儒的五经系统转向以四书为中心而辅以五经的经典系统。在这里,四书的经典系统与心性义理系统的建构,乃相为表里、不可或分的两个方面。由前一方面言之,可谓之经学;由后一方面言之,则可称之为哲学。哲学是一种以不同层级的个性化表出其普遍性理念的学问,这种经典诠释与义理建构的内在一体性,乃规定了理学作为一种哲学的独特的精神内涵。

就思想结构而言,《大学》三纲八目的系统,由心性内圣工夫外显于治平外王事业,可以说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及其价值理念的一个纲领性的表述。因此,宋儒在其学问规模和思想系统的建构方面,又特别重视并取资于《大学》。程子以为《大学》乃孔子之遗言,圣学入德之门,故为学者所当先务。朱子亦谓《大学》为圣学“提挈纲领”,其学问规模,“首尾该备”“纲领可寻”“节目分明”“工夫有序”,堪为儒家“垂世立教之大典”(《四书或问》卷一)。朱子集宋代理学大成,以《大学》居四书之首,颇有为理学确立学问规模与为学次第之意。四书的体系,凸显了孔、曾、思、孟的道统传承。朱子又着力构建有宋以来的学术新统,将道学的谱系,追踪至周子、二程,所编《近思录》,摭取周、张、二程四子之言,被视为程朱道学的入门之书。《近思录》十四卷的结构,与《大学》之结构规模若合符节而转加邃密,从中可看到宋儒对理学思想内容和体系结构的理解。可以说,《大学》诠释对于宋明理学的体系建构,实具有“发论依据之中心”(钱穆先生语)的意义。

《<大学>学引论》一书,着力于通过《大学》诠释与理学建构的互动关系来揭示“《大学》学”和宋明理学的思想内涵,这与作者对其所提出的“《大学》学”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密切的关系(《“儒学代数学”——从 <大学> 到 <大学> 学刍议》,载《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作者在学界一般所言“《礼记》学”和“四书学”之外,提出一个独立的“《大学》学”的概念。其所理解的“《大学》学”,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两个维度。“广义的《大学》学”包括对《大学》之思想诠释及其年代、著者、考据训诂及版本流变等问题的研究。“狭义的《大学》学”则主要是指对有关《大学》思想诠释及其历史演进的研究。实质上,在宋明儒把《大学》凸显为其学说之义理架构与思想生产的独立的经典依据或“发论依据之中心”以前,有关《大学》的学术讨论还仅属于一般“《礼记》学”的内容,而独立的“《大学》学”尚付阙如。由此可以说,独立的“《大学》学”与宋明理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发生意义上的同步性。《引论》一书基于“狭义的《大学》学”来规定“《大学》学”这一学术概念的内涵,考察《大学》的诠释史,深入探讨《大学》诠释与宋明理学建构之间的生成关系,这一研究进路,立意独特亦颇切合历史的实际。它对于我们切实地理解《大学》、“《大学》学”以及宋明理学的哲学精神,有重要学术和理论意义。

本书分“内”“外”“附”三篇,“内篇”循《大学》格、致、诚、正的序列,展开对宋明儒基于《大学》诠释的心性工夫论阐述;“外篇”主要藉船山有关《大学》修、齐、治、平的思想诠释,展现“大学”学和宋明儒内外一体的政教精神;“附篇”则蒐集疏释宋明以下诸儒有关《大学》图说之源流,借以构画“《大学》学”的诠释谱系,形成了一个严整有序的结构体系。本书对具体的经学诠释的处理,亦颇有特点。在这一方面,作者并未采取一般流行的那种寻章摘句式的诠释模式,亦不单纯因循历史演进而罗列人物,而是采取类似于专题化的研究视角,对《大学》影响下的理论范式、政教结构、脉络谱系等思想和学术层面,分别予以专题化的探索。作者特别强调《大学》诠释对宋明理学哲学精神和体系建构所具有的重大影响,认为《大学》不仅为宋明理学提供了“发论依据”,还塑造着理论范式的“演进大势”。着重从朱子“格物教”到阳明“良知教”到蕺山“诚意教”再到船山“正心教”这样一个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演进历程,来具体地揭示“《大学》学”与宋明理学的学术和思想内涵。这一研究视角和和由此提出的一系列新的学术观点,是值得关注的。此外,作者对“《大学》图”的发掘也颇为新颖,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为作者后续拓展出“四书图”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其对《大学集说》的整理等工作,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程旺君201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跟我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这部《<大学>学引论》,就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在博士学位就读期间,程旺君就表现出了较好的学术史视野,具有较强的学术敏感性。由于《大学》诠释在宋明理学体系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大学》学”作为专经学史的研究,对于理解宋明理学的精神,就具有其特殊的意义。程旺君2013年选择做“《大学》学”这个课题时,学界经学热、四书学热已经起步,但四书学还没有全面铺开到专经化研究的深度。应当说,这个选题是当时学界较早的聚焦《大学》的四书学专门研究。后来相关研究已越来越多,这一选题的学术价值和思想的预见性,也逐步展现出来。当然,这个选题仍然具有很大的可拓展性,仍然是深入探索儒家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透视点。现在,本书即将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成果出版,程旺君希望我能为此书写一篇序,于是重新浏览书稿,谈了以上这些不成熟的想法,以为本书序言。希望程旺博士继续努力,更上层楼,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李景林

甲辰仲春序于成都川大花园南园寓所


序二

许家星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程旺兄大著《大学学引论》行将付梓,令予为之序。某遽闻其语而惶恐然,顾予何人也,焉有资格为序?然旺兄执意甚坚,屡辞不获命,不得已略述陋见如下。

《引论》立意高卓,别具只眼。《大学》经程朱发明改造以来,地位极速提升,俨为四书学这一新经学系统之首,对近世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甚巨。凡欲于儒家义理有所立言者,莫不欲藉《大学》之宝地以播其新论,拈《大学》之字眼以扬其宗旨。如朱子之格物、阳明之致知、蕺山之诚意、船山之正心。今人对上述四者之说,虽亦颇多阐发,然多置其于专人研究中,少有对《大学》加以综贯而论者。《大学》学原虽有如宋代《大学》之断代研究、阳明《大学》之专人研究、《大学》改本之专题研究、郑、朱《大学》之比较研究等,然就《大学》学作为一系统之学而言,实有待推进。《引论》之作,即有见于《大学》研究之分,而欲综论其全。此乃《引论》立意不同凡响之高屋建瓴处。盖论者实有一整全之“《大学》学”观念孕育于胸,进而于广博的《大学》学中扣紧“狭义之《大学》学”,以突出《大学》思想诠释之内涵。全书《内篇》选取《大学》诠释最具代表性之学者对格致诚正四个核心概念之诠释,以为《大学》思想支点及范式转进,以搭建《大学》学之体系。论者所搭建之大学学体系,其用心不唯为《大学》学研究铺砖,而更瞩目于经学与哲学、政治与教化之重要议题。论者之初心,即有鉴于有关经学史/哲学史研究之分隔,而试图呈现经学与哲学之一体,其取径实在于经学哲学。此既遥承宋明儒治大学之精神,又近接马一浮、金景芳治学由经学而入之学脉。

《引论》结构精巧,脉络分明。全书由引言、内篇、外篇、附录四部分构成,形成一层次分明、首尾呼应的整体。引言先明其宗,依次论《大学》之思想旨趣、路径指向、内在驱动。《大学》之思想旨趣具体归纳为大人之学、教化之学、整体规划之学、“儒学代数学”。提炼出《大学》三层含义:头脑义、形式义和代入义,即《大学》是阐明儒家思想的纲领之学,具有无限丰富的开放性。论者给出《大学》学的任务是通过“思想史的《大学》”与“《大学》的思想史”双向互动来呈现《大学》的思想诠释和文本诠释,但无论是《大学》自身思想还是通过《大学》来表达思想,皆不能脱离《大学》文本。由此提出《大学》学的内在驱动来自两个空间:走向《大学》文本的“文本空间”和由《大学》出发的“思想空间”,即文本诠释与思想创造,经学与哲学之间的张力。论者明确该书宗旨是从整体性来把握《大学》学的哲学精神,其所倚重的资源是《大学》学中最具哲学意义的宋明理学。换言之,是作为哲学的《大学》学,此部分内容在内篇中通过对格致诚正四目的阐发呈现。继而在外篇中论及修齐治平四目之外王学,二者相得益彰,构成对《大学》内圣外王之道的全面阐发。论者由此更进一步,探讨了极富特色的《大学》诠释图解模式,论述《大学》诠释所体现的谱系精神,所论视野开阔,综贯古今,旁涉韩国。总之,通过引论标宗名意,内外篇核心呈现,附篇诠释谱系,全书构成一眉目清晰、条理畅达、内外兼顾的有机整体。

《引论》哲史并举,论从史出。全书意在建构一套《大学》学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其所重者在《大学》学哲学层面,而似未措意于《大学》之史,于浩如烟海的《大学》学术史、蔚为热点的《大学》研究史皆甚少着墨。然此并非论者忽视《大学》之史,恰恰相反,全书对史颇为重视,而在隐显二层皆有表现。就隐微层言,论者以龚定庵“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为原则,以史思为路径,因史论以见大学之道,在“寓作于述”中实现“以史拓论”,以“了解之同情”的精神进入《大学》的历史世界。就显性层论,其附录部分收入了《大学》古本与改本举隅、《大学集说》校点、《大学沿革论》《大学沿革论校正》三份有关《大学》史的材料,对于理解《大学》的哲学精神和学术脉络皆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三篇文字涉及《大学》重要论题,体现了论者的匠心独运。《大学》古本与改本之文本变化、取舍,实体现了诠释者对《大学》义理理解之不同,故文本之争实是义理之别。《大学集说》收入自汉至宋数十家说,对于了解宋代《大学》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可谓一部简明的宋代《大学》诠释史。至于选入朱子后学王柏之两篇《大学》文字,一则阐发了宋末之前《大学》演变史,二则记载了《大学》改本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车若水之观点。

《引论》学论结合,述作兼具。《引论》予读者印象最深者是其精巧的体系组织、突出的创新精神。从书名即可知,该书追求学与论的结合。一方面重视《大学》学的阐发,如内外篇着眼于理学大家朱子、阳明、蕺山、船山之观点剖析,思想对话,附篇从《大学》图解诠释史依次论述朱子、黎立武、程复心、伍先伯等说,体现了很深的述学之功。另一方面则对《大学》学加以体系性建构,是谓《大学》学论。此对《大学》具体研究成果甚多,而对《大学》作为独立之学加以论述甚少之情况,实为有益补充。就四书单经之学而言,论语学、孟子学因二者本即为独立之书,且在宋代之前曾立于官学而影响早著,故实不存在独立之过程。尽管《孟子》因纳入四书系统而提升了其地位,但与《大学》仍有不同。《中庸》与《大学》虽俱隶属于《礼记》,然因其义理深远,多涉性命之学,且与易学关系紧密,其地位实在《大学》之上。如唐李翱《复性书》、北宋道学开山周敦颐、张载之学皆颇重《中庸》,佛教高僧亦重《中庸》,如智圆自号“中庸子”。然而就四书学而言,《大学》成为其绝对核心,朱子对《大学》的重视远非它书可比,自言一生只看破两件文字,《大学》即为其一。然而,朱子之《大学》始终被置于四书话语下论之,故《大学》虽然脱离《礼记》而又被纳入《四书》,还是未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地位。而《引论》则旗帜鲜明提出《大学》当自成其学而无所依附之问题。并从宏观上勾勒了《大学》学的基本内核和理论框架。《引论》颇多良工心苦、别有会心之论,盖旺兄所从事者,乃有本有原之学。继《引论》之后,旺兄当推出其后续佳作,是所望焉。

许家星

2024年3月17日谨记于京师

来源:教化儒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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