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国雄（右）与何蜀在一次研讨会上
康国雄，蒋介石的干儿子，高中毕业后，康国雄考入了南开大学经济系，后分到了北京机械学院任教。
“文革”中因“蒋介石干儿子”的罪名蒙受了严重冲击。
改革开放后，康国雄参与了创办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工作，使得朝阳区职工大学跻身市十所重点职工大学的行列。
1941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之时，陪都重庆不断遭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我父亲为了全家人的安全，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买了一块地（一个小山包），盖了房子，挖了防空洞。
黄山——蒋介石和他夫人的别墅就建在这里——再往前就到汪山，我家别墅就在汪山马路边上。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经常在周六或周日下午从黄山乘车到汪山。到了汪山，离我家别墅前不远，就双双下车，沿公路散步。
有一天，蒋介石夫妇二人在我家后山坡野餐。我家有仆人看到了，说：“看，那是蒋委员长！”
大人们站得远远地仰着头观看，我和妹妹出于好奇，悄悄爬到后山树林边去偷看。有几只警犬冲我们叫，被蒋介石的侍卫官制止了。
蒋介石夫妇见到是两个小孩，也觉得好玩，便亲热地招呼我们过去，并叫侍卫官把警犬牵走。我从小就不怕陌生人，大大方方地迎上前去，妹妹跟在我身后。
蒋介石和宋美龄席地而坐，地上铺了一块白桌布，放了点心、饮料之类。蒋介石很和蔼地问我姓名，住在哪里，在哪里上学等，还给我们兄妹二人各一块点心。临别时，他还说：“小朋友，我们下次来，再找你们玩。”
这就是我和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
从这次之后，蒋介石每次来汪山散步，经过我家门口时都要叫上我。蒋夫人同来时，也会叫上我妹妹，让我们陪他们散步、聊天。
儿时的康国雄与其胞妹合影
后来，蒋介石来汪山叫上我陪他散步，几乎成为惯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散步到我家门口时，都用很重的浙江地方口音叫我“国雄，国雄”。侍卫官马上跑进我家来，叫我去陪蒋委员长散步。
从此，只要看到有宪兵在马路两旁开始站岗放哨，我就知道他们要出来了，我就会主动站在我家前面的花园里等着。
在和我闲聊中，蒋介石最喜欢提的问题是老百姓生活方面的。对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我多少有些了解，居然能答得上来，这使他很满意。他还经常让侍卫官给我送一些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来的水果和糖块。
就这样一起散步许多次以后，蒋介石偶然想起问我，你姓康，你们家与康心如什么关系？我答道，康心如是我的父亲。他这才恍然大悟地说：“哦，你是康心如的儿子！”
那时，我父亲在重庆独立经营美丰银行，影响很大。1939年，蒋介石指定我父亲担任了重庆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长，任期四年。
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争取对中国抗战的外援，宋美龄曾只身去美国。蒋夫人从美国归来后，蒋介石派一位侍卫官给我送来一件从美国带回来的小礼品，一枝51型“派克”钢笔，还附了一张名片，比通常的名片略大些，什么头衔都没有，就是中间有“蒋中正”三个字。我一直保留了若干年。
1953年，我在天津南开大学念书，一次划船时，钢笔不慎失落在河中。也幸亏丢失了，否则在以后的几次运动中，它只会给我带来麻烦。
有一次，蒋介石约我在某天傍晚四五点钟去黄山他的官邸玩耍。
按约定时间，我一人步行到黄山。卫兵问我找谁？我说是委员长约我来的。卫兵打了电话进去，没多久，一位面熟的侍卫官出来，把我带进一个大房间。
房间里，好多人正围坐在一张圆桌旁吃饭。我一看，都是蒋委员长身边的侍卫官。大家都认识我，纷纷说：“国雄来了！”
只有一个瘦高个子我从未见过，他站起来，给我的印象是比那些侍卫官都要高。他叫我坐在他身边一起吃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胃口很好，一边喝酒，一边吃菜，谈笑风生。许多侍卫官都向他敬酒。
他问我：“你该叫我什么？”他想了想又说，“就叫我蒋二哥吧。”
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个称呼的含意。
饭还没吃完，他对一个侍卫官说：“你打电话，问爸起来没有？”他接着说，“转告一声，国雄已来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是蒋委员长的二儿子蒋纬国。
我父亲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关系很好，于右任和监察院的一些人常来我家玩。
有时他们见到我，就开玩笑说：汪山有两个要人，一个是张季鸾（《大公报》总编辑），一个是康国雄；别的人到黄山官邸去见蒋委员长，侍从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表掌握好时间，一般不能超过半小时，只有张季鸾和康国雄去，侍从室不限制时间。
我父亲的一些同事还对他开玩笑说，你儿子比你有本事，委员长要见你，是给你下条子；委员长给你儿子送东西，是递名片……
因为于右任的关系，杜聿明、关麟征这些陕西籍将领也来过我家。杜聿明还送过一把日本指挥刀给我父亲，是他在抗战胜利后参加日军受降仪式后带回来的。那上面还留着血迹，据说可以辟邪，有段时间挂在我父亲的床头。
此外，张群也在我家住过，经常来往的还有何应钦、谷正纲、谷正伦等。有一次，何应钦来了——听说他不愿在外边跳舞，我家为他办了小型舞会。我父亲把我叫到客厅里去，说：来，给你介绍何总长。
我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1945年。
一天，我看到“空军幼年学校”在重庆招生，我去报名，未获批准——因为要小学毕业文凭，而我没有。
我当时就读的广益中学，坐落在重庆黄葛垭山上，与蒋介石的黄山官邸有公路相通。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与三位同学从学校步行到汪山去玩耍。
在路上，突然看见，每距离两三百米有一个宪兵站岗，我明白蒋委员长要出来了。
不久，从远处开来三辆黑色小卧车，我对蒋介石的车很熟悉，一看就知道这是委员长的车队。当汽车擦肩而过时，我叫了一声：“委员长！”
车队一下就刹住了。同学们吓得脸色都变白了，以为我惹了大祸。
中间一辆车门开了，出来一个穿呢子制服的侍卫官，跑过来问：“你们中间有康国雄吗？”
“我就是。”我敏捷地回答。
他说：“委员长要你过去。”
我就小跑过去。蒋介石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跑到车门口，见他坐在里面。他问我上哪儿，我说回汪山。
他说：“可上车来，我送你去。”我说还有三个同学。他说：“让他们都来，一起走。”
我们四人都上了蒋介石乘坐的那辆汽车，中间还有一排活动座椅，他们三人正好坐下，我与蒋介石同坐一排。
在车上，我告诉蒋介石，我想考“空军幼年学校”，因为我没小学毕业文凭，不让我报名。他说，没关系。他马上对坐在司机旁的一位叫余滨东的侍卫官说，你带他们办一下手续。余满口答允，当天是周六，余要我们下周一到重庆曾家岩蒋委员长官邸找他。
到了下个星期一，我们四人一起去曾家岩蒋氏官邸。找到余侍卫官后，他带我们四人到空幼招生委员会报名处。
不久，我收到“空幼”录取通知书。从此我就不再上学了，等着去空军幼年学校，并且做起了开飞机上天的美梦……
当时父亲不在重庆。因为美丰的分行很多，他自己每年都要去查账。母亲托人把这事通知了父亲。父亲给我寄来一封长信，臭骂了我一通，说我不好好念书，异想天开想从军，信中还说我“居然还去找蒋委员长疏通”等等。但是，当时父亲已对我有点无可奈何。
正当此时，日本无条件投降了。“空幼”学校原定8月底到灌县集中，由于日本投降，集中日期推迟到9月。
父亲正好于8月上旬返渝，对我做了许多思想工作。他说，既然战争结束，已无仗可打了，再去当兵就没有意思了，并说今后主要搞经济建设，还是应该留下来读书，不要再去“空幼”了。
我终于被父亲说服，打消了去“空幼”的念头。
与我一起报名的那三个同学，有一个体检时被淘汰，另外两个都考进去了——而这后来就成了他们的一项“反动罪行”。
蒋介石最后一次问起我，是在1949年底。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夕，经过重庆，他自己已没有汽车，由当时的重庆市市长杨森出面，征用了我父亲的私人小卧车。蒋介石乘车时，和我家司机聊天，得知车主是我父亲后，还向司机打听我的情况。
后来司机回来了，还给我说，蒋总统都还记得到你，还问了你的。
我与蒋介石交往的故事，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这是一段很有趣的美好回忆，就跟每个人都有的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一样。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这一段发生在童年时期的插曲，却牵连着我的个人前途，我为此而受到打击和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