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将陈璘丨陈璘抗倭的功绩、历史影响与当代意义

编前语

陈璘（1532—1607年），字朝爵，号龙崖，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出生于翁源县，后落籍东安县（今云浮市云安区），官至左都督、特进光禄大夫，卒后赠太子太保。陈璘将军忠勇爱国，一生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平定两广匪患，落籍东安；夺取露梁大捷，奠定东亚近三百年和平格局；平定播州叛乱，促进西南地区稳定发展。龙崖陈公祠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民间故事“陈璘传说”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璘咁大功劳”这句话在三罗地区民间流传了400多年。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擦亮陈璘文化品牌，云安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旅体局、区融媒体中心、区陈璘文化研究协会共同开设《粤将陈璘》专栏。今天刊发第五篇文章《陈璘抗倭的功绩、历史影响与当代意义》，作者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许桂灵，原文首发于2019年云安区陈璘文化交流会，敬请垂注。

陈璘抗倭的功绩、历史影响与当代意义

作者：许桂灵

摘要：陈璘是我国明代抗倭名将。他一生征战无数，从早期在广东沿海一带驱倭平乱，到晚年入朝抗倭，无不体现了其抗倭安民、赤心报国的精神和胆略过人、善谋善战的杰出军事才干，向为后人所称道和敬仰。在万历援朝战争中，陈璘居首功，挫败了日本侵占朝鲜、征服中国、再图南洋的侵略阴谋，对其后朝鲜300多年的和平局面的形成、明代中国海疆的巩固、东北亚局势的稳定等皆做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当代我国海疆建设、爱国主义教育、海防安全教育，以及增进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等均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陈璘抗倭；粤东沿海；朝鲜；功绩；历史影响与当代意义

一、明代海疆的严峻局势

自元代中后期起，一些日本武士、商人和浪人由于其国内社会局势动荡，开始流窜到我国沿海一带劫掠。这些倭寇往往与当地土匪勾结在一起，为祸一方，给我国沿海居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进入明代以后，倭患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和彻底铲除，我国沿海一带一直倭患不绝。他们肆无忌惮，疯狂劫掠、侵扰，使中国辽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沿海地区遭受空前浩劫，人民饱受欺凌和蹂躏，饿殍遍野，满目疮痍，当地的社会生活、生产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摧毁。尤其是到明代中后期时，朝廷政治腐败，武备废弛，倭寇活动愈加频繁，危害更为严重。至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朝廷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倭寇更为猖獗，烧杀抢夺、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为我国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

据《明代倭寇考略》中的粗略统计，从我国辽东到广东沿海在明代276年的历史中至少发生过787次倭乱，造成我国军民死伤数以百万计，财产损失数以亿计。[1]据《南澳县志·大事记》载，明永乐七年（1409年），倭寇劫掠南澳，并将之据为巢穴。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先从漳州、泉州一带，窜入揭阳大川、蓬洲、钱冈、凤山等村抢掠。随后倭寇又从平和桥突犯饶平县黄冈镇，是年底移至荆陇，抢劫洋尾四村，杀男女数千人，其后转攻饶平、揭阳两县。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再次侵入潮阳县，掠杀百姓；同年，许朝光纠合倭寇千余人侵掠南澳、黄岗、揭阳等地。三十九年（1560年），倭寇侵犯潮州府，都指挥武尚文领乡兵抵御，连战皆捷，自倭寇侵扰以来，军声稍振。四十年（1561年）正月，倭寇又攻陷饶平县的大埕所。四十二年（1563年）正月，倭寇再犯揭阳，挖掘当地人的祖坟，居民号哭寻找尸骨……短短几年，倭寇从浙江、福建流窜南下，屡犯广东沿海，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据《南澳县志·大事记》载，明永乐七年（1409年），倭寇劫掠南澳，并将之据为巢穴。南澳乡民被迫迁于苏湾都（今澄海区境）。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许朝光纠合倭寇千余人侵掠南澳、黄岗、揭阳等地。相关史料表明，自嘉靖中期到万历初年为明代广东沿海倭患最严重、社会最动荡的时期，明朝廷对广东的统治几近瘫痪。大臣们不断惊呼：“朝廷已无广东矣！”“岭表非我版图矣？”有些大臣甚至提出“弃而不守”。[2]可见其时我国海疆形势之严峻，驱除倭寇、保卫家园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陈璘在粤东沿海一带驱倭保境的主要功绩

陈璘（1532—1607年）一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正是广东倭患最为严重、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面对倭贼肆无忌惮、鱼肉我国百姓的暴虐、残忍、无耻的野蛮行径，陈璘义愤填膺，立志抗倭驱寇，保卫家园。清嘉庆《韶州府志》称（陈璘）:“少倜傥，有大志，不事家人产……膂力绝伦，好任侠，结交多贤豪，相与谈剑术，讲韬略，尽得其秘。”[3]陈璘不仅胸有大志、体魄强健，而且精通武艺、深谙兵法，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将才，他驰骋疆场长达四十余年，参加过数十次驱倭平乱战役，英勇善战，忠心报国，战功赫赫，堪称一代名将。

（一）平定勾结倭寇之潮州土匪张琏、林朝曦及诸良宝等祸乱

明代中后期，广东沿海各地土匪活动频繁，并常常勾结倭寇，抢夺杀戮，为祸殊深。从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明政府屡次派兵抗倭平乱。陈璘几乎参加了广东境内所有大规模的驱倭平乱战役，他智勇双全、胆识过人，其统领的水军英勇善战，在广东沿海一带十四年的抗倭平乱的战斗中，屡立战功，被载入史册。

据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潮州土匪张琏，伙同林朝曦等，勾结倭寇流劫于粤东沿海一带，并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在闽广交界的饶平地区自称“天子”，立国号“飞龙”。两广总督张臬张榜招募“骁勇谙兵法者”讨之，陈璘揭榜应征，领职把总后，在两广总督张臬、都督刘显、俞大猷的带领下转战粤东一带，采用“潜师捣其巢”、诱敌出山等策，接连获胜，张琏的主力部队被歼灭，余党两万人被遣散。其同党林朝曦被擒获，其部下亦被遣散。而临危受命、只身深入虎穴、成功遣散张琏余部者正是把总陈璘。是役后，论功行赏，陈璘升为广东肇庆游击将军。《广东通志》称“入贼中谕贼者为把总陈璘。总督张臬奖璘千金，时服其勇，附录于此”[4]，对陈璘在是役中有勇有谋的出色表现和历史功绩进行了如实的记述和评价。

万历二年（1574年），潮州土匪诸良宝从海上出发，勾结倭寇，侵犯阳江，被官兵击败后退回潮州老巢，凭借地势，居高临下，顽守不出。两广提督、右都御史殷正茂向镇守广东的总兵官、抗倭名将张元勋借陈璘作参将。陈璘到任后，审度敌方形势后，果断下令部下用树枝捆绑战车，施用火攻，对诸良宝老巢发动猛烈冲击，斩杀、俘虏贼寇总计1200余人，诸良宝无路可退，自尽而亡。万历四年（1576年）二月，陈璘升任为参将，官阶为都指挥佥事（正三品），镇守高州。是年初，倭寇万人犯潮汕，不得逞，转而攻陷南澳。五月十八日，柘林前敌指挥官陈璘设奇谋，在南澳与柘林间海面，诱伏败倭船。[5]至此，岭南一带土匪勾结倭寇、祸害百姓的迅猛势头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广东沿海一带社会开始平静下来。

（二）镇守南澳岛，积极御倭防海保境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陈璘调任第九任南澳副总兵。南澳岛位于粤东闽南海面，自古今来是东南沿海一带通商的必经的停泊点和中转站，在明代就已有“海上互市”之称，同时，南澳也是历来的海防重镇、兵家必争之地。明代这座岛民垦种渔猎的孤岛，很快被贼寇看中，成为其盘踞的据点。据《南澳县志·大事记》载，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海寇沈师犯南澳，杨万里合诸郡兵讨平，孝宗称之曰“仁者之勇”。明永乐七年，倭寇劫掠南澳，并将之据为巢穴。南澳乡民被迫迁于苏湾都（今澄海县境）。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许朝光纠合倭寇千余人侵掠南澳、黄岗、揭阳等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吴平聚众万余，造战舰数百，纵横行劫南澳、浯屿间。许朝光、吴平等人曾先后盘踞南澳，危害一方。“古有边防，而无海防。海之有防，南澳自明朝开始。”南澳一地，其“争之则我据其胜，弃之则寇得所凭”的战略地位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为了拱卫海防，明万历三年（1575年），“潮州知府郭子章上疏《南澳设镇论》，获准。首任南澳副总兵白翰纪到任，镇府设于深澳”。[6]并派驻副总兵，使南澳的海防得到大大加强。陈璘到任时发现该岛“为诸夷贡道所必经，萑符弄戈所出没也”，“称东南一大关鐍”。因此，在其任职南澳副总兵的一年期间，他继承了历任总兵抗倭护境的传统，积极御倭防海，使倭寇无可乘之机，无法继续以南澳岛为据点实施劫掠，不得不撤出，另辟巢穴，南澳岛由此出现了海晏峤清的安稳局面。”[7]

三、统领水军，抗倭援朝

元末以来，日本浪人（失去禄位的武士）在朝鲜、中国沿海地区的海盗行为（倭乱），使得日本与朝鲜、中国的正常贸易受到极大破坏。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丰臣秀吉先后吞并了日本国内的数十个大小封建主，统一了日本，为满足迅速膨胀起来的大封建主和大商人掠夺国外财富，扩大对外贸易的侵略欲望，以丰臣秀吉为代表的日本大封建主集团企图通过武力征服朝鲜，以恢复当时处于停滞状态的贸易关系，再伺机入侵明朝，妄图建立一个包括朝鲜、中国、菲律宾、印度等在内的大帝国。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4月中，丰臣秀吉在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便以朝鲜拒绝攻明为由，发十六万大军入侵朝鲜（史称“万历朝鲜之役”）。至7月底，釜山、东莱、金海、汉城、平壤等大半朝鲜国土先后被日军攻占，日军先头部队也已抵中朝边境重镇——会宁。这期间，朝鲜国君遣派至中国的“请援之使，络绎于道”。万历皇帝认为“朝鲜为国藩篱，在所必争”，下令在全国征集优秀将才，发兵抗倭援朝。时任两广总督萧彦上疏极力举荐陈璘，称：“陈璘之名，于粤最著，而其树功于粤亦最多，谈粤之宿将，无有两者。”因此，是年六月，兵部以陈璘“熟练海务，熟悉倭情”，任命陈璘为神机七营参将，催促其“星夜前来，听候调遣”。

接到命令后，陈璘马上着手精选将士，组建了一支以家乡子弟兵为主、火力强大、精悍勇猛的“陈家军”。是年十月，陈璘又被任命为神枢营右副将，“协守蓟镇”，即在北京城及天津一带协助守卫。至翌年正月，朝廷又命其统领天津、辽宁、保定、山东军务，“御倭防海”，在沿海一带驻守，以准备随时投入抗倭援朝的战斗。但因主和派的排斥，是年六月，陈璘被贬回广东，任南澳副总兵，“协守潮、漳等处”。直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二月，陈璘才官复原职，受命统领广东陆兵五千，水兵三千北上。是年四月，他又被提拔，提督水军，成为入朝明军水师的最高统帅，领兵一万三千余人，战舰数百艘，分布于忠清、全罗、庆尚诸海口。其时，正值中朝水师遭受“闲山之败”，朝鲜失去水师大营，日本水师泛海出没，朝鲜官兵对此也无可奈何，陈璘的到来，很快扭转了战局，仅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便取得了折尔岛伏击战全胜、露梁海战大捷、乙山战役全胜等一系列战绩，最终击溃了侵朝的日军，重振了中朝联军的雄威。[8]而在露梁海战中，明军以500多艘战船，辅以朝鲜300艘战船，与日军500艘战船进行的大决战，几乎全歼日军，是役是日军在侵朝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一场战役，陈璘正是指挥这场决定性战役的中朝水师联军最高指挥官。

对于陈璘的功绩，兵部尚书邢玠在战后上报朝廷的奏章中称：“陈璘报国誓捐七尺，摧锋力敌万人，自攻打倭巢及荡灭援倭，血战无虑数十番，而露梁、昆阳、昌善之役，从昏逮明，连昼复夜，毁舟七八百只，斩溺二万余名，石曼函首，正成等就俘。天日为昏，海波尽赤，史册所载，未能或加。”[9]《明史·陈璘传》记：“初，贼泛海出没，官军乏舟，故得志。及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会平秀吉死，贼将遁，璘急遣子龙偕朝鲜将李舜臣邀之。子龙战没，（陈）蚕、（季）金等军至，邀击之，倭无斗志，官军焚其舟，贼大败，脱登岸者又为陆兵所歼，焚溺死者万计。……论功，璘为首，（刘）綎次之，（麻）贵又次之。”[10]朝鲜国王盛赞陈璘“节下以楼船之师，扼贼于露梁，身先诸将，奋勇直前，碎其艅艎，俘斩无算。妖氛廓清，威灵远扬，盖小邦被兵七载，始见斯捷，沦亡之忧，变为愉快”。

四、陈璘抗倭的历史影响与当代意义

陈璘戎马一生，在四十六年的征战生涯中，参与的大大小小的抗倭战役不计其数，几乎是每战必胜，积累了丰富的海战经验，建立了永远彪炳史册的光辉业绩，深远的历史影响和重要的现实意义。陈璘早年追随抗倭名将俞大猷、张元勋等，在粤东一带扫清倭寇以及与倭寇勾结的土匪，捍卫了我国沿海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推动了明朝廷加强海防建设，为明朝海防和边疆的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对当前我国海洋国土安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以及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陈璘晚年统领水师，取得抗倭援朝的最后胜利，挫败了日本征服朝鲜、侵占中国、图谋南洋的计划，为朝鲜复国、中国海疆安全、东北亚局势的长期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其一生最大的功绩，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意义。

其一，陈璘能征善战，既骁勇，又有智谋，既深谙兵法，又能因地制宜、活学活用，独创了许多灵活、实用的战法，因此陈璘虽征战无数，却鲜有败绩，充分表现了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陈璘戎马一生所积累的丰富的御倭平乱及海战经验，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比如在攻打勾结倭寇的诸良宝时，诸良宝逃回潮州老巢，坚守不出。其老巢“皆高山，惟以土垣深沟固垒……中间多绵丝坚甲，其火药如大发烦、百子铳等，号最精，并守以死士”[11]，不宜强攻。陈璘仔细观察敌情，研究了战场形势，“其根株窟穴所在，皆璘所亲记”，决定分兵两路，南北夹击，并亲自率军从北路进攻，又利用风向，发动火攻，“乘风纵火，焚其战舰……以牛车载土及草，令士卒积草成山，积土与贼垣平，然后以柴草、火器抛掷入巢”。[12]最终“（殷）正茂复督诸将张元勋、胡震、陈璘等逐海贼诸良宝、林道干，尽倾其巢”。[13]陈璘还常常只身深入敌营，凭借出色的口才，晓以利害，说散敌众[14]，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大大降低了战争的成本。再如在露梁海战中，陈璘善于准确判断战况，并根据变化了的敌情，及时调整战略部署，迅速转移兵力，依托岛岸，隐蔽待机，适时出击，成功地完成了这场以切断敌人海上退路为目的的规模巨大的海上歼灭战，这是世界海战史上最著名的战争之一，被列入世界古代八大海战之一，并入选西方军校教科书[15]，在我国海洋军事史上和在世界海洋军事史上均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其二，陈璘率领的中国水师在抗倭援朝战场上与朝鲜军队紧密配合，英勇顽强、舍生忘死、前仆后继，与敌人血战到底，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对加强中朝友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中朝两国军民在战火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当代中朝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和纽带。在露梁海战中，为阻拦岛津义弘的船队撤退，年过七十的中国老将邓子龙率领自己的旗舰，不顾一切地冲入日军船阵，成功地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在数十艘日舰的围攻下，邓子龙的船只被火炮击中，船身起火，部下劝邓子龙弃船，转乘小艇，暂避他处。他答：“此船即我所守之土，誓死不退！”他毅然地坚守在那艘燃烧的战舰上，直至战死。战后，朝鲜专门为邓子龙立庙祭祀。朝鲜水师统制李舜臣与陈璘共事了约七个月，两人从相识到相知，再到战争中患难与共、相互解围、合力血战，结下了生死之交。当陈璘得知李舜臣战死时无比悲痛，“跃而仆者三，击地大恸。两阵号哭，声殷海中”。陈璘与李舜臣的情谊是中朝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深厚友谊的见证。陈璘也因在援朝抗倭战争中英勇顽强、身劳心瘁、舍生忘死，为朝鲜复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而赢得了朝鲜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据史料记载：“自攻打倭巢及荡灭援倭，血战无虑数十番，而露梁、昆阳、昌善之役，从昏逮明，连昼复夜，毁舟七八百只，斩溺二万余名。”[16]后来当陈璘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朝鲜在北京的使臣异常悲痛，亲自祭奠，并赋诗哀悼：“前身杨仆将舟师，碌碌黄金笑出奇；此日讴歌穷海沸，当时鬓白满车随；惟有终南与江汉，千秋不尽海邦思。”由于陈璘对朝鲜人民的贡献，清代其孙不甘做清朝臣民，漂洋过海到朝鲜的海南地区，受到了当地人民的保护，子孙世居海南山二皇朝洞。[17]韩国现在不仅有香火不断的陈璘庙、《广东陈氏族谱》，还有以明皇遗民身份聚居的陈氏村落。每年有不少韩国陈氏到陈璘的故土——六都镇来祭拜这位抗倭英雄。[18]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7月4日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的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演讲中指出：“在历史上，每当面对危难时，中韩两国人民都相濡以沫、患难相助。400多年前，朝鲜半岛爆发壬辰倭乱，两国军民同仇敌忾、并肩作战。明朝邓子龙将军和朝鲜王朝李舜臣将军在露梁海战中双双殉职，明军统帅陈璘今天还有后人生活在韩国。”[19]据相关资料统计，陈璘在韩国的后裔超过2000人。[20]2015年11月，陈璘在韩国后裔集聚地——韩国统营市的市长金东镇在接受《小康》杂志专访时称“陈璘是我们国家的恩人，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中国和韩国是用鲜血浇铸成的联盟”。[21]由此可见陈璘的抗倭事迹在中韩两国的友好往来中的作用和意义。

其三，陈璘身上具有中华优秀儿女的许多优良品质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光大。（1）他忠心报国，胸怀大义，心系国家安危，“恤苍生之苦”。陈璘中年被流言中伤三起三落[22]，但他从未消沉，一旦朝廷召唤，他随时待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竭力，将个人生死和安危置之度外，如此非心系国家不能为也。（2）他初次入朝，面对朝鲜国王送来的礼物，他只礼节性地收下了一些土特产，其余贵重的金银财宝一概推辞不受：“不敢自外，拜人参、绵绸、绵纸，余附归璧，肃此为谢。”[23]由此可见其高风亮节之一斑。（3）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明朝廷宣布“论功，璘为首”[24],但他却不居功自傲，有功不贪功，为人谦虚，友爱，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大将应有的胸怀、气节和操守。他上书明朝廷时曾称朝鲜将领李舜臣“有经天纬地之才，补天浴日之功”。韩国学者撰文称：“陈璘回国后，在李舜臣的军营里发现了一些物品，即所谓‘八赐品’，现被指定为国家级宝物。韩国人认为八赐品是陈璘建议万历皇帝赏赐给李舜臣的礼品。八赐品给李舜臣生平事迹增添了光环，也更能激发韩国人的自信心与荣誉感。当今韩国人非常崇敬李舜臣，推崇他为‘民族圣雄’，并对李舜臣的生平事迹不断学习与传扬。由此，自然让人认识到八赐品的重要性，由八赐品又追忆到与李舜臣一同参战的中国明朝将领陈璘。可以说，对李舜臣的追慕越深，对陈璘的追忆与感激就越长久。”[25]

其四，陈璘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传播至朝鲜，为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东汉末年著名将领关羽，是刘备最为信任的将领之一。他去世后，逐渐被后人神化，一直是民间祭祀的对象，被尊称为“关公”，又经历代朝廷褒封，被尊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关羽是一个代表“对国以忠、待人以仁、处事以智、交友以义、作战以勇”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完美的形象，是“忠义”的化身。关帝在中国民间普受崇拜。陈璘将军在与朝鲜联合抗倭的过程中也将关帝信仰带到了朝鲜，焚香祭拜，奉为战神。战后，关帝庙被韩国正式认可祭祀，并被列入国家祀典体系，逐渐扩散到民间。[26]这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也是两国友好往来的文化基础。

其五，抗倭援朝的胜利彻底击溃了入侵朝鲜的日军，挫败了日本侵占朝鲜、征服中国、再侵入南洋的企图。朝鲜得以复国，此次胜利对战后朝鲜300多年的和平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使倭寇在随后300年的时间里不敢觊觎中华，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形势，奠定了这些地区近300年的稳定格局，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史上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六，陈璘抗倭援朝的胜利在三百多年后的中国抗日战争中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陈璘与倭寇血战到底的精神激励着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保家卫国。如在1938年11月至1940年5月，时任国民政府第四路军总指挥余汉谋指挥了两次粤北大会战，均重挫日军。在第一次粤北大会战打响前夕，为了鼓舞士气，增强战斗力和必胜信心，余汉谋上将亲自到翁源县龙田村祭祀供奉陈璘将军的陈太保祠，并当场奉祭联两副，一副为“专征伐以讨倭夷，辽海建奇功，民族英雄名不朽；闻鼓鼙而思将相，国人崇祀典，大明太保庙长兴”，另一副为“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文韬武略安邦国；都督总兵，大明太保，劳苦功高盖古今”。另外，陈璘抗倭援朝的胜利对当前我国加强海洋国土安全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加强海防建设、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小结

陈璘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几十年，勇冠三军，功勋卓著，官至左都督，明万历帝赐联陈璘：“辟土开疆功盖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他早年追随抗倭名将俞大猷、张元勋等，在粤东一带扫清与倭寇勾结的土匪，维护了地方社会安定，捍卫了我国沿海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推动了明朝廷加强海防建设，为明朝海防和边疆的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其晚年统领水师抗倭援朝，挫败了日本侵占朝鲜、图谋中国的企图，为抗倭援朝战争的胜利、加强中朝友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奠定了近三百年的东亚的稳定格局，在世界海洋军事史上也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具有深远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金其桢：《元明抗倭史话》，合肥：黄山书社，2017年，第6页。

[2]张居正：《张太岳集》明万历刻本影印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3]黄学佳：《抗倭英雄陈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6页。

[4]阮元：《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673册《广东通志》卷18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72页。转见刘祥学：《“贪将”抑或猛将？——再论明代名将陈璘》，《军事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64页。

[5]张梓瑶：《陈璘与南澳简析》，《神州民俗》上半月，2018年05月10日。

[6]南澳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南澳县志·大事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页。

[7]张梓瑶：《陈璘与南澳简析》，《神州民俗》上半月，2018年05月10日。

[8]黄学佳：《抗倭英雄陈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43页。

[9]喻政：《陈太保传》，转见胡文辉：《中国史上最壮阔的海战，是如何从历史书里抹去的》，2016年07月10日。

[10]张廷玉等：《明史·陈璘传》卷247，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409页。转见胡文辉：《中国史上最壮阔的海战，是如何从历史书里抹去的》，2016年07月10日。

[11]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影印本卷三《广东·诸良宝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