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绿城中国发布公告称，张亚东因工作安排辞任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辞呈提交日期为2025年3月21日。
同时，自2025年3月26日起，刘成云获委任为董事会主席。
绿城中国在3月25日起申请短暂停牌，债券也暂停买卖。
而于3月27日复牌的绿城中国，股价暴跌9.27%。
高管的更迭，就是资本市场的一场腥风血雨。
而绿城中国的高管更迭，更暗藏着混改七年来的深层矛盾——职业经理人与国企大股东的权力博弈、规模扩张与利润下滑的失衡，以及混改神话背后的制度性困局。
壹
2018年，张亚东以大连前副市长、中交“空降兵”身份执掌绿城，被寄予混改厚望。
在任六年间，绿城中国从2018年的年销售额为1564亿元到2024年的城全口径销售额达1718.3亿元，位列全国第六；操盘金额2768.5亿元，位居全国第三。权益销售额1210亿元，位列全国第六。
可以说，是张亚东让绿城在行业的惊涛骇浪中挺进了头部房企阵营，同时也为央企主导下的市场化探索提供了样本。
然而，行业的通病也依旧困扰着绿城中国。
根据此前的预警，绿城中国的利润持续承压，预计2024年止年度股东应占利润将较上年度的31.18亿人民币下降50%以内，甚至需发行年利率8.45%的高息债续命。
说白了，张亚东的困境本质还是混改企业“既要规模又要利润”的悖论。当张亚东试图以体制内资源嫁接市场化效率的时候，中交的国资背景与绿城的产品溢价基因始终难以兼容。
近年来，绿城中国在拿地榜单上的排名持续攀升，从2022年的第六名跃升至2024年的第四位。今年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绿城中国已投入近百亿元新增土储。
而且，绿城中国在土地市场上的凶猛不仅表现在数量上，在价格上也不遑多让。
在绿城中国拿地最密集的杭州，其所拿的杭州西湖区双桥单元地块溢价率高达46.5%
上海徐汇滨江原小米地块，被绿城中国以13.1万元/平米的价格拿下，更是刷新了保持八年之久的全国单价“地王”的纪录。
此举虽巩固了绿城中国的高端形象，但市场下行所导致的利润空间被压缩也是事实。
此外，张亚东的千万年薪在整个行业的惨淡时期，尤其是在有些高管自降年薪，有的甚至自愿像打工仔一样拿一万月薪的作秀衬托下，也无疑成为了被时常攻击的靶子。
贰
张亚东的离任，折射出混改企业的典型制度性矛盾。
“国资安全”与“民企效率”的似乎永远难以兼得。
中交需要绿城作为融资平台和规模抓手，而张亚东试图以产品溢价突破利润天花板，却在限价政策和融资成本高企下举步维艰。
这种矛盾，在万科、金地等混合所有制房企中同样显现，成为行业共性难题。
职业经理人试图在国资框架内重构市场法则的努力，终究敌不过资本寒冬里对安全边际的极致追求。
张亚东曾说：“绿城是我职业生涯最后一站。” 这句话如今看来，更像是一声叹息。
他的离去，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标志着房地产混改模式进入深水区——当行业从增量时代转向存量时代，任何企业都无法再靠单一战略通吃天下。
绿城与中交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
叁
接任者刘成云的履历，则透露出中交系对绿城的全面掌控意图。
刘成云深耕投资与战略板块，曾主导南沙、佛山等大型基建项目，其经验更偏向“资源整合”而非产品创新。
这与张亚东的“产品主义”路径截然不同。
这位曾主导粤港澳大湾区千亿基建的央企悍将，接手的不仅是绿城的权杖，更是一道关乎生死的命题：当房地产从黄金时代坠入青铜时代，混改企业该以何种姿态穿越周期？
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中交地产巨亏53亿元后，目前正推进房地产开发业务资产剥离事项，拟将业务重心转向物业管理、资产运营等轻资产业务。
当绿城已成为中交集团地产板块的唯一王牌。刘成云的任务或将聚焦两点：
第一，降杠杆与风险管控。绿城近年新增土储楼面价从2021年的7182元/平米飙升至2023年的7982元/平米，现金流压力陡增，刘成云可能放缓激进拿地，转向存量盘活。
第二，深化中交协同。利用中交基建资源拓展“轨交+物业”模式，或介入城市更新等政策性项目，减少纯住宅开发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