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为什么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

作家毛姆称，“《安娜·卡列尼娜》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没有一部小说能如此完美地结合人性的深度与艺术的精妙。”

人人都知道《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名著，但它到底好在哪里，剥掉“吓人”的光环后，这本名著动人吗？美吗？下文中，译者、教授刘文飞将通过分析它的细节来进行文本细读，为普通读者打开一个通往《安娜·卡列尼娜》的小小通道。

本文摘选自《读与被读》，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爱上别人时，

她突然发现丈夫的耳朵很难看

安娜从彼得堡去莫斯科调解兄嫂的家庭矛盾，却在莫斯科车站下车时迷倒与她偶遇的渥伦斯基，在舞会上与渥伦斯基热情舞蹈之后，安娜有些乱了方寸，她赶紧逃离莫斯科，返回彼得堡，渥伦斯基则乘上同一趟列车，一路紧随。

到了彼得堡，火车刚一停下，她就下了车。首先引起她注意的，就是丈夫的脸。“哎呀，我的天！他的两只耳朵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看着他冷冷的、仪表堂堂的形象，尤其是那两只如今让她十分惊讶的、支着圆礼帽边沿的耳朵，她心里想道。

纳博科夫注意到了这个场景，他在给美国学生讲解《安娜·卡列尼娜》时特意提及这一细节：

在卡列宁于彼得堡车站迎接安娜归来的那个著名场景中，她突然发现他那两只平平常常的耳朵大得出奇，支棱着的样子令人生厌。之前安娜从未注意到卡列宁的耳朵，因为她从未带着批判的目光看待丈夫，因为他是她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她早已无条件地接受了这种生活。但是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她对渥伦斯基的激情就像一束耀眼的白光，原先的生活在这束强光的照耀下就像是死亡星球上的死亡风景。

安娜发现了卡列宁的大耳朵，托尔斯泰发现了安娜的发现，纳博科夫又发现了托尔斯泰的发现，于是，我们也就发现并记住了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这个著名细节。

细节描写是托尔斯泰最得心应手的小说写作方式之一，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自然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细节描写对于典型性格的塑造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小说中的所谓“细节”，就是被作家特别关注的某个细微之处，人物或环境的某个局部。

作家像是拿着一个放大镜，甚至架起一台显微镜，把这些他认为无比重要的细部放大，并将其置于叙事的焦点，就像置于舞台的追光之下，以使读者更快、更多、更敏感地注意到它。细节是文学叙事的基本要素之一，没有细节就没有鲜活的形象和具体的场景，没有细节也就没有小说叙事。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细节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即人的细节和物的细节；而这两大类细节又可再做细分，与人相关的有肖像细节、动作细节和心理细节等，与物相关的则有物件细节、场景细节和风景细节等。

《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围绕三对夫妻展开，即卡列宁和安娜夫妇、列文和吉蒂夫妇以及斯吉瓦和陀丽夫妇，而渥伦斯基作为一个交叉性人物将这三对关系联结起来，他是斯吉瓦的朋友，又先后插足另外两对夫妻的关系。这七个主要角色都活灵活现，都具有其性格独特性和生命力，而他们的性格逻辑往往就是通过作者对他们的相貌、语言、动作和心理等方面的细节描写体现出来的。在这七个人物中，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和列文四人又是主角中的主角。

安娜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这部小说中的一号女主角，是托尔斯泰这部小说中最光彩照人的女主人公，但是，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对安娜的相貌描写其实着墨并不太多，仅突出了她身上的三个细节，或者说是三个“亮点”：眼中的亮光，黑色的鬈发，轻盈的步态。

安娜具有魅力的细节，

卡列宁让人讨厌的细节

安娜的首次出场是在小说第一部第十八章，对于一位小说女主角来说，这样的出场可谓姗姗来迟。对安娜的第一次相貌描写是借助渥伦斯基的眼睛来完成的（这也是托尔斯泰的惯用手法，他小说中的人物肖像描写几乎全都从其他人物的视角来展开）。

渥伦斯基去火车站迎接从彼得堡返回莫斯科的母亲，在车厢门口遇见与他母亲乘坐同一个包厢来到莫斯科的安娜，安娜的美貌和气质让他忍不住回头多看了一眼，安娜恰好也在同时回头，于是，渥伦斯基在安娜那双“明亮的、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乌黑的灰眼睛”里看到了“一道闪光”，“她有意要收敛眼中的光，但那光却违反她的意志，又闪现在那勉强可以觉察出的笑容里”。

在这之后，托尔斯泰一次又一次地写到安娜眼中的“闪亮”、“光”或是“火”。渥伦斯基追随安娜回到彼得堡，在彼得堡车站的站台上再次看到安娜，发现“她的眼睛里却有点什么闪了一下，尽管那火闪了一下就熄灭了，他却因这一瞥而感到幸福”。渥伦斯基结识安娜之后，“在他每次与安娜交谈时，她的眼里都会闪光”。

而在安娜意识到自己完全不爱丈夫卡列宁之后，“她睁着眼睛一动也不动地躺了很久，那眼睛里的光芒，她觉得自己在黑暗中也能看得见”。然而，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陷身于生活旋涡中的安娜却开始不时眯起眼睛，托尔斯泰强调这是安娜的一个“新习惯”。

小说第六部第十八至十九章写安娜与嫂子陀丽谈心，在这两个章节之内，托尔斯泰就三次写到安娜的眯眼：“安娜不再看朋友的脸，并且眯起眼睛（这是她的新习惯，陀丽之前没有见过她这样）”；“安娜眯起眼睛说话，眯得只看见合在一起的睫毛”；“安娜眯起眼睛，好像在凝视远方的什么东西”。“陀丽不知为何这时忽然想起安娜喜欢眯眼的奇怪的新习惯，而且她还想到，安娜眯眼，正是在涉及内心生活方面的时候。”安娜在自杀前最后一次拜访陀丽时，陀丽问她什么时候离开莫斯科去乡下庄园，“安娜眯起眼睛望着前方，没有回答”。

安娜眼中的光芒，是她激情的自然流露和投射，这是丘比特的箭，是一团烈焰，到她开始遮蔽自己眼中的这道光芒时，她可能已经意识到，这道目光已经点燃了一场终将吞噬一切的大火。

安娜身上的第二个细节特征，就是她优美的黑色鬈发。渥伦斯基第一次见安娜时，并未看到她的黑发，可能因为安娜当时戴着帽子，但在后文，托尔斯泰却多次让安娜这头鬈发从帽子里钻出来，翘出来，以展现安娜这满头鬈发的任性和不服帖。

陀丽去渥伦斯基家的庄园做客，在马车上远远地就看到骑在马上、英姿飒爽的安娜，“看到她秀美的头，那从高高的女帽里露出来的黑色头发，那身着黑色骑手服的苗条身段”。安娜的儿子谢廖沙在思念母亲时，满大街找妈妈，认为“任何一个丰满、优雅的黑头发女人都是他的母亲”。

俄国当代作家巴辛斯基新近出版一本讨论《安娜·卡列尼娜》的书，书名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真实故事》，他在书中谈及安娜这头黑色鬈发的来历：托尔斯泰在一次聚会上被普希金的长女玛丽娅的美貌所惊倒，因为玛丽娅作为具有八分之一非洲人血统的普希金的女儿，生有一头鬈曲的黑发，这给托尔斯泰留下深刻印象，托尔斯泰后来就把这头黑色鬈发留给了安娜。此外，在俄国人的心目中，黑发也往往具有某种东方的异国情调，具有某种神秘色彩和诱惑力。出现在莫斯科舞会上的安娜，没有如吉蒂所预料的那样身着紫色长裙，而是一袭黑色长裙，她最终迷倒渥伦斯基，或者说诱惑了渥伦斯基。

黑色的鬈发和黑色的长裙一样，都构成安娜肖像的基本色调。小说中关于安娜头发的另一个细节也很传神：安娜在生孩子时得了产褥热，在病中被剃去秀发，她的脑袋于是似乎成了一把黑色的刷子。这是安娜的禁欲阶段，是她的忏悔期，她的黑色鬈发也因此消失，但待她逃离丈夫，逃离家庭，她的黑发也就更自由地飘逸起来，如陀丽在渥伦斯基庄园看到的那样。直到她卧轨自杀之后，渥伦斯基还注意到，躺在车站一张大桌子上的安娜，“头上盘着沉甸甸的发辫，鬓角和美丽的脸上粘着一缕缕鬈发”。

安娜身上的第三个细节特征就是她“轻盈的步态”。小说中的安娜既丰满又庄重，走起路来却迅捷轻快，动作也很干脆有力，比如在与人握手的时候，这应该是她丰盈的甚至过剩的精力和活力的外溢。在安娜刚出场不久，托尔斯泰就写道：“她迈着迅速的脚步走进门来，她相当丰满的身体却能迈出如此轻盈的脚步，令人称奇。”而在生命的最终时刻，她依然“迈着轻快的步态沿着从水塔通向铁轨的台阶走下去，走向在身旁驶过的火车”。

可怜的卡列宁，自从他那对无辜的大耳朵被安娜盯上之后，他就在安娜眼中乃至所有《安娜·卡列尼娜》的读者眼中失去了任何魅力，并被涂抹上某种漫画色彩。在安娜开始有些见异思迁之后，她曾回顾她与丈夫持续了八年之久的共同生活，她的内心里响起两个声音，一个在说丈夫的好话，一个在反驳这些好话。

“他毕竟是一个很好的人，诚实善良，在自己的事业上很有成就。”但就在此时，卡列宁的耳朵再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安娜突然想道：“不过他的耳朵怎么支棱得那么怪呢！是不是因为他刚理过发呢？”在这之后，安娜就要被迫每天面对卡列宁“支棱着的大耳朵”了。

卡列宁的耳朵原本可能并不十分难看，可自从它成了安娜心目中丈夫的种种不可爱之处，即虚伪、枯燥、冷淡和一本正经等性格特征的象征物之后，安娜就再也无法忍受这对耳朵及其主人了。

除此之外，卡列宁的另一个习惯动作也让安娜忍无可忍，这就是掰手指。看到妻子在晚会上与渥伦斯基当着众人的面躲在角落的小桌子旁长时间私聊，卡列宁提前回家，并决定等妻子回家后好好与她谈一谈。这时，“他把两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掌心朝下，使劲一抻，手指的关节就噼啪作响起来”，“这个动作，这个不好的习惯，也就是十指交叉并让指头噼啪作响的动作，总能让他镇静下来”。

听到安娜上楼的脚步声，卡列宁“站在那里，掰一掰交叉的手指，想看看还有什么地方会发出响声来”，结果，“只有一个关节发出了噼啪声”。在与安娜谈话期间，卡列宁再次掰响指头，这响声与卡列宁那些“谆谆教诲”一样令安娜厌恶，她忍不住喊道：“哎呀，请你别再掰响指头了，我实在是不喜欢。”之后，每逢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卡列宁依旧会掰指头。但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他的这个“怪习惯”却似乎逐渐变得有底气了。

比如，在安娜请求卡列宁让她见渥伦斯基最后一面时，卡列宁“掰了两下指头，垂下了头”。这一次，安娜没有再表示反对。比如，面对十分欣赏卡列宁的丽季娅伯爵夫人，卡列宁掰起指头来也很放松，甚至像在炫耀：“卡列宁皱起眉头，弯起胳膊，噼啪作响地掰着指头。”

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

体现为人物对外部细节做出的心理反应

与一些电影和戏剧舞台上的渥伦斯基形象不同，也与许多《安娜·卡列尼娜》的读者想象中的渥伦斯基形象不同，托尔斯泰笔下的渥伦斯基其实并非一个十足的美男子，这是“一个身材不高、身体强壮的黑发男子”，还早早地有些“谢顶”。但是，渥伦斯基外貌上的两个细节却在小说中被反复提及，即他“整齐密实的牙齿”和“笔挺的身体”。

笔挺的身体来自他的军人身份，他毕业于武备学校，又是宫廷侍卫，终日戎装，自然有此身姿，但作者一次又一次写到他的牙齿，则让人有些不解。在第一部第三十四章结尾，渥伦斯基听战友讲了一个笑话，他笑得前仰后合，之后很久，一想起这个笑话，“他就会露出一嘴密实而又整齐的牙齿，哈哈大笑起来”。

让人意外的是，在小说结尾，当列文的哥哥柯兹内舍夫在站台上遇见以志愿兵身份前往塞尔维亚战场的渥伦斯基时，却发现后者正被牙痛所折磨，“他那结实的牙齿的剧痛使他嘴里充满口水，他无法说话了”。渥伦斯基一口密实的白牙最终成为他的痛苦之源，这无疑也是某种暗示。

如果说渥伦斯基的牙齿所具有的寓意还比较隐蔽，那么小说中在描写列文外貌时反复出现的一个细节，其含义则比较明显。小说中的列文，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在晚会还是舞会，无论是与人交谈还是独自思想，都会一次又一次地“脸红”，这个俄语动词数十次地出现在关于列文的描述中。

时时处处的脸红，无疑是列文淳朴善良的天性之自然流露，也是他倔强执拗的性格在面对现实环境时所做出的激烈反应，同时也象征作为乡村乌托邦之代表的列文在都市文明中的尴尬处境。第三部第二十六章写列文前往县首席贵族斯维亚日斯基家做客时的一个场景，就特别传神地写出了列文的性格。斯维亚日斯基很想撮合自己的姨妹和列文，列文对此心知肚明，当晚，宾主在一起喝茶聊天：

列文挨着女主人坐在茶桌旁，他应该和女主人以及坐在他对面的姨妹说话。女主人是一个圆面孔、金头发、身材不高的女子，脸上一直带着两个酒窝和微笑。列文竭力想通过她探索出她丈夫这个谜的谜底；但是，列文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因为他感到很不自在。

他很不自在，是因为他觉得坐在对面的姨妹特意为他穿了一件连衣裙，特意开了梯形的领口，露出白皙的胸口。这个四边形的领口，尽管她的胸口非常白，或者说恰好因为她的胸口非常白，却剥夺了列文的思想自由。

他想，他以为这领口是为他开的，这也许错了，所以他认为自己无权看这胸口，于是就尽量不看；可是他又感觉到，单单因为开了这样的领口，他就有过错。列文觉得，他好像欺骗了谁，他应该做一些解释，可是又觉得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因此，他一直红着脸，感到不安，感到很不自在。

“您亲自在教书吗？”列文问道，竭力不去看那领口，可是他觉得，无论朝哪个方向看，他都会看到那个领口。

斯维亚日斯基姨妹白皙的胸口和列文涨红的脸庞，构成了一个鲜明的比照。

就这样，安娜闪亮的眼睛、黑色的鬈发和轻盈的步态，卡列宁支棱着的耳朵和掰手指的动作，渥伦斯基密实的牙齿，以及列文涨红的脸庞，都是托尔斯泰在人物肖像描写、动作描写上的点睛之笔，这些细节在小说中始终伴随着四个主人公，构成他们醒目的识别符号和个性名片。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将托尔斯泰的创作手法命名为“心灵辩证法”，作为小说家的托尔斯泰的确是一位人物心理描写的大师，而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首先就体现为人物对外部细节做出的心理反应。

《安娜·卡列尼娜》中最典型的心理细节描写，无疑就是对安娜卧轨前四次乘车时的内心感受之再现。安娜三次乘坐马车，两次是去与嫂子陀丽告别时的往返，一次是去火车站，而在火车车厢里的几十分钟，则是安娜人生中最后的旅程。

在乘坐马车去哥嫂家的前夜，安娜与渥伦斯基爆发了激烈争吵，她一夜没睡好，还服用了鸦片。早晨，她从窗口看到渥伦斯基与索罗金娜公爵小姐在门前交谈，那是渥伦斯基母亲托索罗金娜公爵小姐给渥伦斯基捎来文件，但安娜知道渥伦斯基的母亲试图让渥伦斯基娶这位公爵小姐，随后，渥伦斯基去了离莫斯科数十公里远的他母亲的庄园。

妒火中烧的安娜接连给渥伦斯基送去一张便条，发去一封电报，要他立即回家，但渥伦斯基没有接到便条。在此之前，安娜已得知卡列宁最终拒绝离婚的消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安娜陷入绝望，她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乘马车去哥嫂家的。安娜坐在马车的角落里，望着窗外不断变换的景物，她看到的每个细节都会在她心中激起剧烈的心理波动。

菲里波夫面包铺：她想到他们会把面发好之后送往彼得堡，因为莫斯科的水好，安娜是从莫斯科嫁到彼得堡去的，她由此回忆起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油漆的味道：他们为何老是不停地油漆呢？气味真难闻。一个男子向她鞠躬致意：是她的女仆安努什卡的丈夫，丈夫一词让她想起渥伦斯基，又进而想到卡列宁。街上有两个姑娘在笑：她们大概是想到爱情了吧？她们还不知道爱情有多么无聊。三个男孩在跑：安娜想到了谢廖沙，想到她会永久地失去儿子……

离开哥嫂家的返程路上，安娜的心情比来的时候更糟，在痛苦之上又添加了屈辱。路上有两个行人在说话：难道一个人能把自己的感觉说给另一个人听吗？她感觉到陀丽和吉蒂都会看不起她的。迎面驶来的马车上有一个胖胖的、脸色通红的先生，他错把安娜当成熟人，脱帽致敬，露出闪亮的光头，安娜心想：他以为他认识我，可是他不认识我，天下没有谁认识我，我自己也不认识我自己。

两个男孩在买冰激凌：我们都喜欢吃甜的、香的东西，没有糖果吃，就吃这脏兮兮的冰激凌，吉蒂就是这样，没有渥伦斯基，就要列文。邱特金理发店：我常在这里做头发，我要把这告诉渥伦斯基，不过，现在没有谁可以告诉了。晚祷的钟声响了，一个商人在认真地画十字：这钟声和这装模作样的动作有什么意思呢？只是为了掩饰我们相互间的仇恨，就像这些破口大骂的车夫……

安娜眼中这些相互之间毫无关联的细节，在她近乎崩溃的意识中串联在一起，交织在一起，构成最终压倒她的一根又一根稻草。这一组组密实的细节蒙太奇，为她的卧轨自杀做了充分的心理铺垫。

除了与人物相关的外貌细节、动作细节和心理细节之外，《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细节也体现为物的细节。物的细节有大有小，有虚有实，有的一闪而过，有的反复再现，有的是简单的象征，有的则是复杂的隐喻。

第三部第十二章，割了一天草的列文躺在草垛上过夜，快到黎明时，一切都安静下来，只能听到沼泽地里的蛙鸣和草地上的马在晨雾中打响鼻的声音，列文仰望星空，他把自己这一夜的思绪归结为三种：一是抛弃过去的生活，抛弃他过去所接受的无益的教育和无用的知识；二是过他现在所希望过的生活，也就是像农民那样纯朴、正当的生活；三是如何从原来的生活过渡到新的生活，这一点他虽然还没想清楚，但毫无疑问，就是这一夜把他的人生道路决定了。

“多美啊！”他望着停在天空中央他的头顶上的贝壳般的奇形怪状的朵朵白云，想道，“这美好的夜晚的一切多么美好啊！什么时候一下子就出现了这么多的贝壳呢？刚才我仰望天空，天空还什么都没有，只有两片白云。是啊，我对人生的看法也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

这个场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负伤之后仰望天空、内心突然产生顿悟的那个著名段落。

在《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列文再一次仰望天空：

他没有去人声笑语不断的客厅，却在露台上站着，倚着栏杆，仰望天空。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在他眺望的南方已经没有云了。乌云停留在相反的一方。那边电光闪闪，还有很远的雷声。列文倾听着花园里椴树上均匀的滴水声，仰望着他熟悉的三角形星群和从其中心穿过的银河及其支流。电光一闪，不仅银河，而且所有灿烂的星星都消失了，但只要闪电一熄灭，所有的星星就好像被一只万无一失的手抛出来，立刻又出现在原处。

这夜晚的星空让列文最终意识到，这就是“上帝对整个苍茫人世的普遍显现”，如果不能理解善，不能理解永远可以在我们自己心中找到的善，如果不能以这种理解为基础，生活就将是毫无意义的。列文的所思所想，无疑也是托尔斯泰自己的“天问”之结果。

“没有细节，物就没有生命”

《安娜·卡列尼娜》中布满许多贯穿整部小说的细节，小说中的物的细节大多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或隐喻色彩，而《安娜·卡列尼娜》中让人印象深刻的隐喻细节，可能要数暴风雪和蜡烛。

安娜在舞会之后逃离莫斯科，列车开动时，她发现雪花击打着车窗，并沾在窗玻璃上，一位列车员在窗外闪过，他衣服裹得紧紧的，半边身子都落满了雪。紧接着，这场暴风雪就在她的心里翻卷起来，手边的那本英国小说再也读不下去了，因为，“跟踪别人的生活足迹并不愉快，她太想亲身经历一番了”。她像是自己走进小说，走进了“罗曼史”（俄语中的“小说”和“罗曼史”是同一个词），然后又从小说回到现实，回忆起舞会上的渥伦斯基，感到有些害臊，又不知这害臊自何而来。

渐渐地，她陷入一种幻想状态，感到喜悦和激动，感到颤抖，感到喘不过气来。她感觉有个男人在啃墙壁，感觉坐在对面的老太太的腿有整节车厢那么长，感觉那个身上落满雪花的人对着她的耳朵喊了一声……原来是到站了，到了位于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地中间点上的博洛戈耶站。安娜走出车厢透透气，“狂风和暴雪迎面朝她扑来，跟她争夺车门，她觉得这也很快活……那风好像就在等着她呢，这时高兴地呼啸起来，想把她卷起来，把她刮走”。

就是在这个站台上，就是在这场暴风雪中，渥伦斯基突然出现在安娜面前：“您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没办法不这样做。”于是，“暴风雪的恐怖景象，安娜此时觉得更加壮美了”。

暴风雪是俄国文学中的常客，常被作为一种具有破坏力的自然因素，一种摧枯拉朽的原始力量。在普希金的短篇小说《暴风雪》中，一场风雪暂时阻碍了两个有情人的教堂婚礼。但是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暴风雪却是安娜内心激情的外化，它既象征着一场涤荡一切的情感风暴，也预示着一种吞噬一切的欲望之火，就像勃洛克在他的组诗《雪面具》中把爱情形容为“雪篝火”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紧接着这场暴风雪之后的场景，就是安娜在彼得堡车站与丈夫的见面，也就是说，在这场暴风雪之后，卡列宁的耳朵就在安娜的目光中变形了，变得难看了。

在具有东正教信仰的俄国，蜡烛常被视为光明的象征，信仰的象征，生命的象征，灵魂的象征。列文因为“衬衫事件”而迟到，在他走进教堂时，斯吉瓦·奥勃朗斯基跑过来，半开玩笑地问他用什么样的蜡烛，是用点燃过的还是没点燃过的蜡烛，因为价钱不一样，列文坚定地说：“对！对！用没点燃过的！”

婚礼开始时，“教堂里一片肃穆，就连一滴蜡烛油落下来的声音都能听见”。然后，“教堂司祭点燃两支雕花蜡烛”，交给了列文和吉蒂，两位新人手持蜡烛，接受神父的祝福，“吉蒂那拿着蜡烛、戴着长手套的手颤抖起来”。婚礼上的蜡烛给列文和吉蒂带来了希望和幸福，照亮了他俩之后的生活道路，而陪伴安娜生命最后一夜的蜡烛，却成了她生命之火熄灭的象征。

“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在一支残烛的微光中望着天花板的雕花檐板和屏风投上去的一片阴影”，想象着她死后渥伦斯基会有怎样的反应。“突然，屏风的阴影晃动起来，把所有的檐板、整个天花板全都遮住，另有一些阴影从另一边朝她涌来；有一刹那所有的阴影都散了开去，可是后来又飞快地涌上来，晃晃悠悠，融成一片，于是又是一片黑暗。‘死神！’她想道。

她害怕得不得了，老半天都不明白她是在什么地方；原来是那支蜡烛点完了，灭了，她想再点燃一支，可是两只手哆哆嗦嗦，老半天都摸不到火柴。”等到终于点燃蜡烛，她举着蜡烛走进渥伦斯基的书房，用烛光照亮熟睡中的渥伦斯基的脸，“忍不住流下了深情的热泪”。

细节作为小说中最重要的构成因素之一，却似乎一直没有获得小说理论家们的足够重视。对于小说的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情节、语言等范畴，人们的论述汗牛充栋，而关于小说细节的理论阐述却很少见，这或许是因为小说细节的呈现过于庞杂、多样和分散，难以定性和归类，难以进行理论上的把握和概括。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中分别探讨了小说的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模式和节奏，却未论及细节。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他的随笔《车站小吃部里的老人》中引用了契诃夫的一句名言：“没有细节，物就没有生命。”他在这篇随笔里还写道，文学作品中的细节是精挑细选的结果，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类选择都是借助艺术直觉完成的。

善于“发见和把玩细节”，也被纳博科夫视为优秀读者的秘诀之一。阅读一部小说，说到底就是阅读其中的细节。对细节的感悟和阐释，就是读者与作者彼此心照不宣的交流过程，就这一意义而言，或许存在着某种细节的接受美学。

小说中好的细节都是“能说话的细节”，其中蕴含着无尽的内涵和寓意，面对这样的细节，每一个读者都必须独自做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解码或填充。

细节运用上的优劣，也是衡量一位作家创作水准的最醒目标准之一。一句当代俗语或许也可以很贴切地用在小说写作上：“细节决定成败。”小说中的细节绝非可有可无的零件和配件，而是小说鲜活的肌体本身，可以说，没有细节就没有叙事，没有细节就没有小说。如果说一部小说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细节就是它不可或缺的“细枝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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