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28日，重庆的多家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八十多岁老人蹲在“11·27大屠杀”殉难烈士墓碑前，为先烈们焚烧冥钞，嘶哑着声音不停地忏悔……
很难想象，这个名叫杨钦典的老人，在1949年亲手杀害了“小萝卜头”宋振中。可就是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刽子手，为何却安然无恙地活到了八十多岁？
他的故事真是说来话长……
1918年，杨钦典生于河南漯河周庄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好在父母开明，省吃俭用，让他上了两年私塾。
1940年春，由于粗通笔墨，杨钦典考入胡宗南开办的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两年后，他顺利毕业被分到胡宗南部一个骑兵部队。
谈及为何要扛枪参军？按照他的话说：当年想过留在家里务农，或担任小学教师。可世道不太平，倒不如参军入伍，不仅一天能吃上三顿饱饭，若是真的上战场也毫不含糊。
由于身材魁梧、长相英俊，杨钦典没有被派往前线，先后担任蒋介石警卫团警卫，一度负责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政要的安全警卫。
1945年，他被派到重庆歌乐山集中营担任白公馆看守班班长，主要负责看守关押在白公馆内的重要“政治犯”。
白公馆与渣滓洞关押的“政治犯”，大多数都是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因国民党滥用酷刑，导致这两处地方臭名远扬。
在这里，杨钦典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一些心地良善、思想进步的“犯人”，其中包括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黄显声将军，以及担任杨虎城秘书的宋琦云。
经过几次简单的接触，罗世文、黄显声、宋绮云等人发现杨钦典出身贫苦，当兵的初衷只是为了躲避战乱，混口饱饭。一有机会便对其灌输革命道理，开导他不要继续为蒋介石反动政府卖命，要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早日弃暗投明。
当王朴、罗广斌、周从化等三十多名共产党员和民革干部被关押到白公馆后，同样尽全力教化杨钦典。
其实，进入国民党工作的这几年，杨钦典早已发现内部官僚体制极其腐朽落后，高级干部大肆中饱私囊，中下层干部同样胡作非为。
不过，杨钦典当时思想觉悟还不高，他瞻前顾后，怕和这些“政治犯”走得太近，会被上级发现，只好在职权范围内不为难他们。
在耳濡目染之下，杨钦典的思想还是有所转变，开始为这些“犯人”传递口信、交换书报，延长他们在外放风时间。
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接着迅速挥师挺进华南，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眼看大势已去，他指示毛人凤把重庆集中营的“政治犯”杀掉一批，其中就包括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
1949年8月下旬，白公馆特务头目陆景清叫来看守班长杨进兴、安文芳以及杨钦典，让他们杀害杨虎城及其一双子女，包括杨虎城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与其妻子徐林侠，小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
陆景清怕人手不够，又喊上了两名特务王少山、熊祥，刺杀时间定于1949年9月6日晚。
据重庆有关方面保存的一份《审讯笔录》记载，杨钦典是这样回忆其参与杀害小萝卜头宋振中的经过：我们几个特务在戴公祠外面的那间屋子藏着，等到宋绮云和他的儿子宋振中走进里面的那间屋子，我一下冲进去，双手卡住宋振中的脖子，按倒在地上。此时，这个小孩还没有咽气，在痛苦呻吟，杨进兴杀死宋琦云后走过来，用刺刀一下就扎在宋振中的脊梁处……
显然，杨钦典不管自愿还是被迫，他直接参与了杀害杨虎城及宋琦云一家。血案结束后，杨钦典一直沉浸在深深的罪恶感和自责中。
眼看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内心深处一日比一日惶恐不安。狱中的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对其传授革命形势和我党政策教育，让杨钦典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考虑。
还有一件事情深深震撼到了他。
那是1949年10月中旬的一天，杨钦典巡逻到白公馆一牢房门口，被里面的“犯人”罗广斌喊住了，他说：“老杨，你知道吗？新中国已经成立了。”
杨钦典一惊，四下看了看，小声说：“你可别乱说话！”
罗广斌继续自顾自地说：“听我一句话，国民党就要完蛋了，别给他们卖命，你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