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二婶，你打我吧，我知道错了。＂那年我五岁，仰着小脸对眼前高大的女人说道。
她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竹条，脸上表情严肃，眼神却有一丝我当时读不懂的复杂。
我叫周明志，那年母亲把我交给二叔家，就再也没回来过。
记得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北风呼啸，天空灰蒙蒙的，好像随时会掉下雪花来。
母亲穿着一件磨白的棉袄，领口处补了好几块不同颜色的布片，手上的冻疮裂着口子，却还是紧紧拉着我的小手。
我们走了整整一天的路，从村子到县城边上二叔家，一路上母亲几乎没说话，只是时不时地擦一下眼角。
二叔叫周建国，那时候在县煤矿当工人，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满脸黑灰地回来，是村里最早的工人，大家都挺羡慕的。
二婶王桂芝在家带着他们的儿子周明亮，比我大两岁，瘦瘦的孩子，总是安静地坐在一旁看书。
二叔家的院子不大，一间砖房，一间土坯房，中间一棵老槐树，树干上刻着许多年轻人的名字，二叔说那是他小时候和伙伴们留下的。
＂建国啊，嫂子实在没法子了，＂母亲站在院子里，声音哽咽，＂家里揭不开锅，她爹又瘫在床上，我得出去找活路，可带着孩子没法子谋生。＂
二叔二婶对视一眼，二叔点了点头：＂嫂子，你放心去吧，明志就交给我们。＂
二婶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接过母亲手里的包袱，里面是我仅有的几件旧衣服。
＂你二叔家也不宽裕，可我实在没法子了。＂母亲蹲下身子，眼里含着泪，摸着我的脸说，＂明志，你乖乖的，等娘有出息了就来接你。＂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其实心里早已慌得不行，拼命拽着母亲的衣角不放。
母亲最终还是走了，背影消失在冬日的暮色里，只留下我站在二叔家的院子里，眼泪鼻涕一起流。
那晚上，我哭得嗓子都哑了，二叔试着哄我却不得法，只好去上夜班了。
二婶没哄我，也没骂我，就那么坐在我床边，一直等到我哭累了自己睡着。
我迷迷糊糊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小手被一只粗糙温暖的大手握着，二婶就坐在床边，眼睛里布满红血丝。
二婶的规矩多，要求特别严。
早上鸡叫第一遍我就得起床，帮着烧火做饭；放学回来必须先做完作业，才能玩；吃饭时筷子不能离开嘴巴超过三寸，说话也得轻声细语。
稍有不对，二婶的竹条就会不客气地落在我的腿上。
冬天的早晨特别冷，炕上暖和得很，可我还是得爬起来，摸黑去院子里的柴垛取柴，生火做饭。
有时手冻得通红，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可不敢哭出声，怕二婶说我没出息。
夏天倒是不冷了，可天一亮就得去院子后面的小菜地里拔草，浇水，蚊子咬得手臂上全是包。
我常常羡慕村里其他孩子，放学后可以在村口的大树下玩耍，追逐打闹，而我却必须回家干活学习。
＂这孩子是来当少爷的还是来当祖宗的？＂隔壁李大婶经常隔着院墙这么说，声音大得很，明摆着是让我们听见。
＂王桂芝，你也太苛刻了。孩子他娘不在身边，你这样对他，日后人家回来找你算账咋办？别人家的孩子都是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二婶从不解释，只是抿着嘴继续她的严厉。
我心里恨她，觉得自己就像个多余的人，每天数着日子，盼着母亲早日回来接我走。
上学后，我发现自己在学习上还挺有天分，特别是算术，常常得老师表扬。
回家后我迫不及待地把奖状拿给二婶看，期待得到一句夸奖，可二婶只是扫了一眼，说：＂有啥了不起的，不过是会做几道算术题，种地能用上算术吗？赶紧去把院子里的水缸打满。＂
我的高兴劲一下子全没了，委屈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却又不敢流出来。
那时候，院子里的老槐树成了我唯一的朋友，我经常爬到树上，看着远处出村的路，幻想着母亲哪天会从那条路上回来接我。
有一回，我放学路上被几个大孩子欺负，说我是没人要的孩子，书包被扔进了水沟。
我害怕回家挨打，在学校外的树下坐到天黑。
天上下起了雨，先是小小的雨点，后来越下越大，我浑身湿透了，肚子咕咕叫，冷得直发抖。
黑暗中，远处有个提着灯笼的身影在雨中行走，一点一点向学校这边移动。
突然，那个熟悉的身影撑着伞向我走来。
是二婶。
她的头发被雨水打湿，贴在额头上，脸色阴沉得可怕。
我低着头，等着挨骂，可二婶只是问了一句：＂饿不饿？＂
声音不像平时那么冷。
我点点头，眼泪不听话地流下来，和雨水混在一起。
她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我身上，背起我往家走。
一路上，她的后背很温暖，雨水顺着她的头发流到脖子里，她却没有一声抱怨。
我能感觉到她走得很吃力，毕竟我已经是个十岁的孩子了，不再是当年那个瘦小的五岁男孩。
回到家，二婶二话不说，煮了一碗面，还打了个荷包蛋放在上面。
那是我来二叔家后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
吃完饭，二婶给我倒了热水洗脚，然后拿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些草药，捣碎了敷在我被大孩子踢伤的膝盖上。
＂明志，你记住，＂二婶一边包扎一边说，＂做人不能太软弱，这世道不容易，你得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我点点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第二天早上，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书包已经洗干净晾在院子里了，湿透的书本被小心翼翼地摊开在炕上晾着。
我上初中那年，学校举行运动会，我参加了八百米长跑。
比赛那天，天气格外热，操场边围满了人，大多是来看自家孩子比赛的父母。
我站在起跑线上，心里有点发虚，因为知道家里不会有人来看我比赛。
比赛开始了，第一圈我跑得还不错，第二圈开始觉得累，到最后一圈时已经气喘如牛，两腿像灌了铅，差点放弃。
忽然，人群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明志，加油！跑下去！别认输！＂
我抬头一看，竟是二婶站在那里，双手握拳高高举起，脸上的汗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她平日里从不参加任何学校活动的呀，工作队里的扫盲班都是托人请假不去的。
那一刻，我像是突然有了使不完的劲，硬是咬着牙冲过了终点，最终跑到了第二名。
比赛结束后，我到处找二婶，想告诉她我得了奖，可人群中早已没了她的身影。
回家路上，我看到前面一个熟悉的背影急匆匆地走着，我快步追上去，发现二婶的衣服上沾满了泥土和草叶，头上还有稻草，原来她是从地里赶来的，看完我比赛又急着回去干活。
＂二婶，我得了第二名！＂我兴奋地跑到她面前。
二婶瞟了我一眼，淡淡地说：＂第二名有啥好高兴的，不是第一就是输家。＂
我的兴奋劲一下子全没了，可心里却不像以前那样难受，因为我知道二婶是在乎的，否则她不会放下农活来看我比赛。
十六岁那年的一个下午，二婶上街买东西不在家，我在找课本时，无意中发现了床底下的一个木盒子。
那是个旧木盒，上面落了一层薄灰，看起来很久没人动过。
我好奇地打开一看，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我从小到大所有的奖状、作文本，甚至还有我画的歪歪扭扭的画。
这些东西，有些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二婶却一直保存着。
盒子最底下，还有一张我和母亲的合影，是我唯一的一张和母亲的照片，我以为早就丢了。
那一刻，我感到一阵酸楚，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悄悄松动了。
那一年夏天，我帮生产队割麦子，在田埂上遇到了同厂办中学的田亮。
他家在供销社对面，他娘是社里的营业员，家境在村里算是不错的。
＂明志，你知道吗？＂田亮擦着汗水对我说，＂你二婶上次在供销社门口卖手工活的时候，跟我妈说你多有出息，说你将来准能考上大学，让我多跟你学学。＂
我愣住了。
二婶在背后夸我？那个每天都板着脸，动不动就罚我的二婶？
＂真的假的？＂我有点不敢相信。
＂我骗你干啥？＂田亮拍拍我的肩膀，＂我妈还说，你二婶真是个好人，这些年把你拉扯大不容易。你知道不，她每天天不亮就去地里干活，回来做饭，下午还要做些手工活贴补家用，晚上纳鞋底到很晚。＂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学费、书本费、甚至是学校组织春游的几块钱，都是二婶靠做手工活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二叔在矿上的工资本就不高，还要养活四口人，家里的口粮也不够，二婶就在闲暇时做些手工，或帮人洗衣服，从不让我和二叔知道。
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在村口看到二婶蹲在河边，和几个妇女一起洗衣服。
她的手在冰冷的水里泡得发白，却还是麻利地搓着衣服，脸上的表情认真而专注。
我站在远处，突然不敢上前。
十七岁那年冬天，煤矿出了事故。
那天雪下得很大，我放学回家，远远地看到村口围了一大群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
我挤进人群，听到有人说：＂周建国被埋了，不知道能不能挖出来。＂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撒腿就往矿上跑。
到了矿上，现场一片混乱，救援队正在紧张地工作。
我看到二婶站在人群最前面，脸色惨白，手紧紧地攥着衣角，嘴唇都咬出了血。
我走到她身边，轻轻地叫了一声：＂二婶。＂
她转过头，眼睛里全是惊慌和无助，那一刻，我第一次看到了二婶的脆弱。
等待的时间特别漫长，每一分钟都像一年那么久。
晚上十点多，救援队终于把被埋的矿工一个个救出来了。
二叔是最后一个被救出来的，全身是血，腿被石头砸断了，但好在保住了性命。
那段日子，二婶既要照顾二叔，又要操持家务，还要帮我和明亮辅导功课。
她常常忙到深夜，我有次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她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着二叔的工作服，眼睛里满是疲惫，额头上的皱纹在灯光下格外清晰。
